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开封的夏天》常俞

14、陌

　　凌晨四点十七分，晏寂冥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不是医院打来的——那是另一种更尖锐、更紧急的频率。这个铃声来自床头柜的私人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他心脏某个从未愈合的角落开始隐隐作痛。
　　他接起电话，那头是陌生的声音，礼貌而疏离，像在宣读一份例行报告。
　　“请问是晏寂冥先生吗？这里是城西疗养院。江明远先生于凌晨三点五十二分去世，心力衰竭。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
　　晏寂冥握着电话，没有说话。窗外的天空还是一片沉郁的灰蓝色，城市尚未醒来。话筒里那个声音继续说着什么——遗体处理、遗物认领、需要签署的文件——每一个字都清晰，每一个字都不真实。
　　“好的。”他听见自己说，“我上午过来。”
　　挂断电话后，他坐在床沿，没有开灯。黑暗中一切轮廓都模糊不清，只有自己的呼吸声清晰得令人无法忽视。江明远。他很久没有念过这个名字了。三十五年。距离他最后一次叫这个人“父亲”，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
　　卧室门被轻轻推开，江疏鹤站在门口，睡衣外面随意披了件外套。他没有问是谁打来的电话，只是走到床边，在晏寂冥身旁坐下。
　　“城西疗养院。”晏寂冥说。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江明远。他死了。”
　　江疏鹤没有立刻回应。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变亮，像墨水被缓慢稀释。晏寂冥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三十五年前太瘦太小，握不住任何反抗的力量；三十五年前这双手上还带着被烟头烫伤的疤痕，要用长袖校服遮住；三十五年前这双手在父亲醉倒的夜晚悄悄摸索到厨房，给自己找一点冷掉的剩饭。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江明远的情形。不是三十五年前的决裂，不是法院判决后那个背影消失在人潮中的瞬间，而是七年前——在他和江疏鹤刚刚重新靠近的那段日子，他独自去了一趟城西。
　　那时江明远已经因为多器官衰竭被送进疗养院，常年酗酒的恶果在他七十三岁的身体上逐一兑现。肝硬化、肾损伤、心功能不全。晏寂冥从医院系统里调过他的病历，一页一页翻看那些逐年恶化的指标，像在看一个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术后并发症。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也许是想确认，那个曾经让他恐惧了整个童年和少年的人，如今已经老得无法伤害任何人。也许是想听见一句道歉，三十五年来他从未索要过、却从未停止等待的那句话。
　　疗养院的房间很小，只够放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江明远躺在那张床上，瘦得像一具骨架，皮肤蜡黄，眼窝深陷。他认了很久才认出晏寂冥，然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晏寂冥读不懂的神情。
　　“你来了。”江明远说，声音干涩得像沙砾。
　　晏寂冥站在门口，没有走近。“嗯。”
　　沉默。窗外的阳光很烈，把窄小的房间照出一种惨淡的明亮。江明远看着天花板，胸口随着呼吸机的节律微弱起伏。
　　“你恨我。”他说。这不是疑问句。
　　晏寂冥没有回答。三十五年来他反复想过这一刻，想过自己会说什么、会做什么。他会控诉吗？他会流泪吗？他会在那张苍老的脸上寻找任何一丝悔恨的痕迹，然后决定原谅或不原谅？
　　但此刻他站在那里，那些准备了三十五年的台词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来，”他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期的更稳，“是想问你一件事。”
　　江明远转过眼睛，看着他。
　　“我十四岁那年，你心梗发作的那个晚上。”晏寂冥说，“救护车四十分钟才到。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你之前就发过病，是不是你其实已经知道自己会死。我只是想知道——你怕过吗？”
　　这个问题他问了三十五年。在深夜惊醒时，在手术台上握着别人的心脏时，在每一个独自面对黑暗的时刻。那个他恨了半生的人，在面对自己死亡时，是否曾有过片刻的恐惧、片刻的软弱、片刻的人性？
　　江明远没有说话。很久之后，他闭上眼。
　　“怕过。”他说，声音轻得像随时会散在空气里。“怕了很多年。怕喝醉，怕清醒，怕睡着，怕醒来。怕听见你的脚步声，怕听不见。怕你看我的眼神。怕你终有一天不再看我。”
　　晏寂冥站在那里，听着这些话。他没有走过去，也没有离开。
　　“你不用原谅我，”江明远说，眼睛依然闭着，“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不怕。我一直在怕。”
　　那是他这辈子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最接近道歉的话。
　　七年后，他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听着窗外渐渐密集的晨间车流，对江疏鹤说：“他死了。他说他怕过。”
　　江疏鹤握住他的手。没有安慰，没有评价，只是握住。
　　上午九点，晏寂冥独自驱车前往城西疗养院。他没有让江疏鹤陪同。有些事情只能独自面对，就像三十五年前他独自走进那个总是充满酒气和恐惧的家，独自承受那些毫无缘由的殴打，独自在深夜听着自己过快的心跳，祈祷明天能够平安到来。
　　疗养院的走廊漫长而寂静，空气里弥漫着老年疾病特有的气息——不是死亡，是缓慢的、被时间腐蚀的过程。护士把他领到一间小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个纸箱。
　　“这是江明远先生的遗物，”护士说，“他生前交代，如果他去世，这些东西交给您。”
　　纸箱很轻。晏寂冥打开，里面的东西比他想象的更少。一本老旧的户口本，封皮已经磨损；几张泛黄的照片；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字。
　　他先拿起照片。第一张是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站在某个国营工厂门口。阳光很好，年轻女人的笑容羞涩而明亮，年轻男人站得很直，眼睛里有一种尚未被生活磨损的意气。那是他的父母，在他出生那年。
　　他从未见过这张照片。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沉默而瑟缩的，父亲永远是醉醺醺的。他不知道他们曾经这样年轻过，曾经这样笑过，曾经这样期待过一个孩子的降生。
　　第二张照片里，他大约三四岁，蹲在地上玩积木，抬起头冲着镜头笑。阳光从某个角度看过来，在他脸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他不记得自己曾经这样笑过。那是在一切都还未变坏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时候。
　　第三张照片，他已经七八岁了，站在学校门口，背着过大的书包，表情拘谨。这张照片他很熟悉——这是他的学生证照片，他以为早就丢失了。照片里他的眼神警惕，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小动物。
　　第四张照片，他认了很久才认出来。那是江明远，大约六十岁左右的江明远，坐在某处公园的长椅上，面容苍老，头发花白。他独自坐在那里，背后是一片萧索的秋景，落叶铺满地面。他的手里握着一张照片——晏寂冥凑近看，认出那是第一张照片里、他婴儿时期的那张全家福。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颤抖：
　　“1969年3月17日。他出生。”
　　那是他出生的日期。三十五年前他离家出走时，不知道父亲会保留这张照片，不知道父亲会在二十年后独自坐在陌生的公园里，手里握着他出生那天的影像。
　　晏寂冥放下照片，拿起那封信。
　　信封很旧，边角已经发黄，但封口完好。他拆开，里面是薄薄的一张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寂冥：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封信。也许我这辈子都没有勇气交给你。
　　今天是1987年6月8日，你离开已经三年。法院判决那天我在庭外站了很久，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人潮里。你一次都没有回头。
　　我应该向你道歉。为这十四年你承受的一切，为你本应拥有却被我毁掉的那些东西。但我知道道歉没有用，你不需要，我也不配给。
　　三年来我每天都在戒酒，成功过四次，每次坚持几个月，然后某个深夜又会破戒。我不求你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试过。
　　你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二十六岁，你刚满周岁。她说她受不了了，我说好。我没有挽留她，因为我知道她是对的。那之后很多年，我把自己活成了那个让她无法忍受的样子，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她离开我是正确的选择。
　　但你不一样。你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却不得不离开的人。是我逼你离开的。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是否还在恨我。我梦见你还在那个总是漏雨的房子里，蜷缩在你房间的角落。我想伸手拉你起来，但我的手一碰到你，你就往后缩，像小时候那样。
　　你不记得了吧。你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我抱着你去医院。你在半路上睡着了，靠在我怀里，呼吸很烫，但睡得很安稳。那是你唯一一次允许我靠近。
　　我后来很多次想再抱你一次。不是伤害，不是酒后失控，只是像那个晚上那样，安静地抱着你。但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了。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大概是我已经不在了。你不必原谅，不必难过，不必做任何事。我只是想在最后，让你知道这些。
　　你曾经问过我，怕不怕死。我怕。不是怕死本身，是怕死后没有人记得你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曾经被期待过，曾经是某个人抱着走在深夜街道上的、滚烫的小小生命。
　　如果有一天你想起我，不必想起那个醉鬼。就想起那个抱着你穿过黑夜的男人，他曾经想要成为一个好父亲，只是他没有学会。
　　江明远
　　1987年6月8日”
　　晏寂冥把信折起来，放回信封。他的手很稳，像握着手术刀时一样稳。窗外传来疗养院花园里老人的交谈声，缓慢而模糊，像隔着一层厚玻璃。
　　他想起那个深夜。那是他四岁还是五岁，高烧到四十度，烧得迷迷糊糊。父亲把他裹在一件旧棉袄里，抱着他走过八条街，去最近的医院。他记得夜风很冷，父亲的怀抱很热，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很用力。他趴在那个宽厚的肩膀上，在半梦半醒间看见路灯一盏一盏掠过，像慢速播放的电影胶片。
　　那是他关于父亲最古老的记忆。在那之后，一切开始变坏。母亲离开，酒精入侵，暴力成为日常表达。那个抱着孩子穿过黑夜的男人逐渐被另一种人格吞噬，变成了他三十五年来拼命想要忘记的模样。
　　但此刻他发现，他从未真正忘记过。那个深夜的怀抱，那件带着樟脑丸气味的旧棉袄，那颗在胸腔里急促跳动的心脏——它们一直在他记忆的某个角落沉睡，等待着被重新唤醒。
　　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护士进来过一次，问他要不要帮忙处理后续手续。他说好，声音平稳，然后一项一项签字确认。遗体火化、骨灰寄存、注销户口。这是他对江明远做的最后一件事，像一个儿子应该做的那样。
　　下午三点，他离开疗养院，怀里抱着那个纸箱。外面下起了细雨，雨丝细密绵长，打在身上几乎没有感觉。他把纸箱小心地放在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然后启动引擎。
　　他没有立刻回医院。他开着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穿行。经过他上过的小学——校门换了新的，但围墙还是三十年前的颜色。经过他和江疏鹤第一次并肩等车的公交站——站牌更新过几次，但站名没变。经过那家他和江疏鹤深夜去过的小餐馆——已经变成了便利店，灯光明亮，冷气充足。
　　最后他把车停在城西公墓的门口。
　　雨停了，天色依然阴沉。接待室里的人问他要不要选一块墓地。他说不用，骨灰暂存。那人又问是否要安排告别仪式。他说不用。
　　他在寄存处写下江明远的名字，写在那个贴着编号的小格子的登记卡上。格子很小，只够放下一个骨灰盒。他站在那里很久，看着那个名字——三十五年前他发誓不再叫出口的名字。
　　“我收到了，”他对着那个格子说，“那封信。三十五年前写的。”
　　格子里没有回音。公墓的寄存处安静得像时间的尽头，只有通风系统低沉的嗡鸣。
　　“你说你怕，”晏寂冥说，“我也怕。怕了三十五年。怕变成你，怕重复你的错误，怕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也活成了那个让人恐惧的模样。”
　　他把手放在格子的金属门上，指尖触到冰凉的表面。
　　“我没有变成你，”他说，“我用半辈子学会了这件事。你可以安心了。”
　　他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
　　晚上七点，晏寂冥回到家。江疏鹤在厨房，锅里煮着粥，细小的气泡从锅底升起，破裂在水面。他什么都没问，只是盛了一碗，放在晏寂冥面前。
　　晏寂冥低头喝粥。这是他今天吃的第一口东西，温热，软烂，什么味道都没有。但他一口一口把它喝完了。
　　“我四岁那年，”他忽然说，“发高烧，他抱着我去了医院。”
　　江疏鹤安静地听着。
　　“我记得他的心跳很快。从我们家到医院要走八条街，他一直没停下来过。”晏寂冥放下勺子，“我以为我不记得了。但今天看见那封信，全都想起来了。”
　　江疏鹤没有问那封信写了什么。他只是把手放在晏寂冥的手腕上，像很多年前确认麻醉深度时那样——不是安慰，只是确认存在。
　　“他害怕，”晏寂冥说，“害怕了一辈子。怕变成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还是变成了。怕失去我，还是失去了。”
　　“你在原谅他吗？”江疏鹤问。
　　晏寂冥沉默了很久。
　　“我在试着，”他说，“原谅那个四岁时抱我去医院的父亲。不是后来的那个。后来的那个……我还不知道。”
　　窗外的夜色很浓，院子里的小枫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晏寂冥看着那片模糊的树影，忽然想起陈思羽速写本上的那句话：“晏医生的手，像会呼吸。”
　　他不知道自己的手会不会呼吸。但他知道，三十五年前有一个男人抱着他穿过八条街，那颗恐惧又笨拙的心脏在他头顶剧烈跳动。那是一个父亲仅有一次的、笨拙的、失败的爱。
　　它来得太晚，做得太少，错得太深。但它存在过。
　　晏寂冥站起身，走向书房。他打开书架角落那个很少开启的抽屉，把陈思羽的速写本、十九年来积攒的所有感谢便签、今天从疗养院带回的那封信并排放好。他关掉灯，在黑暗中站了很久。
　　然后他回到卧室。江疏鹤已经躺下了，侧身朝着他这边的方向，呼吸绵长。晏寂冥躺下，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他写过一封信，”他轻声说，“1987年写的。他怕我不原谅他，没敢给我。等了三十五年，等到死。”
　　江疏鹤没有回答。但晏寂冥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握住了——温暖，稳定，像手术台上无数次确认生命迹象那样。
　　“你原谅他了。”江疏鹤说。
　　不是疑问句。
　　晏寂冥没有说话。他想起三十五年前法院门口那个没有回头的下午，想起七年前疗养院窄小房间里那句“我怕”，想起今天纸箱里那张背面写着出生日期的旧照片，想起自己四十七年的人生——那些失眠的夜晚，那些过度警觉的时刻，那些不敢靠近的本能，那些终于学会的信任。
　　他想起江疏鹤曾经问过他：你恨自己吗？
　　他说恨过。
　　此刻他忽然明白，恨与原谅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你无法只截取其中一段而否认其他。那个抱着他穿过黑夜的父亲，那个让他恐惧了整个童年的酒鬼，那个在破旧信纸上留下颤抖笔迹的老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如同那个愤怒的、警觉的、不敢爱的少年，与此刻躺在这里的、终于允许自己被握住手的男人，也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说，“也许我正在。”
　　窗外，夜风穿过庭院，枫叶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医院的方向，灯火依然通明，那里有人在等待抢救，有人在迎接新生，有人在签署死亡证明。
　　而在这个房间里，两颗心脏在黑暗中各自跳动，缓慢，规律，持续。不完美，不完整，不浪漫。但真实。
　　晏寂冥闭上眼睛。江疏鹤的手依然握着他的手腕，指尖搭在脉搏的位置——像确认生命迹象，像守夜人提着灯走过漫长黑暗，像三十五年前那个抱着孩子穿过八条街的、笨拙的、失败的父亲。
　　他终于允许自己，被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