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烟染楼月

2、（二）

　　（二）
　　我看着檀主任的消息，意外又不意外。
　　她自然是待我极好的，除了她本身就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之外，她对我总是格外照顾。是一个看着我褪去稚嫩的见证者，是我崇敬的偶像。
　　十六七岁时,我还在学堂念书。那时因为喜欢写作,便想加入报社系下的书章院学习。但书章院是一所很特殊的学堂，很少有人会想选择这里读书，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方神秘的天地：进入这里需要一些内院的介绍信。我虽通过了考试，但苦于没有内院的人介绍，所以一直无法获得院内的录取。一时间我有些无措迷茫，那时我一直以为是我对于自己前途的怀疑和否定，才让我产生了失落无助的感伤，时至今日我才恍然发觉，其实那时我更多是对伶仃的感慨。
　　彷徨之际，她找到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刻还是激动的，因为她那时起就已经是天台广播电台总局的一级播音员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号响彻了整个天台镇。这个镇上，只要是大事儿需要报道，一准就是她的声音传入每个居民的耳朵里，只要她在，就安心。大家都认为，似乎只要在睡前的广播中听到她的声音，就都能美梦成真。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盯着我说：
　　“我帮你。”
　　广播电台和报社虽然明面上关系紧密，实际上又面临一些很敏感的问题。因为这广播播出来的消息都是代表整个天台，只有被天台政府认可了的、明确证实了的消息，才会被放出来，让居民们知悉。很具有权威性。而报社又是私人承办，这样下来，难免会出现不少以公谋私的人。所以为了避嫌，广播员总是能不去掺和就不去掺和报社的事。哪怕是刚进电台的文员也知道这个规则，更何况是她，檀之。但她愿意帮我。即使书章院的院长就算拿到了介绍信也不同意我的申请。我隐隐约约听出是和我父母有关，但檀之一直在为我争取，我也没有过问。
　　想来不过就是因为主张的不同吧，说起来又麻烦，等写到那儿了再细讲。
　　最终这事办成了，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成的。只知道檀之没过多久就搬来了我的右边。当天我带着麦太送我的猪肉上门拜访她，但她很快就看破了我佯装大人说出的客套谢语，笑着让我相信她。
　　我看出她与我父母之间的联系，试探着想问起当年的事。
　　但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给我做了一顿很好吃的饭，好吃到我现在还记得那顿饭的味道。然后对我说：“我很尊敬你的父母，也很开心你选了这条路。有困难，随时敲我的门。”
　　我自然知晓我不会想要再麻烦她，但我只看到她笑得温柔，说得诚恳。好像在我的耳朵里装进一个独特的收音装置，让那样本来流露在大喇叭里的声音，跑进了我小小的耳朵里。
　　我听到了。我想说，但没有说。
　　很快我加入了书章院学习。学习之余顺便帮报社写一些文章,赚一些满足我吃喝用度的钱。按理说十几岁的年纪,镇民们是不会同意让其打工或是开店的,因为这个年纪在他们眼中,正是该好好精进自己所选择的爱好，并刻苦练习技术的时候。等技艺的等级达到可以信手拈来的程度了，再将其加入市场也不迟。那叫水到渠成。而不是早早地用尚不成熟的技艺换取谋求生存的货币。这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违背了他们所遵循的，“艺术就是快乐，快乐就是伟大。”的原则的。
　　但我不同,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如果我在年纪小的时候用手艺赚钱，并不会受到过分苛责。听廖阿婆说,我的父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被赶出这里的,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只给我留下一间木屋和一箱我看不懂的书。
　　我总是问阿婆，为什么大家要赶走他们呢？在课本上,我读来的我的父母,分明是很伟大的人,是他们开办了报社,带领一众学者为小镇开创新思想，留下很多珍贵的治理见解。亦是他们首先提出我们不该封闭独存,而是该向外探索,拓宽眼界。但阿婆似乎总反对我这么介绍我的父母,她说她尤其讨厌后面那种说辞,她说那不叫伟大,那叫自私。
　　那时我不明白。
　　我心里一阵发冷,因为从小到大我所受的教育都是要安心生活,沉浸自己所选择的事业里。或者换句话讲，在天台镇,天大地大，最重要的，只有一点：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然后干下去，干一辈子。
　　而我的父母，骄傲的作家。他们都这么叫。他们却一心想要离开这儿。
　　或许他们真的做错了。我想。看着那热闹的集市，耳边不断响着商贩们的吆喝声,它们似乎都在提醒着我，这里,便是最好的答案了。天台永远奉维一切热爱的为艺术,并无限尊崇其的伟大。还有什么比这更难得的呢？
　　虽无可否认的是，我爱天台，爱这里的一切，但我逐渐萌发的虚无主义却告诉我，我也许本不该属于这里，但我无可奈何。
　　现在我明白了。
　　如今的我已经正式加入了报社的工作，我特意挑了新闻部的稿件撰写工作，这样我就能和周声接触地多一些，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她能多读一些自己想读的内容。我任由自己这么想着，似乎已经默认了报社和广播台内里关系敏感就是我这种人害的。突然又有些难堪，可是转念一想，我只不过是写一些散文诗集罢了。时政什么的，我并不怎么感兴趣。
　　好吧，其实是懦弱吧。我并不想参与那些讨论。
　　不过檀之这几年已经成为了广播电台的总主任，一线播音的机会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她总有忙不完的事，比如当了领导就要开始活跃报社和电台的关系，走动地密了，报社新闻部的工作也归她管了大半了。
　　其实报社的老板也不傻，对于新闻部的事归谁管，她也很少再过问，她知道，这就是镇长“革新”政策的其中一个下马威。
　　这不禁让我觉得幕后看起来似乎比台前更应该在台前。人们总是这样，总是不给外行人了解内行的机会，也从来不给外行人误解内行人以谅解。
　　但我不喜欢把自己规划在内行或是外行的哪一类。我只是做着我的工作而已。主要是我也不想要檀之那么累，于是，在一段“右边房子里的灯从来没有在黑夜亮起来过”的日子结束后，我“敲响”了她的门。
　　开门的时候她总是很平静地隐藏她的疲累，然后轻声问我是不是又没有睡好觉。因为我总是把她当作治疗失眠的良医。
　　我摇摇头。
　　她歪着头冲我笑了笑，头发就快要散开了——她做什么都是轻轻的。轻轻地走，轻轻地回，轻轻地、松垮垮地把头发绑起来。
　　“檀主任，我有困难。”
　　她闻言似乎很惊讶，沉默了半晌，对着我脸上的认真敬佩地笑出了声：
　　“进来说。”
　　虽说她家里我来过很多次了，但是每次还是会忍不住欣赏这样一番陈设布置：层层叠叠的书墙。每一本书似乎都看起来很旧很老了，甚至有的内页都快掉落出来，只是因为被放得太高，或许檀之没有发现。它们无力地耷拉着，像一片无拘无束的野草，齐根乱苗，又像一支临海前行的船号军队，舳舻千里。
　　“檀主任，你这里的书真多。”我不禁感慨到。
　　檀之已经见怪不怪了：“每次来都要说。难道小临是想暗示我什么吗？”
　　她又笑得灿烂。
　　我有些弄不明白她的意思，没有说话。
　　檀之见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还不等她说，就很快找到地方坐了下来，甚至还更换了一个更符合自己心意的木桩外形的凳子。不知怎么，有些无奈，又有些欣慰。所以也坐下来看着我，也没有说话。
　　轻松的沉默总是证明关系亲密的好方式。所以我没有打破死局的压力，也没有要散布生机的责任。我就那么坐着，摆弄着桌上看起来很新鲜的水果，每个水果上还贴着“瑞比菜园”的字样——应该是她今早下班买回的。
　　想来她又是熬了个通宵。
　　水果蔬菜摊下铺早，收摊也早。更别提瑞比那个老头了，夜里也没有什么活动，更是睡得早，起得早。很多时候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出来了。不过耐不住他的水果是最新鲜，最好吃的。毕竟他年轻的时候是草本植物学专业的教授。
　　檀之放书在我旁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拿去。”
　　她说。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刚说的，我对她的“暗示”是指什么。
　　但很可惜，我并不是一个什么很爱看书的人。我看着她在我想东想西的时候挑选出来的几本书，都已经翘边泛黄，似乎这整面墙的书，随便拿一本出来，都是这样的风貌。
　　对她的敬意又多了几分。便不想再以小大人的身份苛责她的过分劳累。
　　没有理由拒绝她的礼物，我接过了，然后又问：
　　“我走了你会好好休息的吧？”
　　她这次笑得更夸张，身子开始抖动，头发彻底散了，顺着她轻轻拨开发丝的指尖划破空气，滚落在肩头，给两者之间的弧度做了一个很完美的留白。
　　“嗯。”
　　她笑够了回答我。
　　然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的我，带着一股子气回家了。
　　生气吗？其实也不是。
　　今天看到她的传呼消息，又让我想起来那些事，看来她又是忙得昼夜颠倒了。
　　不管好了。
　　半夜“狂欢”结束了。我在音乐声和人群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又是放晴日。我预备去瑞比那儿买一些常用的文稿纸回。他除了研究蔬菜水果，也喜欢搞一些发明创造，尤其是木头之类的工艺活。像这每户人家的木桥木梯，都是他设计，然后统一制作的。他对木头讲究，做出来的纸自然也是最好用。
　　这么想着，我打开门。却看到门口有一袋水果。拿起来一看，发现是瑞比家的。我下意识看了檀之家门口：大门紧闭着，但木板桥没有归位。于是我就顺着桥走过去了，抬手准备敲门，想了想又觉得不妥，难得的假日，就不要打扰她的美梦了。于是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做完一切之后我上街买纸去了。
　　在经过乾阿公的铺子前，看见乾阿公正从店铺里推出置满了新鲜茶叶的木车,带着那独有的清甜,混着清晨雾气的鲜香在气味中给我留下了独特的记忆。以至于我凭借着这气味,怎么也不至于会忘记这里。
　　看着阿公手上的牛奶倒进了沸腾的煮茶锅中,我顺势问:
　　"好香啊,是要做奶茶吗?"
　　阿公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笑了:
　　“是啊。为清要回来了。这不是想着哄孙女开心吗？”
　　"为清?"我皱了皱眉,这是个许久未听过的名字了。
　　“是啊。她外派学习三年了。”阿公温和地对我笑笑,“你是不是快忘记她了?”
　　听出阿公话中的玩笑趣味,使我闻言一愣。但也礼貌性地向他道别,就继续向前走去。但显然这个问题并没有打算放过我。风阵阵吹起茶香,又跟着我走了好一段路，当我再次来到瑞比家门口时，我便再也止不住地想起乾为清。
　　再不想承认,也不得不说，她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八年前，她和我在同在书章院学习写作,一次课中,教书先生向我们提出一个课题方向,让我们就此展开写一篇文章,而我和乾为清因观点相同被先生当做趣事广而流传，彼时皆年少,似乎我们谁也不服谁,使这么较上劲儿了。自此,若是她能得第二的事,我当仁不让地要压她一头,夺得头筹。当然也免不了失误性地会让她得意几次,在外人看来,我们是竞争性极强的"敌人",但在我心中,她是我最欣赏的人。在天台,我们像是相互促进的朋友。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从书章院毕业，大约过了一年,乾阿公便帮着乾为清搬到了我对面。说是她想要独立。搬家那天,我才知道,原来乾为清早就想换栋楼了,只是找瑞比说了好几次,他才同意帮忙盖这栋新房子。
　　瑞比脾气古怪是公认的，时常人们找他帮忙做木头家具，都要提前很多天同他讲，他心情好了才会开始做。只是什么时候能完工,也说不准,但没办法,瑞比是天台木工手艺活最好的人。虽然他并不是个木匠。准确来说,他是个农田主人。他的天台上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满了蔬菜,他对待那些蔬菜,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准时浇水,全心灌注，这些都是其次,他甚至为他的蔬菜们编了一首歌，还破天荒地参加了“狂欢”,要知道,他从来不参与集体活动。这个老头,孤僻得很。
　　所以乾阿公要请他帮忙盖一栋房子,那是难如登天。据说为了让乾为清能早日住上新房子,乾阿公还费尽心思用瑞比最爱吃的胡萝卜做了“清萝卜茶”,连续请瑞比品尝了好几次,最终这个可怜的老头实在不想再被纠缠,答应了他的要求。
　　“那茶味道如何？”我问乾为清,但我大抵是知道答案的。
　　“你可以试试。”她笑着打了我一下。
　　我没有再搭话,接过她手中的箱子,帮忙往楼上搬去。风吹动箱子上的纸板，我看到里面的书,震惊不已——纸箱中好多书,都同我家中,父母留给我的一模一样。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情绪,乾为清快速地用力按下纸板，不顾我想追问,她只说:
　　"非礼勿视。"
　　于是我没有再说话,我只深深预感到,她或许在秘密做着和我父母一样的事,我不禁担忧起来,毕竟任何宣扬那样思想的人,都会被赶走。
　　之后我们很久没有再讲话,彼此沉默着,直至搬完了所有箱子。
　　“回去吧。”她顺手在阿公铺子里卖的瓶装茶递给我,“今天谢谢你”。
　　我没有伸手接过杯子,也没有看她。低头看着这块土地，我想我是在做着什么艰难的抉择。
　　可我始终没有再开口。也许是她等烦了,我听到瓶子被扔回箱子里的声音。
　　"胆小鬼就该回家去!"
　　我闻声抬头,却眼见着她已经转身走了,身后人群推着我不得不往家走去,但我本不想的。
　　从天台上往对面看去,那间亮灯的房间,似乎已然和我隔得很远了。
　　自那次后,我和乾为清便十分默契地很少来往了。即使是路上遇到,也会刻意避开。在她离开小镇的前几日,对面那间房间的灯,一亮便是一整夜,我几次下楼想要去敲响她的门,大声告诉她,你是勇敢的人,但这已经够了!可我始终无法这么做，或许在我心中,"阻止她",才是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个镇上所有的“革新主义”反对者中,我是唯一个,认可“阔步主义”的人。但我不敢做,也害怕有别人去做。我实在理解不了自己,便在她门口,一圈又一圈地走动，看着满天繁星,看着木板相连,我不敢想,若是没有这样的光景,我又该如何消愁,或是,我到底该去哪儿呢?我留恋的,到底是什么？
　　我失意地在她家门口坐了一晚上,一早,我便被身后开门的声音吓了一跳。我转头看清来人,她似乎也同我一样,有些震惊,但只是片刻后,她又恢复了往日那般傲然的样子。她略过我,顿了顿脚步，整理了一下肩包的带子，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我不知所措,心中万分煎熬,但脚却像被定住似的，走不得一步。我看着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中,而她始终没有回头。我长久地盯着那个方向,直至眼睛有些酸涩,喉头有些干痛，也不敢下一步动作,只是转回头来看着空荡荡的家,心中突然寂寞难耐，我坐着等风带着清晨最后一丝凉意吹过我,接着只是张了张嘴，呼出一口热气,看着那热气在眼前渐渐消散,我整轻心都紧绷了起来，明明什么也没做，但又像是万事缠身般沉重。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直到刚刚听到乾阿公说的“外派学习”，我才知道原来她是用这样的理由，去践行我父母的“阔步理论”的。
　　这些年我也尽数弄懂了天台里藏在“革新主义”下，早就暗流涌动的三股风。
　　我父母提出的“阔步理论”，书香院长推崇的“延陌主义”，还有大部分居民坚持的“守旧主义”。
　　其实在新上任的镇长提出“革新”之前，“阔步”和“延陌”是万万不敢放在台面上的。这或许也是我父母被赶出去的原因之一。因为天台并不是生来就有，像山像水一样躺在那里，而是由一代人建立的。
　　从建立之初到现在，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再也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只能看着眼前的这一方天地。这也算是遵守了建立天台的规则：“找到你热爱的事，干下去，干一辈子。”所以好几代天台人都适应了这样自给自足，经济互补的模式。直到有一天，街上有几个年轻人卖起了自己的文章，名为“阔步前进，剔骨除旧”。这篇文章宣扬了“阔步理论”，强调“走出去”的必要性，阔步主义的年轻人大多以号召大家“走出去”为重心进行行为劝导。为天台的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局面，也引起了不少的乱子。但支持的人也不少，很快这几个年轻人就创办了报社。
　　其中两个就是我的父母，林海志和魏芳萍，还有一个便是如今书章院的院长，穆启。也是后来“延陌主义”的创始者。他主要劝导人们，把外人“放进来”。
　　这个并不怎么受排斥，反而一直施行到今天。
　　而号召人们走出去，无异于解散天台。这样的思想实在恐怖，于是我的父母被赶了出去。但他们说幼子无辜，有自己决定的自由。所以我被留了下来。因为是情势所迫，父母给我起了“林临”这个名字，也希望我能够不早不晚，好好享受决定的过程，并且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
　　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周声讲的了。
　　那时候听乾阿公说“外派学习”，我只知道一个人，就是秦师。她是外派回来的人。是个文艺的画家，交集不多。不怎么熟。
　　没想到乾为清消失的这三年，竟然也是做了这件事。
　　我不明白三种流派之争最终谁会胜出，但是既然外面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她们又都回来了呢？
　　但无论如何，我一直不敢面对那个懦弱的自己,同样也不敢面对乾为清。
　　在我认知中,她是最勇敢的人,而同时,她也是最直观见证我失败的人。年少那场势场力敌的竞争,如今显然已经分出了胜负。
　　不知思绪飘了有多远,反正到它重新飞回来,我转已经在瑞比家站了很久了。一进菜园,就看到门口坐了一个气鼓鼓的人，走近一看,才发现那人正是廖阿婆的宝贝孙女，池祺。她见我来了,连忙跑过来笑着对我打招呼,我也笑着回应:我很喜欢她。我们是儿时的玩伴，她总是很友好,也是个有趣的人。
　　"怎么不进去?"我问。
　　"这老头门锁了。"她翘着嘴,看向天边,以此侧面告诉我,她在胡说。我笑了笑,也不知她哪儿来的满嘴跑火车的毛病,看这样子,大抵是被人家拒之门外了。
　　“跟我来吧。”
　　瑞比是个体面人,他很尊重我父母,也很支持我。每次的文稿纸，几乎都是如约而至。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严肃地对我说:
　　“不能耽误你们做大事。”
　　什么大事呢,我不过是其中最微小的背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