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我枯鱼之肆》抱头考槃

2、桃源乡之一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生活的地方是那样小的，而那样小的一个地方，曾是我的全部。

　　我出生在群山之中的一片旷野上，我没有父亲，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但这对于我来说并没什么，因为村子里的大多数小孩子都不认得自己的父亲，有父亲的极少数反而容易成为被排挤的对象。
　　我的母亲是一个健硕的女人，皮肤因为常年的劳作被晒成美丽的金黄色，她以种南瓜和烧陶罐为生，生平最大的乐趣是将大大小小的南瓜和参差不齐的陶罐按照大小排成一排，鉴于我也勉强算得上她可以称道的产物之一，同样黄澄澄而且块头相当可观的我往往被摆在队首，并被要求抱着膝盖缩成一团，以便看起来可以和她那些陶罐的制式更相似一些。
　　而我抱成一团瑟瑟发抖，觉得她应该去找村头的王大夫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强迫倾向。
　　她拒不承认自己有病，并且觉得我这个人不懂生活的情趣和仪式感，是个要命的死理性派，以至于她有的时候非常后悔当年在采石场发生的那起意外，她觉得事物的名称是有温度的，石头这东西，听着就冷冰冰的。
　　虽然我以为我长成这个样子可能和我素未谋面的父亲关系更大一些，但是她坚持认为我这种一根筋的毛病是遗传自当年她坐过的那块石头。
　　这倒是让人想起古时候的感生传说，脚印和口水和石头在我看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迷信又浪漫，她把这称作必要的发散联想，生活的情趣和可贵的仪式感。

　　出生于盆地的我很自然地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好奇，有的时候我会问我这浪漫的母亲：“山的外边是什么？”
　　她抱着瓜，像个小姑娘似的歪着头，样子有些傻气，她常常喜欢这样歪着头说话，仿佛自己还是十六岁，但是在旁人眼里看起来却并不显得天真，反而显得智商上有些缺陷，当然我并没有告诉她这件事，不仅仅因为我爱她，更因为我害怕摆在墙角的那条木棍，我的母亲不喜欢打孩子，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优点之一，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不打孩子，你们知道的，她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不打我并不是因为她系统地思考过殴打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意义，只是因为打孩子不符合她的美学。这就比较要命了。
　　她歪着头，脸憋得通红，看起来相当羞愧，我觉得多半她也不晓得山外头有些什么东西，于是恭顺地准备听她胡扯，她看看我，又看看同样红彤彤的夕阳，给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山外头是一道深渊，向上向下绵延千万里，谁也不知道那深渊的尽头在哪里，那是世界的边际，是时间的终极，是永恒的绝望与希望。”
　　我觉得她说得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倾向于认为山的外头还是山，或者是和我们一样的村子，那里也活着一些生物，或者和我们一般无二，或者和我们迥然不同。但是经验是个好东西，所以我妄图从我母亲嘴里听到一些故事。
　　我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几乎可以预见的，因为母亲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会种南瓜的浪漫主义者。
　　她抱着瓜望着远方，眼神忧郁，眼角的余光却始终盯着我不放，我感觉得到她希望我夸奖她真是个诗人。

　　母亲在这一点上和村长倒是不谋而合，村长私底下也自认为是个忧郁的诗人，但是诗人在我们这儿不太受尊重，所以他只能把这种癖好放在私下里隐秘地咀嚼回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而我还知道另一个秘密，是关于这村子里唯二的两位诗人，村长和我母亲的。
　　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已不可考，也许他们这些诗人于对方总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当我发现时，他们已经通过陶罐和南瓜传递起了诗歌。我因为在他们之前送南瓜和陶罐的关系，莫名其妙地成了信使。
　　值得一提的是，村长这个人有一些学院派的毛病，我母亲诗兴发作的时候，往往随手找片小木片刻完了就扎进南瓜瓤里，而村长的回诗却必定是工工整整地刻在木牍上，先将母亲来诗抄一遍，再逐条列明引文和个人的批评，最后和诗若干，和诗之后还要逐条列明典出和修辞。
　　这就让人非常讨厌了。
　　我对他们的诗倒是没什么意见，可是要知道木牍这个东西堆叠起来是非常重的，村长家的木牍可能因为工艺不到位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尤其地厚重。很多时候我都感觉即是是我这样大的块头，也承受不了村长这严谨的忧思和诗意。
　　可我能怎么办呢？我既不能建议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组个团去见村头王大夫，也不能因为这甜蜜的负累拿石子崩了村长家的窗户。
　　我也很绝望的。

　　当母亲再次让我给村长家送南瓜时，我终于决定借母亲的名义劝谏一下村长，我以我母亲的口气先感慨了一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再理所当然地赞扬了一下村长这种学院气质真是不可多得，最后极其委婉地表达了虽然这种严谨作风很可贵，但因为自己拳拳爱子之心，实在不忍我瘦弱的身板过早承受生活的重负，所以觍颜建议村长下次换个书写载体，或者写得简单一些。
　　我不知道我那封信竟然会对村长和母亲的友谊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的用词相当委婉含蓄，应该不至于伤到我们学院派诗人那颗敏感的心。但现在细细回想，村长那“柔软纤细”的感知力也许还是能够从我的字里行间读到我对诗歌的不信任乃至莫须有的鄙夷，因此觉得母亲不是个地道的诗人，只是喜欢那种被世人所不理解而获得的优越感罢了。又或许我那篇半文不白的议论文让村长对母亲的写作能力产生了彻头彻尾的怀疑，因而对她的诗也怀疑了起来，你知道，滥竽充数的诗人总是很多的，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诗，试图向你传达一些你一定不懂而他也不一定懂的情怀。
　　不管怎样，母亲应该是吃了我没文化的亏。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正蹲在地里刨南瓜，头上盖着一定半新不旧的遮阳帽，我像无数少年一样，对自己家的作物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心里其实是喜欢的，偏偏在外头要做出一副瞧不起的样子对其诸多批评，但却不允许别人说它一点不好。
　　说起来村头的二狗因为这种年轻人的流行病可吃过大亏，因为他家种的是香菜。
　　香菜这东西的评价太两极分化了，爱吃的人恨不得什么都往里加一点，不爱吃的光闻着味道都要昏过去。可以说我们这个村子里对食物一向宽容，连甜咸豆腐脑都无法在这个和乐融融的氛围中挑拨出分裂的苗头，但为了香菜，唯独因为香菜，我们是可以打起来的。
　　二狗的母亲和父亲是香菜的狂热拥趸，是的，二狗他是少数几个有母亲也有父亲的青少年，据我母亲说他们二人之所以能够和平共存也是因为香菜从中作梗，他们为彼此身上散发出的香菜味道而着迷，还做出了香菜味的香囊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们家前后左右都是一片香菜田，香菜的味道几乎化成一片可视的绿云袅袅腾腾，腥闻上天。
　　听着都可怕到令人瑟瑟发抖。
　　而二狗和我们玩耍的时候，一向耻于戴着香菜味的香囊，所以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见的二狗，是否爱吃香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