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掌灯（3） 不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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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绳子，法医老延有些不同的看法。
凶手在三起案件中使用的都是尼龙绳，但每一款的纤维结构和化学成分却不尽相同。
假设对方真的是一个有经验的案犯，那她/他肯定知道，哪怕是同样材质的绳子，其中的纤维结构和化学成分也会出现微妙差异。
光说凶手用到的三条灰色尼龙绳，这些尼龙绳的构造不同，有单丝的，比如钓鱼线那样的；也有多丝的，比如攀岩绳。
所以，频繁更换绳子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
“什么意思？”老常的徒弟提出疑问。
“意思是，对方根本就是故意的！她/他很可能在测试我们。”说话的是队里的心理侧写师，她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气质飒爽。
“现场没有提取到除死者以外的痕迹，说明凶手的性格谨慎。但这样谨慎的人，怎么可能会遗漏纤维痕迹？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她/他是故意的！对方在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些绳子上找到她/他的DNA、指纹，或者其他的东西。她/他在和我们玩游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侧写师的这番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升起一股寒意。
不是害怕。
是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很可能不是因冲动而作案的凶手，对方的思维冷静、且享受过程，她/他大概率把自己当成了猎手。
她/他在戏弄他们这些执法者。
情报组将三起案件的死者信息做了交叉对比。
第一起案件的出租车司机，姓赵，籍贯在绿省，就业中心的系统记录着他来都城务工的时间，十五年前。
他刚来都城的头三年一直处于灵活就业的状态，第四年才入职现在的出租车公司。他的社交圈有限：几个开出租的同事、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偶尔约会的几位女性——都是在相亲网上认识的，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他近一个月的通话记录中，总共联系过的号码有三十四个。其中十三个被他存在通讯录里，有名字和关系备注；另外二十一个是陌生号码，经过核查，七个是骚.扰电话和广告推销，剩下十四个都是他在相亲网上认识的。
第二起的受害人，姓钱，户籍落在原省。十三年前从家乡到都城至今，一直没有固定职业。
他比赵姓死者小一岁，但社会关系要复杂得多。
因为案底，导致他一直找不到正式且长期的工作，于是钱姓受害人常年混迹在各种灰色地带，认识的人也五花八门。可他的紧密社交圈同样不大。女朋友、在老家的父母和姐姐，还有几个和他一起在劳务市场等活儿的同乡。
他通讯录里那个没有登记身份信息的号码，被情报组列位重中之重。组员们费了好一番功夫，只能查到这个号码和第二起受害人联系过的记录，其他什么也没有。
第三起受害人的身份已于案发翌日确认清楚。
死者姓孙，也是四十三岁。户籍位于庆省南市，来都城是为了做点小生意。准确的说，是给各个工地输送临时劳动力的个体中介。
孙姓受害人已婚，有孩子，但平时由妻子带着在南市生活。只有在孩子学校放假的时候，妻子才会带孩子来都城和他团聚。
邻居说，死者每天早出晚归，偶尔会带几个男性友人回来喝酒，但次数不多。
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孙姓受害人的通讯录里存着近四百位联系人，社交圈比前两个大得多。但除家人之外，全部都只涉及工作上的往来——包工头、工地负责人、还有人事部或者财务部的工作人员，余下的都是从他手里介绍去工地务工的人员。
他的私生活干净，也简单。
唯一的社交软件上，聊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妻子，朋友都没见几个。情报组通过聊天记录能看出来，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当然，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
是个性格相当温和的老实人。
所以，情报组认为，凶手杀害孙姓受害人的原因，极大可能不涉及到情感关系。
案件的调查到这里被迫中断。
这三个人的籍贯不同、职业不同、连年龄也不尽相同，且生活轨迹没有任何交集。
情报组调出比对报告的时候，吴队盯着投影幕布看了半晌。
当然，除他以外，其他同僚的表情也不是太好。
“没有交集、没有共同去过的地方、也没有共同的联系人，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基站的范围内同时出现过。”情报组组长拉长脸，语气低沉地说着这个坏消息：“都城就这么大，偏偏他们三个像三条平行线，在茫茫人海中一次都没有交叉过。我说白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吴队仰着头靠在椅背，他打开烟盒，里头的烟还剩两根。
他取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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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专案组再次走访三个案发现场周边的人家，共四百多户，询问笔录收集了七百多份；监控调取了方圆五公里内所有能用的录像、将近两千个小时的视频素材，四位年轻民警两人一组地看录像，六小时轮换一次。他们在录像里找到无数辆黑色电瓶快递车，但最终的核查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排除嫌疑”。
法医对三具尸.体做了至少三次复检，试图找到一点有效的微量物证。老延甚至自费让省厅的法医实验室做了一次更全面的毒物筛查，结果仍然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药物成分、没有任何外来的DNA，也没有任何能指向凶手的生物检材。
用老延的话来说，就是“干净得像新生儿的胎便”。
痕检科将三起案件现场中提取到的所有物证又重新过一遍。
老常驱车去隔壁市，把退休多年的师傅“请”回来。两人顶着白头发，用马斯曼探针在纤维缝隙里找细胞。
正常人在戴着手套作业的时候，多少会有些汗液渗透、或者皮肤摩擦脱落。但几个通宵过去，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上皮组织。
“除非凶手不止戴了手套，她/他还可能穿着件大白服，拿着消毒剂把案发现场全面消杀一遍。”老常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嘲讽，“妈的，医院都没她/他收拾得干净！”
但最令人崩溃的点在于，这三起案子都是密室作案。窗户、大门，全都从里面上了锁，连排水口都让密封得紧紧。
总不能是从马桶管道里爬出来的吧？
又不是演恐怖片！
案发后的第八天凌晨，会议室里的烟灰缸又满了。
有人趴在桌上小憩，有人在角落里不停打电话，甚至有人盯着白板上那三张死者的照片发呆，嘴唇翕动着，小声问照片里的人：你们到底得罪谁了？
老常的徒弟是整个会议室里最年轻的职员，今年刚满23岁。
他已经连续工作近三十个小时，中途只靠在椅子上眯了不到两个钟。小孩儿的眼圈发紫、嘴唇干裂，下巴上冒出一层青黑色的胡茬。
他翻完档案册里的最后一张报告，仰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很轻地笑一声。
“怎么可能会有案子一点痕迹都找不到？”小孩儿摘下眼镜，露出太阳穴边上那两条被镜腿压出的红痕，“除非凶手不是人，不然我真的找不到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一年以来，一直抓不到凶手。”
这样不严谨的说法，并没有引来其他人发笑。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在某个无力的时刻里，闪过同样的想法。
他们用尽所有的刑侦手法、调动所有的技术资源，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但每一次都差那么一些。
像是一拳头打在棉花上，永远得不到回馈。
小孩儿又干笑两声，才把眼镜重新戴上，然后低头继续翻看新的报告。
吴队看了他两眼，取出一支烟点上。打火机的声音落在沉默里，显得格外响。
小孩儿的话像一根鱼刺卡在他的食道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不是人？
不是人。
不是人！
吴队走出会议室，斜倚在墙上，深深吸一口尼古丁。
走廊的灯不知被谁关了，一片漆黑。独留烟头上的猩红，明明灭灭。
如今，他的脑子里又出现新的问题——
第三起受害人家庭和睦，也没有参与到家庭之外的情感关系，那么他的死因就不可能是情.杀。既然不是情.杀，那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随机杀人？随机选择独居男性，然后勒死、割除生.殖器、再不留痕迹地离开？
一个完全随机的杀手，是怎么能那么精准的在都城里，找到三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受害人？
那么恰巧地选择监控盲区里的作案地点，又那么刚好地避开所有监控？
每一个！
每一个都能精准避开！
这他妈的是雷达成精吧？
吴队在脑子里筛线索，最后在记忆的角落翻出一张意料之外的脸——
梁樑，他的发小。
梁樑比他小几岁，住在他家对门。俩人一块儿长大，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学校。这哥们儿的高考成绩比他好太多，但填志愿那会儿，也不知怎么想的，愣是报了所道观学院。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梁樑他妈哭了小一个月，他爸气得大半年没跟他说话。
但梁樑还是去了。
只知道他这位发小本硕连读，在道观学院待了整整七年，毕业以后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工作，梁樑没说，吴队也很识趣的没有多问。
但他大概能猜到发小工作的机构，应该是龙国的某个特殊部门——就是那种在政.府组织机构表里找不到的部门。
吴队一直知道，这个世上有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
从警生涯十年，他见过太多无法被纳入逻辑框架、也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案子，而那些案子最终都会被归档为“未破”，密封进档案袋里，再由档案机构的专人取走。
吴队不知道专人会将档案拿去哪里，但他能确定，之后的事一定会超出他现有的认知。
所以他想到梁樑。
不是病急乱投医，只是在穷尽所有常规手段后，唯一能求助的非常规渠道。
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正好走到凌晨两点。
这个点，梁樑肯定没睡。
据他对于发小的了解，这厮是个夜猫子，再加上又是Internet冲浪达人，常年昼夜颠倒。
吴队快速在数字键上摁下发小的手机号码。
俩人上回打电话还是在他去年生日的时候，梁樑只说了声“生日快乐”，说完就挂了。但发小的感情就是这样的，不需要频繁联系，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就能接着聊。
中间的那些留白从不存在。
手机铃声刚响起就被接通。
“嚯！老吴，什么梦让您想起我呐？”梁樑声线清明。
接这么快，肯定还在玩手机！
吴队的工作性质将他养成一个不喜欢拖沓、说废话的人，但他如今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以他和梁樑的交情，原本不需要有任何迟疑。
可他还在不停思考着措辞。
倒是电话对面的梁樑先开了口；“您碰上一特麻烦的连环案了吧？就咱平常那套法儿破不了的那种？”
吴队半张的嘴阖上。
他甚至一点儿声音都没发出来。
电话另一头的梁樑，指节掐得飞快。
他看一眼手机屏上显示的阳历日期和时间，比对着阴历的时辰，又将吴队的出生时间合进去。
梁樑开着手机扩音，两只手各掐各的。
半晌，他又对着话筒说：“老吴，您看过作家道尔的《四签名》吗？里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
“你想说什么？”吴队夹烟那只手，在不自觉发着颤。
“就是您猜的那样儿。”梁樑将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这样吧，我告儿您一个号儿，您记一下啊。”
吴队从衬衫兜里拔出签字笔，又在各个兜里摸索一遍，最后找出一张便利店的购物小票。他把手机夹在左耳和左肩之间，将号码记在小票背面的空白处。
是一个00开头的长号，但不是境外的号码。
“记瓷实了吗？”梁樑问。
“好了。”
“这个号儿打过去以后，您就说有案子得咨询技术支持。对方问什么，您就答什么。”梁樑重点提醒：“别主动问，别的也甭多说！千万记牢了啊！”
“我知道了。”吴队答的郑重。
“那咱撂了啊。”梁樑说完这句话，没有立即挂断。他停顿几秒，又补了一句：“老吴，甭管这案子最后查成什么样儿，别刨根儿问底儿！别瞎扯别的！您就当今儿个没打过这电话！您什么也甭记着！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吴队沉默几息，遂答：“明白。”
电话“嘟”一声被挂断。
吴队捏着皱巴的小票，直至天明。
他安静地站在走廊里，弹了一地的烟灰，直到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握着拖把经过他脚边。
吴队终于反应过来。
他等了一夜。
天亮后，他再次走遍案发现场，盯着那些驳杂的脚印，听着老常说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报告。
中午在局里食堂吃饭的时候，他独自坐在角落里，盯着一碗坨了的面条发呆。那张小票被他偷摸地从裤兜里掏出来，看了三次。
最后，在临近下班的点，他终于拨通那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低沉，咬字清晰，但带着一股他听不出来的口音。
吴队照梁樑嘱咐的说。
对方听完他说的话，极其肯定地回了一句：“你是梁樑介绍来的吧。”
吴队没有回答。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像是习以为常，“你想要的技术支持，妖管局可以提供。但也不是谁需要就能派的，得走流程。你让你们单位向我们这里发正式的商请函，审批通过之后我们才能派员协助。你也别觉得麻烦，这是规矩！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
吴队还是没忍住问一句：“不能个人申请吗？”
对面停顿一下，遂发笑：“哥们儿，你的级别还不够。”
“最快多久？”吴队又问。
“那要看部机构的流转情况，他们快我们就快。要是他们卡程序……那就没准儿。”对方的语气颇有些漫不经心。
吴队攥着手机的指腹泛白，但他不敢再吱声。
如今他面对的不是执法局内部的行政体系，那是一个他所不了解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吴队道声谢，挂断电话。
他站在执法局的停车场里，手里拆着刚买的一盒烟，连着抽了三根。
执法局座落在老城区的正中央，局外头的街道斑驳，窄窄地蜿蜒在骑楼之间。
南方的夏季，天色黑得有些慢，阳光从偏西的方位斜着打进来，将街上行人的影子拉得细长。
局子大门对面的早餐店还开着，店主是个六十来岁的阿婆，她正抬手打开蒸笼，里头冒出的白气模糊了她的脸；店门外，穿着校服的小女孩儿和同学嬉闹着，纯澈的笑容挂在她脸上，一晃而过。
一对年轻的夫妻从临街的菜市场拐过来。
丈夫单手抱着穿着明黄色背带裤的小女孩儿，空出的手紧紧牵着身旁的妻子，妻子提着红色塑料袋，袋子口冒出几根翠绿的葱尖。
他们经过一位驼背的白发老人。
老人家拄着拐，一步一挪，身旁的行人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他。
三个十几岁的少年路过他身边，又倒着走回来。其中的少女不知说了什么，只见老人笑得慈祥，朝她摆摆手。
少年们也同老爷爷挥挥手，然后一前一后小跑着离去。
吴队静静看着街上的风景。
他在这条街上听过太多的脚步声，无论急促的、从容的，还是沉重或轻快。
微风拂过，晃了晃晾在骑楼窗外的衣裳。
吴队默默点燃第四支烟。
但凡这事儿拎到局头面前，他左右都得挨一顿臭骂，说不定还要再罚一篇3000字的检讨。更有可能，扣他的年终奖和工资。
可如果什么都不做——
那等到鲜血从第四扇门底下流出来，他想，他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
作者有话说
第20章 掌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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