《《大汉开国风云》》晓翔

10、第9章

　　为了稳固地位和权利，刘恒即位之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表彰、赏赐功臣。凡是在推翻诸吕和拥立过程中立功的，一一表彰他们的事迹给予厚赏；功大无爵的，除赏赐外，再封侯。下诏表彰功臣。首功为周勃，而周勃原为绛侯，就在原先基础上增封食邑1万户，赐金(指铜。下同)5000斤。丞相陈平、将军灌婴增食邑三千户，赐金1千斤。典客刘揭从吕禄手中夺取了将军印绶，使周勃得到了军权，功劳卓著，赐金千斤，原无爵，封阳信侯。等等。对于从代国陪同他来长安的巨僚，专门进行了功绩登记，首功自然数宋昌，封宋昌为壮武侯。安置亲近官吏。凡自代国随从而来的，一律安置在重要位置。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长安南北军；其余六人，“官皆至九卿”，舅父薄昭为车骑将军，封轵侯。恢复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被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立赵幽王刘友子刘遂为赵王；等等。对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68人益邑各300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者，食邑600户”；等等。

　　汉文帝一年(公元前179年)正月，有关大臣请汉文帝刘恒早立太子，是为了尊崇宗庙。刘恒下诏说：“朕德行浅薄，上苍神明并不情愿享受我对他们的祭祀，天下百姓也认为我还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皇帝。今天不能广求天下圣贤有德之人来接替帝位，却建议要立太子，这就使我的薄德更亏了。这怎么能满足天下的人对我的期待呢？立太子事暂缓计议。”大臣们又上奏:“早定太子正是以宗庙社稷为重，证明皇上时时把天下大事牢记于心的。”刘恒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年高德劭，具备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对治理国事了如指掌。吴王、怀南王与我是兄弟。他们都是秉德以辅佐我，这岂不是早就安排好了皇位继承人么！各侯王宗室兄弟中有不少功臣，有不少贤德仁义之人。要是从上述贤人中推举有崇高德行的以接替我不能胜任的帝位，这就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了。今日不去推选贤人，而一定要立太子，人们就会认为朕忘记了贤德之人，而一心要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不是真正的关心天下大事，朕实不愿采纳。”大臣们再三请求说:“古代殷、周得天下，长治久安近千年。以往有天下的都不及殷、周相传久远，就是因为殷周都采用传位于太子之道。立太子一定要是皇帝的儿子，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高皇帝开始平定天下，建立诸侯，成为刘汉皇帝的太祖。各侯王列侯开始受封国的，也都成为封国的国祖。子孙继承，世世不绝，这是天下公理，所以高祖立太子以安定四海。今日放弃应该立子为太子的事不办，而另从诸侯宗室中去进行推选，这不是高帝的原意。另行推选是不合适的。皇子启是长子，敦厚慈仁，请皇上立他为太子。”刘恒最后终于同意了。

　　刘恒即位不久，就下达诏书，令列侯离开京师，到各封国去，以“教育其民”。诏令指出:“列侯都要到自己的封国里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是对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这道命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诏书下达一年之久不见行动。刘恒有些恼火，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托辞不走。丞相(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刘恒的诏书颇具深意，当然是针对列侯认为要他们归封国是对他们的不器重；从列侯们的愿望说，除了封给他们享受特权的爵位以外，当然也还想在京师寻找到有权限的职位，所以托辞不走。刘恒要丞相带头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他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免了周勃的丞相，周勃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东)。然而，刘恒的列侯到封国这一措施中，恐怕确实也有一批他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一位。

　　刘恒即位后，认为周勃亲自将兵诛杀诸吕、 安定刘家天下，功绩卓著，想进一步提升他。丞相陈平体察帝意，装病不上朝，欲把相位让给周勃。刘恒顺水推舟，把丞相之职一分为二，授周勃右丞相之职，位次第一，以陈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向刘恒指出，对周勃过分谦恭的态度，使得“臣主失礼”。其实刘恒何尝不正在为此而苦恼！自那以后，在上朝的时候，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

　　周勃是将才，身经百战，统军有方，但他出身平民，治国之道不足，处理政务时，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一次孝文帝刘恒在朝上问右丞相周勃有关天下赋税的情况，周勃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而陈平却对答如流，这使周勃感到很尴尬。恰好又有人劝周勃说：“您已经诛灭了诸吕，迎立了代王做皇帝，威震天下，您受了丰厚的赏赐，处在尊贵的地位，得到了皇帝的宠信。这样久了，恐怕会有大祸降到身上。”周勃甚是恐惧，也自感危险逼近，左思右想，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就向皇上谢罪辞职，请求归还相印。刘恒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由于没有合适人选，刘恒又让他当了丞相。可文帝又担心周勃功高欺主，所以，不久就发布诏令，让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刘恒对周勃的畏惧和戒心不因周勃回封国而减少半分。周勃一面维护刘氏皇权；另方面，在皇帝废立问题上，他又要以能够保障汉初功臣的利益为前提。他担心吕氏立的小皇帝长大后向功臣开刀，坚决废掉；他反对齐王和淮南王继承皇位，都是因为他们的母家人不好，有可能象吕产、吕禄那样侵凌功臣。汉文帝元年，立窦氏为皇后，他又特别注意窦氏的两个弟弟。他对将军灌婴说：“我们这些人不死，性命就悬在这两个人手中”，要不重视，他们“还会仿效吕氏。这是大事情呀！”为此，他特意“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使其“不敢认尊贵骄人”。他做了周全的考虑与准备。就是周勃到了绛县(今山西运城东北)，刘恒仍担心他会造反。周勃也时常担心文帝对他采取不利的举动，所以，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视绛县，出于礼节拜见他时，他都要身披铠甲，命令家人手执兵器，站在厅堂两边，以防万一。这一行动常使人怀疑，不久，便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周勃要谋反。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又交给长安方面去办，逮捕周勃。当时，朝中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替他说情，只有袁盎申明周勃无罪。周勃下狱后，狱吏对他进行审问。周勃很害怕，也不知道怎么答辩，连狱吏也渐渐欺凌和侮辱他。他就把千金黄金送给狱吏，狱吏就给她出主意，在公文板背面写字向他示意，上面写着：“以公主为证人。”公主，即孝文帝刘恒的女儿。当初，孝文帝刘恒很器重周勃，就将女儿嫁给周勃的长子周胜之为妻。所以，狱吏就让周勃以公主做证人。周勃又把皇帝平时给自己的赏赐送给薄昭，求他说情。薄昭是汉文帝刘恒生母薄太后的弟弟，被封为轵侯。到了案件加紧审理时，薄昭就到薄太后那里替周勃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干谋反的事。汉文帝刘恒临朝时，薄太后抓起头巾向文帝掷去，说：“绛侯身挂皇帝赐给的印玺，在北军率领军队，不在那时谋反，如今身居一个小县，反倒要谋反吗！”汉文帝已经看到了绛侯周勃在狱里的供辞，于是向薄太后谢罪说：“狱吏刚才查清楚了，马上放他出狱。”于是派使臣手持符节释放绛侯，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绛侯周勃出狱后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然而如今才知道狱吏的威风啊！”周勃又回到封国。于孝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去世，谥号为武侯。刘恒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心地最善良的皇帝，却如此地对待周勃。皆因为皇权政治使然。皇权下的悲剧在所难免的原因是，当权者头上都悬着一枚达摩克里斯之剑。后来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以更加凄惨的情节重复了他父亲的这种悲剧就不足为奇了。

　　刘恒在治理国家上，以休养生息，安定百姓为主。在位期间下过两道颇为动人的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天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民众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来！”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食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的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出个法令来。”接着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八十岁以上的，由政府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九十岁以上的，每人另加帛二匹，絮三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符合规定的，预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这些诏书或法令对安定百姓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于恢复饱受战乱的汉初经济，无疑是一种现实而有效之举。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刘恒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治番禺，即广东市)、象郡(治临尘，即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赵佗与吕后当政的汉朝中央政权关系一度紧张，汉朝与南粤的矛盾激化。吕后随即派遣大将隆虑侯周灶等前去攻打赵佗，但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方一带炎热和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赵佗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他把赵佗的亲族兄弟召来，给以尊贵的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刘恒对北方匈奴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并重的原则，秉持“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的基本原则，确保了边塞地区的安定。汉文帝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辖境在宁夏贺兰山、青铜峡、苦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治所马领，即甘肃省庆阳西北)，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汉文帝刘恒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外即还，不能有所杀。

　　汉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中行说是西汉时文帝时人，战略大师，原为宫廷太监。后来因为汉文帝强迫中行说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中行说对汉王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成为单于的谋主。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六万骑兵，分两路，每路三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中部，即，土默符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治在云中，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杀掠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飞孤口。古时险要的关口。今河北涞源县北)；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驻屯细柳(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地名，在今西安市北)，宗正刘礼驻霸上(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中国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尤其在饥荒连绵的汉初，农业生产则显得更加重要。从皇帝到官吏，从政治家到思想家都视农为根本，视商为末业。刘恒常把“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和“道民之路，在于务农”挂在嘴上。他曾“开藉田”(皇帝象征性的耕种土地，以奉宗庙，劝民务农)，“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倡导节用以便民。刘恒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说：“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多，开销太大，卫将军(驻守长安军队的长官)所属的军队要撤销。太仆(掌管车马和各种杂物的官职，属九卿)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站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对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需要“百金”的费用。话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经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之风气。

　　刑罚，是治国中的大问题。轻，未必为是；重，未必为非。汉文帝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年“断狱四百”。

　　关于减轻刑罚，汉文帝进行了两次讨论。第一次，是汉文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关于废除收孥连坐法的讨论。汉朝沿袭秦朝法律，对重罪犯，除其本人受刑以外，要诛连亲族，叫“连坐”。有的要将其父母、兄弟、妻子一起处死，叫“夷三族”；有的将其父母、兄弟、妻子收捕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只收捕其妻子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孥”。“夷三族”的做法，早在吕后当政时期已从法律上废除，刘恒要继续废除连坐法中的收孥做法。他对臣下说：“法律，是用来禁止暴行卫护好人的。犯法的人已经判了罪，这使他没有罪的父亲、妻子、兄弟连坐治罪或者收捕官府当奴婢，我很不赞成。得议论议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说：“这个办法是要从心理上施加压力，使人们不敢犯法。‘收’的法律已经实行很久了，我们想，还是不废更方便。”刘恒说：“我听说，法律公正，民众就会诚实；判罪恰当，民众就会服从。而且，管理民众，引导民众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民众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民众，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做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就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第二次， 关于废除肉刑的讨论，是由一起具体案件引起的。齐国的太仓令(管粮库的长官)淳于意是山东临淄人，他年轻时爱好医术，拜名医公乘阳庆为师，学习医术。淳于意得到公乘阳庆的真传，医术非常精湛。他喜好周游各地，四海为家，有时不能给病人治病，因此病人多有怨恨他的。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有人到朝廷控告淳于意，朝廷根据刑律、罪状，判定淳于意处以肉刑。按西汉初年的律令，凡做过官的人，受肉刑必须到京城长安执行。因此，淳于意被用传车押送到长安受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淳于缇萦是其最小的女儿，她们跟在车后哭泣。淳于意怒骂道：“没有男孩子，到紧要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缇萦听到这话很伤心，就随父西行长安。上书朝廷说：“我父亲是朝廷的官吏，齐国民众称赞他廉洁奉公，现被判刑。我痛心的是，人死不能复生，受刑致残也不能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不能如愿。我情愿自己在官府做奴婢来替父赎罪，使父亲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刘恒读到这篇上书，大为感动，立即给御史大夫下令说：“现在法令规定了三种肉刑(指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劓刑，即割掉鼻子；斩左、右止，即锯掉左脚或右脚”，而奸邪的事，仍禁止不了，其原因在哪里？还不是因为教育不明白！教育方法不对头，愚昧无知的人就陷进了法网。现在，人有了过错，不等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想改行为善，也没有办法了，我很同情他们。刑罚竟至于截断肢体，割掉皮肉，终身不能再生。这种刑罚使人何等痛苦，而又是何等的不道德啊！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要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作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昌、御史大夫冯敬似乎有些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定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汉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张苍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152年，西汉丞相，《史记》称为张丞相，封北平侯，阳武县(今河南原阳东南28里)人。张昌精于诗书、音律和历算，是位极有才干的人物。由于他长寿，他是战国末期人，曾在荀子(约公元前313年至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的门下学习，以李斯、韩非等人是同门师兄弟。在秦朝时曾经当过御史，掌管宫中的各种文书档案。后来因为犯罪，便逃跑回家了。等到刘邦攻城略地经过阳武的时候，张苍就以宾客的身份跟随刘邦攻打南阳。后来，张苍因为犯法应该斩首，脱下衣服，伏在刑具上时，身体又高又大，同时还有一身如同葫芦籽一样的肥硕白皙的皮肤，凑巧被王陵看见，惊叹张苍长得好。因此，王陵就向刘邦说情，赦免了他的死罪。这样，张苍便跟随刘邦向西进入武关到达咸阳。刘邦被立为汉王，进入汉中，不久又还师平定三秦。他又跟韩信攻打赵国，亲手擒获陈余，先是被任命代国相国，张耳死后，要辅佐赵王张敖。然后又吊人代国相国，辅佐代王。他因跟随刘邦攻打臧荼有功，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萧何担任丞相期间，他升任管理财政的计相四年。黥布谋反未成而逃跑，汉高祖就立他的儿子刘长作淮南王，命令张苍为相国辅佐他，一去就是十四年(应为十六年)，之后，张苍调任御史大夫。由于张苍和绛侯周勃等人共同尊立代王刘恒为孝文帝，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丞相灌婴去世，张苍继任丞相。张苍对于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王陵感恩戴德。王陵就是安国侯。等到张苍当了高官后，经常把王陵当做父亲一般侍奉。王陵死后，张苍已经是丞相了，但是每逢五天一休假的时候，总是先拜见王陵夫人，献上美食之后，才敢回家。在丞相位上，张苍完成了律历改革。

　　秦朝用《颛顼历》以十月为首，刘邦进抵咸阳，正在十月，张苍遂以十月为岁首，不加改革；他推算五德始终，以为汉朝为水德，颜色尚黑；调整音节，谱写乐章；厘定时令节气；订立百工制作的规程模式。

　　律历改革，从张苍任计相时开始，但直到他任丞相才最后完成。他是汉代律历的创立者，汉人谈律历，都根据张苍的创作。张苍担任十几年丞相之后，鲁国有个人叫公孙臣，他上书皇帝，说汉朝属于土德旺盛时期，其征兆是不久将要有黄龙出现。皇帝下诏把此议交给张苍审鉴，张苍认为并非这样，把这事扔在了一边。但是后来黄龙果然出现在天水郡的成纪县，于是刘恒就把公孙臣召到了朝廷，并任命他为博士，让他负责草拟顺应土德的立法制度。同时，改定元年。丞相张苍也就因此(被)贬斥，他推说年过多病，不再上朝。就在这时，他保举的一名官吏贪赃枉法事发，刘恒最后以他有病为由，罢免了他的相位。这是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八月的事。张苍做了15年丞相。

　　这时张苍已经90多岁了，牙齿全已脱落，吸食年轻女子的乳汁为生。他的妻妾有数百人。免相的第十一年，即汉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张苍病逝，他活了一百多岁。

　　张苍的父亲很矮，高不过五尺。张苍高八尺多，封侯拜相。张苍的儿子更高，承嗣张苍的爵位。到张苍孙子就矮多了，高仅六尺，在一次吊唁诸侯的丧事活动中，犯了不敬罪，褫夺爵位，沦为平民。

　　汉文帝刘恒除诽谤妖言之罪。相传古代帝尧的时候，在交通要衝之处要立上一杆旗子，谁有好的治国方法就可以站在旗子下面发表演讲，官府或者采纳或者参考，这叫“进善旌”；谁要批评政治上的失误，可以写在桥梁两旁的挡板上，因而把这种挡板称作“诽谤木”。刘恒针对诽谤谣言罪的法律下诏说：“古代之君治理天下，朝廷设置有进善言的旌幡，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木牌，其作用是以此让进谏者畅所欲言，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事。现在的法律有一条规定：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被当做荒诞不经的言论，并要给予治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把自己的心里话通通讲出来，因而使皇上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样将如何招来远方的贤良人才呢？因此，这一条必须除去。”据《汉书》中记载：“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也。”汉文帝刘恒废除了秘祝制度。古人信天信神，逢灾遇祸，认为是天降惩罚。刘恒为此下诏说：“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遣冯唐起魏尚。魏尚有一位好朋友冯唐，在朝廷里任郎中署长。有一天，汉文帝和冯唐议论时，谈起古代名将廉颇、李牧。冯唐讲起廉颇、李牧的功绩，汉文帝拍着大腿感叹说：“如果我能得到像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大将，还用担心匈奴吗？”没想到冯唐说：“陛下您纵然得到廉颇和李牧这样的人才，也不会任用他们。”汉文帝刘恒不高兴了，说：“你这家伙怎么这样说话？这不是让我难堪吗？”冯唐说：“我是个粗鄙之人，说话不分场合。”汉文帝刘恒知道冯唐并非是不分场合乱说一气。冯唐这样说话是话里有话，只不过说的话，太不客气。刘恒说：“你就不能找个闲处说吗？”冯唐表示了歉意。刘恒正为匈奴入侵的事儿发愁，就问：“那么你凭什么说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那么多胜仗，使赵国威震天下，那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听说，魏尚当云中郡(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及托克托旗一带)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只是因为他在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由此可见，陛下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我是愚人，好说真话，触犯忌讳。死罪！死罪！”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了云中太守职务，又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辅佐战事。

　　汉文帝时，张释之捐官出仕为骑郎，十年未得升迁后经袁盎推荐，任为谒者，因向刘恒陈说秦汉兴亡之道，而补任为谒者仆射，累迁公车令、钟大夫、中郎将等职。张释之是个严格执法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刘恒面前据理争辩著称，由于他执法公正，坚持原则，刘恒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长官)。一次，汉文帝外出行至中渭桥(初称渭桥，始建于秦，西汉时又称横桥，位于长安北三里，横跨渭水，与西渭桥、东渭桥合称渭河三桥)，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惊了汉文帝御驾的马，汉文帝刘恒险些摔下，十分恼火，就命人拘捕了此人，交给廷尉查办。张释之审讯后，依法判定为“冒犯车驾，罚金四两”，上奏朝廷。汉文帝刘恒很生气，认为判决过于轻。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再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个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吏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刘恒说：“廷尉是对的。”

　　又有一次，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刘邦庙里的玉环，被卫士抓获，汉文帝十分恼怒，责令廷尉张释之严惩盗犯。张释之依照相关法律，奏请汉文帝判处斩首。汉文帝大怒，认为应当诛其九族。张释之据法以争，说：“依照法律，斩首是最高处罚了。盗窃宗庙器物就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盗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汉文帝和薄太后商议良久，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张释之一次跟随刘恒和慎夫人到了霸陵(汉孝文帝刘恒陵寝)。汉文帝登临霸陵，向北眺望，指着通往新丰的道路对慎夫人说：“这就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意思说这是往邯郸走的道路啊，从这里走去，就可以到达慎夫人的家乡了。慎夫人听了，顿起思乡之情。接着，汉文帝刘恒让慎夫人弹瑟(瑟，古老的汉族弹弦乐器，共有十五根弦)，自己合着瑟的曲调而唱，心里很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群臣说：“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缝隙用刀切碎的苎麻丝絮堵住，再用漆粘涂在上面，难道还能打开吗？”群臣认为这个办法很好，都随声附和。

　　张释之向前进言说：“如果里面有能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哪里用得着忧虑呢！”汉文帝称赞张释之的说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黄”，是黄帝学派始祖——黄帝；“老”，指道家学派始祖——老子。)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刘恒、刘启等坚持除秦苛法。到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得以倡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已亥日，刘恒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于霸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谥孝文，庙号太宗，年45岁。卒前留下了一篇心情平静的三百四十字的遗诏，其中写道：我听说，纵览天下万物的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理，万物的自然规律，没什么可悲的，当今之世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追求厚葬不惜倾家荡产，朕很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何况朕本人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如今死了，再让臣民长期为朕哭丧，这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人？要因山埋葬，不另起高坟，不要改变那里的地貌和地名，因霸水名陵号；丧期中不要禁止人们娶妇嫁女、饮酒食肉；等等。据载霸陵的殉葬器物只用瓦器，不用金玉珠宝，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时，其他皇帝的陵墓都被挖掘，独有霸陵完存。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3月9日），（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汉文帝刘恒嫡长子，孝文皇后窦氏（即窦太后）所生，西汉第六位皇帝。刘启在父亲为代王时生于代国(今河北蔚县一带)，在代王刘恒入京做皇帝前后，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文帝长子。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启被立为太子，母窦姬为皇后。汉文帝在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病逝，32岁的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母为皇太后。

　　西汉开国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拥有军队，自置官职，至使尾大不掉。到汉文帝时，济北、淮南二王相继谋反，屏藩汉室的诸侯王已成为汉廷的严重威胁。当时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尖锐地指出，藩王势力是汉室的一大病患，必须设法割除；晁错也提出相同见解，主张削藩。但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主张，这个问题汉文帝留给了汉景帝。汉景帝面临的任务是，不处理藩王问题，它就要威胁汉室皇权。在这个问题上，汉景帝刘启充分采纳了晁错的主张。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早期拜师朝人张恢，研读申商刑名之学(申商，指战国时申不害与商鞅的并称。两人均为法家的重要人物)，后又赴济南向伏生(伏胜，公元前260年-公元前161年，曾为秦博士)求学《尚书》，胸怀奇才，博学善辩，汉景帝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家令，太子家上上下下都号称他为“智囊”。汉景帝深知晁错乃旷世之才，即位以后就提拔他担任内史重职，接着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汉景帝之所以重用晁错，是因为他想割除汉朝痼疾，而晁错也正要借机一展雄才。

　　当时，藩王中势力最强大而又最危险的是吴王刘濞。刘濞(公元前216年-公元前154年)沛郡丰邑(今江苏徐州丰县)人，西汉宗室，汉高祖刘邦之侄，刘邦的二哥代顷王刘仲之子。当初，刘邦封他为吴王时，就想过他日后可能要谋反，为此颇有后悔之心，但业已分封，还是好言相劝，让他赴国而去。刘濞性情极为剽悍勇猛且有野心，他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并招兵买马和“任侠奸人”，以扩张势力，图谋篡夺帝位。汉文帝时，刘濞的儿子刘贤入京，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喝酒博弈。刘贤的师傅都是楚人，从而使他养成轻佻、剽悍的个性，平时又很骄矜，与刘启博弈时，为棋路相争，态度不恭敬，刘启就拿起棋盘子打刘贤，不料把他打死了，就派人将其遗体送回吴国去埋葬。刘濞很生气，说道：“天下同一家，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来葬。”刘濞又派人把刘贤的尸体送回长安安葬。刘濞从此产生怨恨，逐渐失去藩臣所应尽的礼节，称病不来朝见汉文帝。朝廷知道他是因为儿子被打死，才称病不入朝的。经过仔细查证，刘濞果然没有病。因此，所有吴国的使者，都被拘留治罪。刘濞对此恐惧了，便加紧谋反的计划。到景帝刘启即位，刘濞已经过40年的准备，成为雄霸一方的诸侯王。

　　鉴于这种情况，晁错主张先削吴王的封地。晁错上疏《削藩策》，同时，上陈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关于刘濞他对景帝刘启说：“过去吴王因太子死于陛下之手，对朝廷深怀怨恨，诈称有病，不来京朝拜天子，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汉文帝不忍加刑，赏赐几杖，允许他不来朝拜，恩德可谓宏厚。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越发放肆，开山铸钱，煮海制盐，诏诱天下逃犯，谋图叛乱。现在削夺他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夺也会造反。削夺，他仓促早反，祸会小些；不削，他准备充分再反，祸患更大。”奏章送上去，汉景帝刘启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体讨论，因汉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削吴的事一时没有定下来。正在这时，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请求诛杀他。汉景帝刘启下诏令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两年前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常山郡；胶西王刘卬因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削减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晁错的父亲专门从颖川赶至京师，对晁错说：“皇帝刚即位，把你列为三公主持政事，你削夺藩王封地，疏远皇帝的骨肉关系，引起四方怨恨，这究竟为的什么？”晁错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安定汉家的江山社稷。”父亲说：“刘氏安定了，而我们晁氏却危险了。我走啦！我不忍心见大祸临头。”说完服毒自尽。晁错不为父死动摇决心，仍然坚持削夺吴国。最后，汉景帝刘启决定削吴会稽、豫章二郡。

　　正如晁错所料，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楚王刘戊、胶东王刘卬等先后被削地，吴王刘濞见朝廷削藩，担心削地没完没了，就想起兵谋反，他首先派人沟通了楚王刘戊，随后又扮成使者亲自前往楚国面见刘戊，达成叛乱盟约。派中大夫应高去游说刘卬。应高说：“吴王不才，因有旧日的仇怨，不敢离开本国到外地去，因此派我来告知他的意思。”刘卬说：“有何指教？”应高说：“皇上任用奸臣，听信谗言，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土地，且征求逐渐增多，诛杀处罚善良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厉害。俗话说：‘吃完了米糠，就会吃米粒。’吴与胶西都是有名的诸侯国，同时被验查，恐怕不得安宁了。吴王身患内疾，不能上朝拜见天子已二十多年，常担心被人猜疑，没法自辩事实真相。即使敛起臂，绑上脚，向朝廷屈膝请罪，恐怕也不能被谅解。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卖爵而获罪，现今诸侯们被削去土地，其罪还不至于有卖爵那么大，我想大王此事恐怕不仅仅削地就可以了结。”刘卬说：“是有此事。你说该怎么办？”应高说：“政务相同的人互相帮助，兴趣相同的人相互留止，情感相同的人互相完善，欲望相同的人互相趋赴，利益相同的人互相死难。吴王认为与大王有同样的忧患，希望借此时机，顺乎天理，牺牲自身，身为天下除去祸患。不知您的意见如何呢？”胶西王一副很惶恐的样子，说：“我怎敢如此呢？皇上虽然逼得很急，使我只有死路一条，但我怎么可以不拥戴他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塞忠贤，朝廷之臣对他都有痛恨之心，诸侯也有反叛之意，人事已到了困极的地步。流星的出现，蝗虫的涌起，这些灾异表明这是万事难逢的好时机。因为忧劳苦的时候，正是圣人诞生之机。所以吴王想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名，在外追随大王车乘之后，走遍天下。所到之处都要投降，所占土地谁敢不顺从？大王若真能一句话答应下来，那么吴王就率楚王攻下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米粟来抗拒汉兵，修治军队的房舍以等待大王的到来。大王果真能降临的话，那么天下就可以统一两位君主平分天下不也可以吗？”刘卬同意举兵，于是应高回去报告了刘濞。刘濞仍担心刘卬不守诺言，就亲自跑到胶西，与刘卬订下盟约。

　　胶西的群臣中有人听到刘卬谋反的事，劝谏说：“诸侯的土地不到汉朝的十分之二，且做出叛逆的事会使太后忧心，不是好主意。现今承奉一个帝王，尚且还说不容易，假使您与吾王反叛汉朝成功，两主为瓜分土地必有争端，祸患就更多了。”但刘卬不听劝谏，派使者去联络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他们都答应了。诸侯对以削地来处罚他们的过错，大为震惊惶恐，大多怨恨晁错。等到削除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一到，刘卬率先起兵反汉，诛杀了所有食禄在两千石以下的汉朝官吏。胶西、胶东、济南、楚、赵等国都是如此，发兵向西反汉。但齐王后悔了，违背了当初盟约而一意加强城池的防备。济北王的城墙坏了，尚未修筑竣工，他的郎中便劫持了他，使他不能发兵反汉。胶西、胶东两王为大统帅，同淄川、济南等王共同攻击临淄。赵王遂也在暗中同匈奴勾结，密谋联合反汉。

　　七国发难之时，刘濞征召他的全部士卒，下令全国说：“我年纪六十二岁，将亲自带兵出征，小儿子年纪十四岁，也将身先士卒，所以凡是年龄在十四岁与六十二岁之间的人，都要应征。”因此调集了二十余万人。又派人到闽、东越去发动，使闽、东越也发兵随从。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甲子那一天，刘濞率先在广陵起兵反汉，然后西渡淮水，与楚军相合。刘濞派使臣送信给各诸侯说：“吴王刘濞恭敬地向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楚、淮南、衡山、庐江等王和已故的长沙王的儿子请教，听说奸臣晁错对天下没有什么功劳，反而要侵夺诸侯的土地，各地诸侯派往朝廷的使者都被拘留问罪。由此看来，晁错专以侮辱诸侯为能事，不以诸侯王的礼来对待刘氏的同胞骨肉，是想灭绝先帝的功臣，进而任用作乱的小人来惑乱天下，使国家陷入危机，而现在陛下体弱多病，志气消沉，不能深深体察到这点，所以我想起兵诛杀贼臣，不知可否，本人谨听大家指教。敝国虽然狭小，但也有土地三千里；人口虽少，但可募得精兵五十万。本人一向善待南越三十余年，他们的酋长都将派他们的兵卒跟随本人，这样又可得到三十万兵力。本人虽不才，愿亲身追随各位王侯。南越临近长沙，因长沙王已平定长沙以北地区，所以他们可以向西到蜀、汉去。派人告诉南越王、楚王和淮南的三个王，同本人一同向西进击。齐地各诸侯王，同赵王一道平定河间、河内后，有的可以进入临晋关；有的可以同本人在洛阳会合。燕王、赵王以往跟胡人有约。燕王在北平定代、云中后，统领胡人进入萧关，而往长安进发，以匡正天下，安定高皇帝宗庙。希望大家共同勉励而为之。楚元王之子、淮南的三个王有的不被重视已经很久了，痛恨得深入骨髓，想寻机出这口气很久了。但本人没有得到各位诸侯王的心意，不敢听命。现在各位若能够使将要灭绝覆亡的国家继续生存下去，扶弱锄强，来安定刘氏，这是我们国家所希望的。敝国虽然贫穷，但本人节衣缩食，累积金钱，修治兵器甲胄，聚积粮食，如此夜以继日地努力，已有三十多年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此次起事，希望各位好好地去应用它。凡能斩获敌大将的人。赏黄金五千斤，封万户食邑；斩敌列将者，赏黄金三千斤，封五千户食邑；斩敌裨将者，赏黄金一千斤，封两千户食邑；斩敌食禄为二千石的官吏者，赏黄金一千，封一千户食邑；统统都封为侯。那些率军队或城邑来投降的人，兵卒一万或城邑一万户者，如同得到敌大将一样的奖赏；人户五千的，如获敌列将一样的奖赏；人户三千的，如获敌裨将的一样的奖赏；人户一千户的，如得食禄为二千石之敌的同样的封赏。那些小吏则从官位的差别接受封爵赏金。这种奖赏，所封所赐都成倍超过汉朝的常法。那些有爵位城邑的人，只会另外增加封邑，而不会因袭旧封而酌予增加。希望各位明白地向士大夫们宣布，不要欺骗他们，本人的金钱在天下到处都有，并不一定要到吴来取，各位日夜来用是用不完的。有应当赏赐的人，只要告诉本人，本人将亲自送给他的。很诚恳地希望大家都能知晓这些。”以吴王为首，卷入叛乱的共有七个藩王，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吴王叛乱，使晁错猛然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名叫袁盎，也是汉初的一位名臣。袁盎与晁错素来不合，一方在，另一方就离去，二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吴相，接受吴王赠品甚多，为此晁错逮捕他入狱，由于汉景帝爱才，袁盎被赦免为平民，正在家中闲居。晁错对部下说：“袁盎任吴相，接受钱财甚多，专为吴王护短，说他不反，现在却反了。他该知道吴王的阴谋，应当治罪。”部下说：“现在叛军已经西来，治他有什么用呢？况且，恐怕他不会去参与叛乱阴谋。”听部下这样一说，晁错也就犹豫未定。

　　袁盎得知消息后，非常惶恐，连夜拜见窦婴，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请求面见汉景帝刘启当庭对状。窦婴与晁错有隙，欣然同意。他带袁盎去见汉景帝，汉景帝正袁盎安排平定叛乱的军事部署。汉景帝问袁盎：“君曾为吴相，对吴比较熟悉，现在吴楚叛乱，有何高见？”袁盎认为不值得担忧，叛乱马上就会失败。汉景帝说：“长期以来，吴王开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直到白了头发才举兵，如果没有万全之计，难道能够发动这场叛乱吗？你怎么说他不能成事呢？”袁盎回答：“吴王铸钱煮盐是事实，但哪里有什么豪杰！若真有豪杰，就会以忠义辅佐吴王，不反叛了。吴王招诱的不过是一些无赖子弟和逃亡奸人罢了，所以才乌合叛乱。”晁错插言讽刺说：“袁盎的见解可真高明！”汉景帝问袁盎用什么方法平定叛乱，袁盎要求屏退左右。汉景帝挥手让左右退下，独有晁错仍留在面前。袁盎说：“臣所言之策，只能陛下一人知道。”汉景帝一听，就让晁错也退下去。晁错走到东厢房回避，甚为忿恨。

　　袁盎等晁错走后，对汉景帝说：“吴王在反叛书中写的很明白，高皇帝裂土封王，受封子弟各有份地，现今贼臣晁错擅敢贬斥诸侯，削夺封地，所以起兵西向诛讨晁错，恢复原来的封地就罢兵。方今之计，只有杀了晁错，分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之罪，归还他们的封地。这样可以兵不血刃，叛乱自平。”汉景帝为人仁慈，听后沉默未语。他想到晁错与自己有深厚交情，又是朝中得利的栋梁大臣，感到于心不忍；但又想到兵革一起，将会杀人盈野，血流成河。就权衡再三，过了好一会儿，才说：“真的是这样，为了天下安定，我不爱惜一位大臣。”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与宗正刘通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去宣谕吴王息兵。袁盎来到吴国时，吴楚的军队已攻到梁地的壁垒。因为宗正是刘濞的亲戚，先进去见了刘濞，谕告刘濞要跪下接受汉景帝的诏令。刘濞听说袁盎来了，知道他将游说自己，笑着回答说：“我已是东帝，还须向谁跪拜呢？”刘濞不肯接见袁盎而把他留在军中，想要胁迫他成为自己手下的将领。因袁盎不愿意，吴王就派人来困守他，并想把他杀掉。袁盎利用夜晚掩护逃出，徒步到梁地，才得以返回报告汉景帝。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汉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汉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汉景帝派郦寄率领一支队伍击赵，派栾布率领一支队伍入齐，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讨伐吴楚叛军，又召窦婴拜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战局。周亚夫临行前向汉景帝请示说：“吴楚叛军凶猛，一时难与争锋。只有把梁国扔给它，让梁国去牵制削弱他的力量。再断绝其退路，才能顺利平定这场叛乱。”汉景帝答应了周亚夫的请求。

　　校尉邓公回京师汇报军情，汉景帝问：“吴楚听说晁错已死，还没停息叛乱吗？”邓公说：“吴王准备反叛已经几十年了，只是以削地为借口，以杀晁错为号召，发动起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其意根本不在晁错身上。臣恐怕天下正直之士都闭口不敢说话了。”汉景帝问：“这是怎么说呢？”邓公回答：“晁错怕诸侯强大，威胁朝廷，所以才削藩，这本是汉室的百世之利，然而，计划刚开始实行，就身受大戮，这样一来，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以为陛下把事情办错了。”汉景帝听后，悲哀长叹，悔恨地说：“公所言极是，现在想来，我很后悔。”

　　刘濞刚发兵时，其臣子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说：“军队集结在一起往西边，若没有其它特殊路线，很难成功的。我愿意带五百人，另外，顺着长江、淮水往西走，收下淮南、长江的军队，然后进入武关同大王会合，这是一条特殊路线。”但吴太子刘驹劝谏刘濞说：“父王是以造反为名，这种军队是难以假托别人的。如果甲托之人造大王的反，那怎么办？而且专自带兵，又另走一条路，今后会有许多其它祸害产生，只有害而无益。”于是刘濞不听田禄伯的计策。

　　吴楚联军东进，行至梁国(治河南商丘)，遭到汉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献策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后方补给，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汉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于是周亚夫绕道进军，走蓝田、出武关，迅速到达洛阳。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写信给汉景帝，汉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周亚夫坚持孙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还是不为所动，梁王于是任命韩安国与张羽为将军，拼死抵御，与吴楚联军僵持。韩安国，梁国成安县(今商丘市民权县)人，西汉时期的名臣、将领。

　　梁国城池防守严密，吴兵无法西进，转而奔向周亚夫军队。周亚夫退守昌邑，坚守壁垒，不肯与战，私下却趁机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内)，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士兵饥饿，几次挑战未果，于是夜里袭击周亚夫军营，佯攻东南面，周亚夫命令于西北面守备。吴兵果然从西北强攻，未能攻破，吴兵大败，士兵多半饿死或投降走散，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并派人招集残兵。汉庭派人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吴王出去慰劳军队，用矛戟刺死吴王，献其头于汉朝，吴军溃散后，楚王刘戉自杀而死。

　　在齐地，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围攻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三王便退兵回到封国。栾布，西汉梁国人，政治家。胶西王回国后，其子刘德建议袭击汉军，不成则逃到海上，胶西王不听。到汉营请罪，韩颓当斥责他阴谋叛乱，宣读诏书，胶西王自杀而死。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韩颓当，是汉朝时期韩王信之子，封爵弓高侯。

　　在赵地，郦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郦寄久攻不下。匈奴得知吴楚兵败，也不肯出兵相助。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齐王刘将闾为朝廷守城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东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七国之乱，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这次叛乱，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参加叛乱的七国，除楚国被保留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由于汉景帝比较仁慈，七国平定后，他宣布赦免受到刘濞牵连的吏民，并打算以刘通续封吴王，作为刘濞后嗣。母亲窦太后说：“吴王濞是刘家的老人，本应该率宗室顺善朝廷，可他却挑头七国反叛，还给他续什么后！”因此没有续封吴王。汉景帝把叛王封地作了一番调整，用乘朝廷平定叛乱的余威，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这样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秩位，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从此，诸侯王只能衣食王国的租税，不能过问行政，成为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藩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上得以解除。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继续奉行汉文帝刘恒的治国方针，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为此，他对内采取重农、薄赋、轻刑和教化措施，对外则采取了继续和亲凶奴的措施。为了鼓励农人田作，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下诏减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国家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的常制是“什伍税一”，交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汉景帝刘启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汉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汉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的农民。汉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汉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轻刑也是汉景帝刘启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汉文帝刘恒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笞打五百，汉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疾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他下诏说：“笞刑于死刑没有什么区别，笞刑之下，即使侥幸不死，也会成为终身残废。现更定律条：原该笞打五百者改为笞打三百，原该笞打三百者改为笞打二百。”执行一段时间，发现还是致人残废，于是又下诏：“笞刑的犯人，有的还未受完笞打之数人就已经被打死了，朕甚怜闵。现更令：当笞三百者改为二百，当笞二百者改为一百。”更改律条后，汉景帝又对大臣们说：“设置笞刑是为了教育罪犯，应该规定一个笞刑执行的令条，尽量保证不要把犯人打死。”大臣根据汉景帝示意，定出《箠令》，规定笞打犯人的箠必须是削平节棱的竹子所做，全长五尺，大头一寸，小头半寸，行刑时必须打屁股，不得胡乱下手，更不允中间换人，以免增强笞打力量。笞刑经汉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汉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并废除了磔刑。磔刑是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汉景帝把磔刑改为弃市。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汉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应该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察宽厚仁慈。

　　在思想文化领域，汉景帝刘启非常注重文化教育。王生是个精通黄老之学的饱学之士，是一个有德性的隐士，他常被召居宫内，居中而坐，当时三公九卿全都侍立两旁，王生的年纪不小了，在朝堂上说道：“我袜带开了。”然后回头对廷尉张释之说道：“替我系上带子。”张释之便跪在了地上为他系好了袜带。此事之后，有人曾对王生说：“老先生为什么偏偏在朝堂上轻慢张廷尉，要他给你系上袜带呢？”王生回答：“我既老地位又低下，估计也帮不上张廷尉什么忙，张廷尉是天下名臣，我故意在朝廷上轻慢他，让他跪着给我系袜带，是想要用这个方法提高他的声望。”大臣们听到后，都称赞王生的贤德，而且更加敬重张廷尉了。王生是汉景帝刘启的座上客，深受公卿大臣的敬重。另一道学大师黄生曾在汉景帝刘启面前儒家博士辕固辩论汤武，辕固说汤武受命，黄生说汤武弑君。在朝堂上黄生辕固两个思想对立发生了激烈争论。黄生说：“成汤和周武王并非受命于天而登上帝位，而是以臣弑君。”辕固说：“不是那样的。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附成汤和周武王，成汤和武王顺应天下民心而诛灭夏桀和商纣，夏桀和商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的君主效命，而主动投靠成汤和武王，成汤和武王是不得已才代立称王，这不是受命于天是什么？”黄生听完又反驳道：“帽子再破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应该穿在脚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无道，但他们毕竟是君上；成汤和周武虽然圣明，然而他们毕竟是臣子。君主有了过失，臣子不能用正直的谏言来帮助君主改正错误，以使他继续保持尊位，反而利用君主的过失而杀了他，自己取而代之登上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辕固使出了杀手锏，他说：“一定要按你这么说，难道我们高祖皇帝代替秦朝登上天子之位，也是不对的？”汉景帝发言说：“吃肉的时候不吃马肝，也不算不懂得美味；探讨学问不说成汤和周武受命于天的事情，也不算愚昧！”表明他不赞成辕固的观点。君臣坐而论道，洋溢着一种和睦争鸣的友好氛围。

　　汉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启派御史大夫陶青(汉高祖时的中尉、开封侯陶舍的儿子)到代国边塞，延续父皇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到汉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夏，又遣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成为汉代以真公主嫁与匈奴的先例。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二月，匈奴侵入燕地，朝廷因而断绝与匈奴和亲。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4年)农历六月，匈奴从雁门郡进入武泉(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上郡(今陕西北部)，掠夺苑马，汉兵战死者两千人。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春，匈奴再次派兵进袭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汉王朝急调车骑材官前往增援,遂渐渐将长城以内统治区的力量增强起来。对匈奴的寇侵掠夺，刘启从维护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从未进行出兵反击，最多只是增调部分骑兵屯守防御。汉景帝在位期间，奉行汉文帝刘恒的治国方针，维护安定，与民休息，是当时社会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与汉文帝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生平时代。

　　刘启在位执政升平时期，对群臣比较宽厚，文武官员大都能各尽其才。

　　先时，上大夫邓通是汉文帝刘恒的宠臣，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汉文帝刘恒的厚宠。邓通的父亲邓贤生逢汉高祖刘邦开国初年，避开了秦末的战乱，家道殷实，也读了几年书。在接连有了三个女儿后，妻子终于为其生下了一个儿子。因村北南阳郡到汝南郡的官道才修道十多年，活了半辈子的邓贤方才见到驿骑飞驰、四方辐辏，就为儿子起名叫“通”。幼年的邓通读经习文之余，除到村北的官道边看车马外，更多的时候是下水戏耍、摸鱼、捉虾。

　　到了弱冠之年，读书没见大的起色，其实练就了一副弄水撑船的好身手。西汉初年，读书人的仕途大致有三条路：一条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条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计财产；一条是大官府指名征召，需有高才大名。在这种情况下，颇有资财的邓贤只有置办车马服饰，挥泪送别小儿邓通前往京师长安，为邓家寻求一条光宗耀祖、彰显门楣的道路。

　　年轻力壮的邓通一路行来，因其性情诚谨，擅长划船，不久就被征召到皇宫里做了黄头郎，专职掌管行船。一次汉文帝刘恒梦见自己想上天，却无论怎么都登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把他推了上去，他回头看到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汉文帝刘恒前往未央宫西边苍池中的渐台，私下用眼光寻找梦中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看到邓通衣带从后面穿结，正如梦中所见。及至召问他姓名，姓邓名通，音近“登通”。汉文帝刘恒听后十分高兴，之后天比一天地宠他。邓通个性温和、谨慎，不喜欢张扬，侍奉汉文帝细心贴心，忠心耿耿。

　　邓通是汉文帝刘恒的嬖臣，他别的本事没有，只有一套阿谀奉承的本领，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奉承吹捧，以取媚于汉文帝，时常能把汉文帝刘恒捧的云里雾里的。汉文帝刘恒更加宠爱他，时常跑到邓通家中，跟他玩各种游戏。

　　一天，汉文帝刘恒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汉文帝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汉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县(今四川省荥经县,县城在今六合乡古城村)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当时，上至王公王臣，中至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邓通钱。邓通既蒙汉文帝刘恒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汉文帝刘恒患痈，因感念他的宠爱与恩德，邓通常为其吸吮患处。一次汉文帝闷闷不乐的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呢？”邓通答：“应该没有比太子更爱您的了。”后来太子进宫问候汉文帝的病情，汉文帝要他吸吮患处。太子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听说邓通经常为皇帝吮痈，心里感到惭愧，却也因此而怨恨他了。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刘启考虑邓通除讨文帝偏爱之外，别无才能，就免去了他的官职，让他回家居住。后来邓通越境铸钱，触犯法律，汉景帝刘启没收了他的所有家产，也没有给他治以死罪。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落难，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就应了相士许负的话，饿死街头。

　　张释之任公车令时，掌管宫门事宜。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与胞弟梁王刘武共乘一车入朝，行至司马门没有下车，张释之追阻，不许进入殿门，并告了一状。事情惊动了薄太后，汉文帝向薄太后免冠谢罪，自责“教子不谨”，搞得太子刘启非常难堪。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没有责怪张释之，仍然让他官居廷尉原职。张释之后来转为淮南相，以老善终。

　　孝景帝做太子时，卫绾是汉文帝的中郎将，他邀请汉文帝的近臣饮酒，卫绾推说有病没有应邀。汉文帝刘恒病逝前嘱咐太子刘启，说卫绾是个忠厚的长者，让他好好看待。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没有立即亲近卫绾，通过一年多的观察，知道卫绾确实老成。一天汉景帝前往上林苑，命中郎将卫绾作为护卫共乘一车。回宫后汉景帝问：“你晓得为什么能和我同乘一车吗？”卫绾说：“我是代郡的戏车之人，侥幸因功升为中郎将。我不知道为什么。”皇帝刘启质问他：“我做皇太子召请你，为什么不肯来？”卫绾回答：“真是死罪，我病了。”刘启赐他宝剑，卫绾说：“先帝已赐给我六柄剑了，臣不敢再接受赏赐。”刘启说：“剑是容易被人拿去交换的，难道还独有你把那些剑保存至今么？”卫绾说：“都保留着。”刘启让取来六柄剑看，剑都在鞘中，不曾取用过，刘启从此非常信任卫绾，并重用他，使卫绾一直升任到丞相。

　　晁错在汉景帝刘启刚即位时被重用为内史，朝廷大议多由他提出，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嫉恨。内史府的正门向东，行走很不方便，晁错在南面另开一门，南门破坏了太上皇庙的外墙。申屠嘉听说了晁错破坏了宗庙围墙，就决定借此奏请汉景帝诛杀晁错。晁错知道消息后，连夜见汉景帝讲明了情况。次日朝会，申屠嘉果然上奏，刘启说：“晁错破穿的不是宗庙的真墙，而是庙外余地的围墙，过去散官就在那里住过，况且是我让他穿的，晁错没出错。”在汉景帝的宽容和庇护下，晁错躲过了杀身之祸。

　　博士官辕固经常与汉景帝讨论学问，是当时的知名学者。窦太后好读《老子》一书，召来辕固请教疑难。《老子》属于道家著作，而辕固则是儒家学者，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辕固直言不讳的指着窦太后读的《老子》书说：“这是奴仆书，不值得读。”窦太后一听大怒，说：“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汉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给予他锋利的兵器。辕固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野猪应手倒地。窦太后默默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在汉景帝的同情和帮助下，辕固也躲过了一场丧身之祸。

　　将军郦寄在吴楚之乱中率兵击赵，一连数月没能攻破赵城，后来还是靠栾布由齐回师才攻破赵城。战后，汉景帝宽容了郦寄。但郦寄不自思过，却狂妄地提出要娶景帝的岳母臧儿为妻，汉景帝见郦寄实在无礼，才把他下獄治罪。

　　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丞相陶青有病退职，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丞相。开始汉景帝对周亚夫非常器重，有一次，汉景帝要废掉刘荣，刘荣是栗姬所生，所以叫栗太子。但却遭到了周亚夫的强烈反对，结果导致汉景帝刘启开始疏远他。还有，由于平定吴楚叛乱时，周亚夫得罪梁王，梁王刘武与窦太后常在景帝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所以汉景帝逐渐对周亚夫产生不满看法。不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刘启仍然征求丞相的意见，并不独断专行。

　　窦太后想让汉景帝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刘启说：“先帝在世时不封南皮侯和章武侯，等到我即位才封。王信现在也不能封。”南皮侯是窦太后哥哥窦长君之子窦彭祖，章武侯是窦太后胞弟窦广国。汉景帝以父亲不封窦皇后外戚为例，坚持自己也不封王皇后外戚，打算把王氏外戚封侯的事留待太子即位后再解决，那时王皇后已成太后，再封就前有先例了。可是窦太后一再坚持，再说窦长君在世时没捞得上封侯，自己深感遗憾，不愿王皇后再有这种遗憾，汉景帝只好推脱说要和大臣商量。在汉景帝和周亚夫商量时，周亚夫说：“高祖有约：‘非刘氏不可封王，非有功不可封侯，违背此约，天下共讨’王信虽是当今皇后的兄长，但没有功劳，封侯是违背约法的。”汉景帝无言答对，只好作罢。在后来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非常高兴，打算都把他们封侯，周亚夫又以为不可，他说：“如果把这些背叛国家的人封侯，那我们以后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呢？”汉景帝听了很不高兴：“丞相的话迂腐不可用！”然后将那五人都封了侯。周亚夫落地托病辞职。汉景帝批准了他的要求。此后，刘启又把他召进宫中设宴招待，想试探他脾气是不是改了，所以他的面前不给放筷子。周亚夫很不高兴，向管事的要筷子。汉景帝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肉还不满足君之所需吗？怎么还要呢？”本来是句玩笑话，周亚夫听后却羞愤不已，郑重其事地跪下谢罪来，汉景帝刚说了个“起”，他马上站起来，不等汉景帝再说话，就自己走了。汉景帝看着周亚夫的背影叹息着说：“这种人怎么能辅佐少主呢？”

　　周亚夫儿子周阳见他年老了，就偷偷买了五百甲盾，准备在他去世时发丧时用，这甲盾是国家禁止个人买卖的。周亚夫的儿子给佣工期限少，还不想早点给钱，结果，心有怨气的佣工就告发他私自买卖国家禁止的用品，要谋反。汉景帝派人追查此事。负责调查的人叫来周亚夫，询问原因。周亚夫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对问的问题不知如何回答，负责的人以为他赌气，便向汉景帝报告了。汉景帝很生气，将周亚夫交给最高司法官廷尉审理。廷尉问周亚夫：“君侯为什么要谋反啊？”周亚夫答道：“儿子买的都是丧葬品，怎么说是谋反呢？”廷尉讽刺道：“你就是不在地上谋反，恐怕也要到地下谋反吧！”周亚夫受此屈辱，无法忍受，开始差官召他入朝时就要自杀，被夫人阻拦，这次又受羞辱，更是难以忍受，于是闭食抗议，五天后，吐血身亡。
　　在近代考古中发现，刘邦墓葬的长陵陪葬墓陪葬人数近百人，每个墓塚占地不多，却井然有序，那些与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如萧何、曹参、周勃，大多埋葬于此，周勃墓是长陵陪葬墓中声名显赫的一座陪葬墓，在周勃墓的丛葬坑中出土了驰名中外的三千彩绘兵马俑，这些兵俑有大的近50厘米高，小的近45厘米高，虽不及秦兵马俑高大，但各个威武雄壮，他们各个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在周勃的墓中，有200余枚玉片，各别玉片中还残留着银丝，说明周勃是身着银缕玉衣下葬的，这在西汉是极高的丧葬规格，也反应了西汉的丧葬制度，更说明了周亚夫父亲在大汉开国之初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地位。
　　窦婴是外戚，吴楚之乱时，刘启考察宗室诸窦没人超过他，就拜他为大将军，率兵镇守荥阳。窦婴未负重任。后来窦太后几次让汉景帝拜窦婴为丞相，景帝没有听取，窦太后颇有埋怨情绪，汉景帝说：“难道您老人家以为我舍不得把丞相这个职位给他吗？他这个人沾沾自喜，行为轻薄，成相必须老成持重，他难于胜任。”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拜卫绾当了丞相。

　　郅都，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济南有大豪强瞷氏宗族，历任郡守无人敢制，汉景帝刘启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诛杀瞷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道不拾遗的清明境界。郅都直言敢谏是出名的。汉景帝时，郅都当了中郎将，他曾经跟随汉景帝到上林苑，景地的宫人贾姬到厕所去，野猪突然闯进厕所。汉景帝用眼示意郅前去救护，郅都不肯行动。汉景帝想亲自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景帝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己，可是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窦太后听了这件事，赏赐郅都黄金百斤，汉景帝从此重视郅都。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郅都晋升为中尉(武官职位)，掌管京师的治安警卫，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脸色行事。丞相周亚夫官高傲慢，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郅都施行严酷的刑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凡犯法者违禁者，无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公元前148年，刘荣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汉景帝召刘荣觐见。临江王刘荣被召到中尉府受审问，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郅都给他书写工具，要直接给汉景帝写信，表示谢罪，都都却告诉官吏不给他书写工具。窦太后堂侄魏其侯都应派人暗中给刘荣送去书写工具。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便在中尉府自杀身亡。

　　窦太后得知长孙死讯后大怒，深恨郅都执法严苛不肯宽容，准备用严厉的刑罚处置郅都，汉景帝将他罢官还乡，随后却派使者持节任命郅都为雁门郡太守，直接赴雁门上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处理政事。

　　汉景帝时期，匈奴铁骑连年南侵强扰边境，边境数郡久不安宁，匈奴人一向敬佩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郅都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郅都才抵达雁门郡，匈奴骑兵便全军后撤，远离雁门。

　　窦太后得知汉景帝再次重用郅都，立即下令逮捕郅都。刘启替郅都辩解，说：“郅都是忠臣。”准备释放郅都。窦太后不忘孙儿刘荣之死，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在她的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郅都死后不久，匈奴铁骑重新侵入雁门。宁成也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长安居住着许多宗室权贵，胡作非为，京官无人敢管，刘启调宁成为中尉，一举就震住了犯法的宗室权贵。程不识敢于直谏，刘启任他为评议朝政的太中大夫。石奋有震主之威，汉景帝调他为诸侯相。周仁守口如瓶，汉景帝任命他为郎中令，作为贴身近臣。刘启用人，力图做到择贤而用，用其所长。汉初历行论资得官的制度，家有资产十万钱，可以去做官。汉景帝看到大量贤能之士受家资限制，不能选拔到官场中发挥作用，便下令降低家资限额，有十万钱改为四万钱。这一改革，使选官范围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政府对贤才的选用。

　　刘启的母亲窦太后共生二男一女，汉景帝为长子，弟弟刘武封为梁王，姐姐刘嫖称长公主，嫁给了陈午。

　　在刘恒称帝之前，他的王后便病逝了，更为不幸的是，他生的四个儿子在刘恒君临天下后不久，也相继病亡。汉文帝刘恒即位数月，群臣上书，奏请立皇太子。这时，在汉文帝诸子中，窦氏所生的刘启年龄最大，汉文帝便立他为太子。母以子贵，窦氏成了皇后，入主后宫。她所生的女儿刘嫖被封为“馆陶长公主”。

　　窦皇后的父母早死，葬在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追封为安成侯，安成夫人。她有兄弟二人，兄叫窦长君，弟叫窦少君。窦氏应选入皇宫后，弟少君被人贩子掠卖，不知去向。

　　窦氏荣膺皇后的封号以后，有人上书，说他是皇后的弟弟窦少君。窦皇后把弟弟失踪的经过，奏告汉文帝刘恒。汉文帝派人召那个自称是窦少君的人入京审查。这人说：“我被人贩子偷抢去之后，卖来卖去，卖到了宜阳(今河南宜阳)，为主人入山烧炭。我被卖时虽然年少，但记得家庭地址和姓氏。” 仅有这些，是不足以证明他就是窦少君的。这个人又回忆了他被掠卖前与姐姐相处的几个片段：“一次，我和姐姐去采桑叶，从树上摔了下来。姐姐应选入宫时，和我在驿站诀别，她替我洗了澡，又喂我饭吃，然后才走。”他的话刚完，窦皇后便跑上前去，抱着他痛哭起来。这个人果然是窦少君。

　　刘恒重重的赏赐了窦长君、窦少君。周勃等人担心窦氏兄弟仗势凌人，便选几个年长且有德行的人陪伴他们。窦氏兄弟谦逊退让，不敢以富贵骄人。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窦太后的小儿子刘武被封为代王，过了两年改封为淮阳王。

　　没过几年，窦氏在一场大病中失明。年长色衰，眼睛又瞎，她逐渐失宠。使她欣慰的是，最喜爱的小儿子刘武公元前168年改封为梁王。梁国在今河南开封，通许以东，永城以北，山东曹县、嘉祥以南和安徽砀山、亳县一带，土地肥沃，拥有四十多个城市，是个大国。

　　汉景帝刘启即位的第四年，梁王刘武入朝，汉景帝置酒，款待他的弟弟。当时汉景帝还没立太子，喝到高兴的时候，他对皇太后窦氏说：“朕千秋万岁后，把皇位传给皇弟”窦太后听后十分高兴。谁知，她的黄粱美梦让侄子窦婴给打破了。窦婴当时是个詹事——一个掌管皇后、太子事务的大官，他端着一杯酒，献给汉景帝，直言谏道：“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家的制度，皇上怎么能传给梁王！”这下可把窦太后气坏了。但窦婴言之有理，她又不好发作。过了几天，愤懑难平的窦太后下令，把窦婴从皇戚的名簿上除名。

　　不久，吴楚七国叛乱，进攻梁国。梁国牵制了吴楚主要兵力，损失很大，梁王刘武与将军韩安国、张羽竭尽全力抗敌，才坚守住了城池。后来计算战果，梁国竟与朝廷平分秋色。梁国本为四十余城的大国，窦太后又宠爱刘武，唯恐他受委屈，这次平定叛乱立了大功，对他更加纵容，赏赐不可胜计，于是梁王刘武不可一世起来。他建了一处方圆300多里的东苑，并把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扩建成为周长70里的大城，在城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复道，出门打着天子旌旗，队伍千乘万骑，简直就与皇帝一样。又多作兵弩弓箭，招揽四方豪杰，羊胜、公孙诡等谋士纷纷投奔梁王。刘武还觊觎哥哥的龙座，窦太后也帮着他使劲儿，想让汉景帝立他为接班人。

　　作为汉景帝刘启来说，是不愿意传位给弟弟的。但不这样做，又违背母后的意愿。至于诸大臣就不管那些儿女情长了，他们以古制、祖训为由，坚决反对兄终弟及。

　　梁王的僭越行为超越了朝廷的规定。汉景帝刘启念骨肉情深，没有在意。梁王入朝，汉景帝特派使者乘着天子专用的副车前去迎接，一直接到数百里之外的函谷关。接入京师之后，又允许他长期逗留，并与他好得形影不离，入则同辇，出则同车，梁王及随从出入宫殿，就与汉朝廷的宦官一样随便。听到大臣们反对传位于他，梁王刘武不敢再向窦太后说什么，就急忙辞京回国了。梁王回国后，朝中立了太子。他见做皇帝已成浮梦，深恨大臣袁盎及有关大臣，便在羊胜和公孙诡等谋士的策划下，派人潜入京师，刺杀了袁盎和十多名有关大臣。十多位大臣被暗杀，是一件不小的案子，引起了汉景帝的高度重视。他怀疑是梁王刘武干的。后来果然追查到梁国，但梁王把羊胜、公孙诡藏在后宫，拒不交出。梁国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哭着向梁王进谏，梁王才杀了羊胜和公孙诡，把他们的尸体交出来。
　　负责梁国案件的田叔回京向朝廷复命，汉景帝问他刺客是不是梁王派的？田叔回答是梁王派的。汉景帝刘启让他说明详情，田叔说：“陛下不要认真细问了。再细问，如果不杀梁王就等于废了大汉朝的法律；可是要杀了梁王，太后必定食不甘味，卧不安席，陛下跟着担忧，会影响国家大事。”刘启听后，也没有认真追究梁王刘武的法律责任，不过却对梁王有了很大成见。
　　梁王知道自己犯了重罪，就派人通过姐姐长公主向太后谢罪，并在入朝时耍了一个鬼花招。他走到函谷关时，自己带两人先行骑马潜入京师，藏在长公主的家中，让车骑队伍披上丧装，停在关外，朝廷使者前来迎接，梁王刘武杳无踪影，都说不知去向。消息传到宫中，窦太后放声大哭，边哭边指着汉景帝说：“一定是皇帝伤害了我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见状，忧恐不安，一时手足无措，竟没了主张。这时梁王身上背着刑具。突然出现在宫门，前来谢罪。窦太后见爱子安然无恙，破涕为笑，汉景帝也转忧为喜。一场虚惊之后，母子三人又相对掉下眼泪，和好如初。
　　汉景帝刘启虽然没有怪罪梁王，但显然对他疏远了，不再与他共同乘坐车子，后来梁王入朝，又请求逗留京师，汉景帝刘启也没有允许。梁王回国不久病死了。窦太后听说梁王死了，悲痛欲绝，拒不饮食，说：“皇帝果然杀了我儿！”汉景帝满腹委屈，不敢多言。梁王病故，他也很悲伤。又怕太后凶多吉少，终日忧虑。后来与长公主商议，把梁国一分为五，梁王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五个女儿也各得一处封邑，禀明太后。窦太后一高兴，这才开始饮食。
　　汉景帝当太子时，栗姬为他生出一男，取名刘荣。栗姬的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栗姬身价倍增，贵戚百官争相巴结。
　　汉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嫁给堂邑侯陈午，生有一女，馆陶公主想把女儿许给皇太子刘荣为妃，这样自己的女儿将来就是皇后。谁知，栗姬一口谢绝。原来，汉景帝身边几个妃子都是靠馆陶公主而得宠的，栗姬与他们争风吃醋，故而怨恨馆陶公主，见她登门求婚，便断然拒绝，以泄怨愤。
　　不久，薄太后病逝，薄皇后随之被废黜，打入冷宫。薄太后就是刘邦在成皋(河南荥阳)灵台临幸生子的薄氏，薄氏自生刘恒之后，便难得再见刘邦一面，后来薄氏随从儿子刘恒去了代国。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尊薄氏为皇太后。
　　汉文帝的太子刘启到了成婚的年龄，薄太后为了巩固维护薄氏外戚的势力，便把她家山阴(今浙江绍兴)的一个女子指给刘启为妃。刘启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女子，但祖母之命难违，不得不听从。刘启即帝位时，顺从祖母的意思立薄妃为皇后。薄皇后被废后四年，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见到薄皇后被废，栗姬却高兴万分。她想：吾儿是皇太子，新皇后的人选非我莫属。
　　可是她高兴的太早了，在她面前碰壁的馆陶公主是不会让凤冠落在栗姬头上的。她一有机会就在弟弟汉景帝刘启面前诋毁栗姬。栗姬是个妒妇。汉景帝刘启仅有几位姬妾美人，十多个宫女，作为帝王来说，可谓俭约，但对栗姬来说，无一不是引起她妒火中烧的情敌。程姬是汉景帝的爱姬，常受召陪伴汉景帝过夜。一次她遇月事，自己不去，把侍女唐儿打扮起来作为替身，汉景帝醉眼朦胧，以为是程姬，拥抱睡去，竟上一男，醒后才发觉是唐儿。男孩儿出生以后，赐名叫“发”，“发”的意思是发现误差，一是又多了一个唐姬。还有一个贾姬颇得汉景帝宠爱。想起这些情敌，栗姬就恨得牙根儿直。但汉景帝仍意欲立栗姬为皇后。他对栗姬说：“我百岁之后，你要好好照顾诸姬所生的皇子皇女。”心胸狭窄的栗姬却不肯答应，出言不逊，大失汉景帝刘启所望。
　　馆陶长公主更加起劲儿的诋毁栗姬；另一面，又盛赞王夫人所生的刘彻聪睿贤能。
　　说起刘彻的身世，原来，秦汉之际，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臧荼。秦亡后，西楚霸王项羽论功行赏，分封诸侯，臧荼被封为燕王。他在燕王的宝座上坐了六年，便被刘邦赶下台来，成了阶下囚。
　　臧荼有个孙女叫臧儿，原来是金枝玉叶。臧荼被黜，她也就成了一介平民。及笄之年，嫁给了一个名叫王仲的槐里县(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生一男两女。王仲染疾，一病不起，撇下妻子儿女死了。那个时代，还没有“一女不嫁二夫”的“节烈”观念，不愿守寡的臧儿改嫁到长陵(今陕西咸阳东)田家，生下了田蚡、田胜两个儿子。臧儿与前夫王仲所生的两个女儿，仍随父姓。长女嫁给金王孙，生了一个女儿。一天，臧儿卜筮，说她的女儿皆当富贵，臧儿暗自高兴。那个金王孙乃一介平民，女儿跟了他有什么富贵可言？臧儿便向金家提出离婚，金家不愿意，臧儿也不管这些了，把两个女儿一块儿送进了皇宫。金家一看，无计可施了，胆子再大，也不敢到皇宫去要人呀！
　　王氏姐妹进了皇宫，被派去侍奉皇太子刘启。刘启原有个妃子，是祖母薄太后娘家的女子，刘启不喜欢她。见王家长女便很是钟情。公元前157年，王夫人喜得贵子，取名刘彻。
　　先时，馆陶长公主在栗姬那里求婚碰了一鼻子灰，心中十分不快，转而想与王夫人联姻，想把女儿嫁给胶东王刘彻，谁知她欣然应允。馆陶公主见在汉景帝面前诋毁栗姬见效了，汉景帝刘启有点儿心动了，就又出一计：唆使人催促大臣上书，请立栗姬为皇后。负责礼仪的大行官员栗贲上书汉景帝：“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皇太子母应正位为皇后。”汉景帝对栗姬的气还没有消，听完大行官员奏疏，龙颜大怒，说：“这事岂是汝辈所当言！”将栗贲交与廷尉以大不敬问成了死罪，废黜皇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立王夫人王娡为皇后，刘彻为皇太子。
　　这场宫廷立储风波以馆陶公主和她的亲家的胜利而告终。
　　栗姬的希望化为泡影，忧愤成疾，病死宫中。
　　王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与馆陶公主联姻会使她得到如此巨大的利益，她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儿子刘彻成了帝位继承人。
　　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宫廷政变”。没有这场变故，雄才大略的刘彻只能在胶东国了却一生，怎会成为叱咤风云的汉武帝！
　　馆陶公主也从中得到好处：“女儿成了皇太子妃，和王皇后一起入宫的妹妹儿姁，也为汉景帝刘启宠爱，生有四子，皆封为王。王皇后入主后宫的第九年，汉景帝病逝，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尊皇后为皇太后，立陈妃为皇后。皇太后迁居长乐宫。”
　　王太后当初与金王孙所生的女儿留在金家，太后和金家都不愿提起这件事。后来有人禀告汉武帝，汉武帝责备母后：“怎么不早说？”他命人备为车驾，亲去金家迎接那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车驾在金家门前停了下来，汉武帝命人去找他的姐姐。金家不知汉武帝来意，惊慌失措，帝姐也藏了起来。折腾了一番后，帝姐终于被找到了。帝姐被扶出家门，汉武帝下车，站在姐姐面前，说：“大姐，你为什么藏得那么严密？”命人扶姐姐上车，直奔母后下榻的长乐宫，拜谒母后。王太后母女相对而泣。汉武帝端着一杯酒上前祝贺家人团圆，赐给姐姐钱千万、奴婢三百人、田万顷、府第一座，号为“修成君”。皇太后十分高兴，对汉武帝说：“让皇上破费了。”修成君已出嫁，生一女一男。汉武帝把外甥女许配给诸侯王，封外甥为“修成子仲”。这当然是后话。汉景帝刘启虽然认为刘彻贤于刘荣，但主要是从保护自己的一群骨肉儿女出发，才更换太子，刘彻后来成为名垂千古的一代英明皇帝，这倒是汉景帝未能料到的。
　　汉景帝刘启共有14子，刘彻为太子，其余13子均封为王。
　　汉景帝刘启于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死在未央宫中，在位16年。终年48岁。汉景帝死去当天，汉武帝刘彻即位。即位十日为父举行葬礼，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西南)。谥号“孝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