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分叉的路口》一轻芒

1、新生

　　我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做好的人。

　　窗外阳光和煦，映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

　　左手背上的留置针贴着胶布，药水一滴滴往血管里渗，凉得人发颤，可我早没了知觉，就像这具身体早已不是自己的。

　　床头柜上摆着子女削好的苹果，氧化得发褐。女儿红着眼圈替我掖被角，手指碰到我胳膊时缩了一下，大概是怕碰疼我，又或许是怕我这把骨头散了架。

　　儿子站在窗边打电话，声音压得低，我却听清了 “透析”“进口药” 几个字。

　　老伴坐在床尾的塑料凳上，背脊驼得像张拉满的弓，他一辈子粗枝大叶，此刻却正用我前几年给他买的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瞅药盒上的说明书，手指在 “不良反应” 那栏划来划去，指腹的老茧蹭得纸页发响。

　　他们都围着我转，像老房子里的家具，摆了几十年，挪不动了。有留恋，亦有感情，但更多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复杂感情。

　　我盯着自己蜷成一团的手，忽然像童话里那个总在后悔的樵夫，心里头反复捣鼓着一个念头：要是能倒回去重走一遭就好了。

　　回到哪里呢？

　　或许是回到小巷分叉那一刻，选择更难的路。

　　又或者是即使选择了简单但更易行的路，依旧可以笃定而满足地走下去。

　　我的大半生都在围绕着这群人转来转去，在家长里短和平静的毫无斑斓的岁月里消磨。

　　我有些累，闭着眼又睡了过去。

　　三天后又要做手术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个不成功的电动汽车，需要不断返厂。

　　无休止的煎熬……

　　第三天推上手术台时，无影灯在天花板上投出一圈惨白的光晕，晃得人眼晕。

　　我数着护士口罩上方露出的睫毛，那是我新发现的术前解压方法。

　　这是第几次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麻药针扎进手背的瞬间，我忽然想起前几次手术后的场景：

　　第一次拆纱布时，医生说 “恢复得不错”，我攥着老伴的手笑出了眼泪。

　　第二次复查，片子上的阴影没变小，儿子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抖成筛子。

　　人啊，在希望和失望里来回蹚几遭，就像被磨平了棱角的石头。

　　没有期待，也没有恐惧，就只是等着，像等着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雨。

　　——

　　但一年前，我并没有如此从容。

　　那天，我刚把办公室的绿植搬回家。

　　前天才跟老同事约好，等过了梅雨季节就去爬黄山。

　　那是我们年轻时总说 “等退休了一定要去” 的地方，连登山杖都买好了，就靠在玄关的鞋柜旁。

　　我才五十五岁。

　　化验单上的字像淬了冰。

　　窗外的蝉鸣还像往年一样聒噪，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准时响起，连菜市场的吆喝声都和昨天没两样，可我的世界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重大的改变总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

　　而最魔幻的往往就是现实本身。

　　那些规划了大半辈子的 “以后”，突然被塞进了一个标着 “倒计时” 的盒子里。

　　公园里比我大十岁的老张还在打太极，超市里的收银员大姐和我同岁，昨天还笑着说 “退休了正好带孙子”。

　　我是个非常擅长忍耐的东亚女人，我非常擅长延迟满足。

　　延迟着，延迟着，或许再也没有机会满足。

　　——

　　手术结束后，伤口在夜里会隐隐作痛，像有只小虫子在肉里爬。

　　但我没像前几次那样哼唧，只是睁着眼看病房的窗帘，外面的风会时不时地吹动它，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一个月后，我能拄着拐杖慢慢挪到窗边了。

　　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能不能为了自己活一次?

　　避开所有的“应该如何”，去做一些肆意妄为事情。

　　我自幼便是好孩子，拥有了看似美满的一切，可是还是不快乐。

　　那假如，肆意一些，自由一些呢?

　　我下意识地劝自己不要乱想，都快死的人了，想这个干嘛。

　　可是念头就如同蔓草一般疯长，逐渐燎原，吞没了曾经的我。

　　我把信写在医院的便签纸上，字歪歪扭扭的，左手麻得握不住笔，笔尖总在纸上打滑。

　　“我走了，要去寻找真正的自己了。”

　　开头就这三个字，想了半天，又添了几句：

　　“这辈子总想着你们，想着这个家，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剩下的日子，我希望活得自由自在，你们不用去找我，就当我走了。等我离开了，我会想办法让你们知道的。”

　　没说去哪儿，就放在了床头柜上，压在老伴削了一半的苹果底下。

　　或许，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不过，天地之大，何处不可容身。

　　其实早想过要走。

　　高考前翻烂的《环球旅游》杂志还在老家箱底，第三页折着角，印着中亚的沙漠，夕阳把沙子染成金红色。

　　而我的肆意，好像也就止步于那段青葱岁月了。

　　那时候总对着那页纸发呆，幻想自己背着帆布包，踩在滚烫的沙子上，听风卷着沙粒打在帐篷上的声音。

　　后来的后来，这念想就被柴米油盐泡软了。

　　一辈子像个陀螺，围着 “家” 这个桩子转，转得头晕眼花，却从没偏离过半步。

　　拉开病房门时，鞋子在地板上叩击着，笃、笃、笃，像在跟过去的日子告别。

　　阳光从楼梯口涌进来，暖得人发颤，我深吸一口气，伤口虽还隐隐作痛，心里却像有什么东西，终于舒展开了。

　　我这一生，进了国企，工资虽说不算顶尖，却也踏实可观。

　　这些年除了给儿女在大城市各置了一套房，银行卡里躺着的数字，足够我拿一百万出来，痛痛快快走一趟。

　　一百万，在大城市还有些杯水车薪的数字，却足以给我的人生画上一个不同的句点。

　　第一站选了云南。

　　四季如春，多么令人羡慕的气候。

　　听说那里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空气里都飘着草木的气儿，正适合我这副需要喘口气的身子。

　　人呐，站在真正辽阔的天地里，才觉出以前揪着不放的那些琐事，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

　　没坐飞机，特意选了绿皮火车。慢悠悠晃着，哐当哐当的，像小时候躺在摇篮里。

　　把窗帘拉开一半，看窗外的田埂、村庄、远山一点点往后退。

　　到昆明站时，天刚蒙蒙亮。出口处有个老太太蹲在竹筐旁卖花，黄灿灿的一大捧，花瓣上还沾着露水，朝着东方微微仰着头。

　　我的前半辈子没有收过一束花，那就自己给自己买，自己宠爱自己。

　　我走过去买了一束，花茎粗得硌手，花香混着晨雾的潮气扑过来，倒像揣了团暖烘烘的光。

　　这大概就是希望的样子吧，不管往哪走，总朝着亮处。

　　站在车站外的玻璃幕墙前，我瞅了瞅自己的影子。

　　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布衫，灰裤子，脚上是老伴去年给买的软底鞋，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亮色。

　　可不是么，我朴素了一辈子。

　　菜市场买菜要讨价还价，换季添衣服总挑打折的，连孙女说要给我买支口红，都摆摆手说 “涂那玩意儿干啥”。

　　有时候也糊涂，到底是不愿意打扮，还是打心底里觉得 “省钱” 比 “好看” 重要，又或者，是被日子磨得懒了，懒得再琢磨这些。

　　可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会儿我总缠着娘要公主裙，粉嫩嫩的细纱，裙摆上缝着亮晶晶的玻璃钻，转起圈来像朵炸开的花。

　　后来呢？后来那蓬蓬的波浪边，就一点点变成了直挺挺的平摆。

　　就像人，被柴米油盐一泡，被 “该省”“该攒”“该为家里着想” 这些话一浸，那些亮闪闪的念想，也就慢慢晕开了，淡了，最后只剩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布衫，倒也穿得习惯了。

　　我捧着向日葵，慢慢走出车站。

　　云南的风裹着草木香吹过来，掀动了我的衣角，也吹得花瓣轻轻晃。

　　或许，现在拾起来也不晚。

　　拦出租车时，我盯着车窗上 “起步价 8 元” 的贴纸愣了愣。在上海，从小区到菜市场不过三站路，打车要三十块，我总宁愿等二十分钟公交，哪怕夏天被挤得一身汗。

　　可此刻司机问 “去恒隆广场？”，我只点头说 “对”，声音里竟有点陌生的轻快。

　　商场比我想象的亮堂，玻璃幕墙反射着蓝天，晃得人睁不开眼。

　　直奔数码区，指着最显眼的运动相机说 “就要这个”。售货员介绍像素、防抖功能时，我没像以前买洗衣机那样反复问 “能不能再便宜点”，直接扫了码。

　　握着冰凉的相机机身，突然想：这些镜头里的山山水水、路人笑脸，或许就是我能留给这世界的最后一点东西。

　　比存折上的数字鲜活，比墓碑上的名字具体。

　　回到商场大堂，我坐在休息椅上，把行李箱倒扣过来。里面的旧衣服滚了一地：洗得发灰的圆领衫、膝盖磨出毛边的裤子。这些穿了大半辈子的 “将就”，此刻看着像堆沉重的包袱。

　　我蹲下身，把它们塞进旁边的垃圾桶，动作干脆得连自己都惊讶。

　　然后我走进一家亮粉色的店铺，店员打量我的眼神带着迟疑，我却径直拿起条碎花连衣裙。

　　镜中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眼角堆着皱纹，可裙子上的向日葵图案映在脸上，竟有了点暖意。

　　接着是牛仔外套、运动鞋、亮黄色的围巾……

　　以前总觉得 “老年人该有老年人的样子”，买衣服先看标签上的 “妈妈装” 字样，现在才发现，“好看” 哪里需要分年纪。

　　导购小姑娘笑着说 “阿姨您真有眼光”，我挥挥手里的运动相机，把她的笑脸拍了下来。

　　镜头里，试衣间的镜子映出我拎着十几个购物袋的样子，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

　　以前算着 “这件衣服能穿三年才划算” 的日子，像层紧绷的保鲜膜，此刻终于被撕开，露出底下喘着气的、鲜活的自己。

　　走出商场时，夕阳正把玻璃幕墙染成金红色。

　　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手指摩挲着冰凉的按键，突然明白：那些省了一辈子的钱、拘了一辈子的规矩，就像自己给自己戴的枷锁，锁了大半辈子才发现，钥匙其实一直在手里。

　　而此刻，阳光落在我新穿的牛仔外套上，风掀起碎花裙的衣角，这自由的滋味，迟是迟了点，却如此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