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安洗非

4、第四章

　　1941年10月10日，晨光冷冽，透过那扇常年半掩的白色蕾丝布帘斜斜洒落在地板上，将木头的温润蒙上一层苍白的银光。屋内的空气仍带着昨夜未散去的几分胶着，壁炉里的火业已早早熄灭，只余几根炭灰。桌上有块做工精细的旧怀表，它躺在那里，指针走动，却几乎无声——像昨夜那场未宣之战的遗迹，默然见证着尚未开始便宣告溃败的结局。
　　它的主人当然不是我。我的口袋里只会有听诊器、夜间通行证和配给票子。偶尔会有一根MaxFactor的唇膏，战前我在伦敦购得，现在已经成为奢侈品。
　　我穿好衣服，拿上帆布包。它是玛德琳姨母的旧物，肩带已略显磨损，边缘绽开细小的裂纹，一如正被某种无形的余温缓慢侵蚀的，我的身心。
　　我准备出门时，瞥见门边多了一块叠得整齐的淡蓝色围巾，下面压着一张贴着薰衣草干花的纸条。
　　那字迹我已熟悉——是他：

　　“柯克兰小姐：昨夜风寒，愿您保重。”

　　我一时站住，指尖下意识地将肩带收紧。寥寥数语，却织成一张细密的网，温柔地，避无可避地向我拢来。他的善意令人烦乱：它既不是命令，也非请求，而是精巧的包围圈，是将人慢慢引向内心最柔软处的甜味陷阱。
　　我冷冷凝视那张纸条良久，几乎想将它烧掉——
　　但我终究只是转身离去，未碰它分毫。
　　我推开门，秋雨迎面而来，寒意渗入骨髓。天仍未亮透，街道湿漉漉的，石板路闪着金属般的冷光。
　　哎，又在下雨。
　　医院里依旧是战争的另一面——没有硝烟，没有炮火，却比前线更令人麻木。伤员呻吟的声音、纱布上溢出的血、消毒水与腐肉交缠的气味，都是二十六岁的我早已学会视若无睹的画面。人类的痛苦在此地被标准化、编号化，每一个躯体都被分割为医疗记录上的某项例行操作。我总觉得自己在记录这些伤病时，并不是在拯救生命，而是在替命运清点文书。
　　我沉默地处理着伤口、分发药剂，利落，机械。我努力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似乎只要无思无索，就能无知无觉。
　　但玛丽的请求却如一块沉石压在我胸口。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时浮现在我脑海里，扰乱我的思绪。换药间隙，我向几位正在聊这件事的医护低声打听让·皮埃尔的消息，其中一位回答了我，但他没有抬头，只是低声道：“巡逻兵将他关在镇外旧警署改造的拘留所内，情况不明。但若无人干预，恐怕——”
　　他没有说完那句话，只轻轻摇了摇头。那动作比语言更令人不寒而栗。
　　到了正午，我放下器具，走出病房，正好和玛丽打了照面。她正站在走廊中央，神情焦灼，身边是一名中年男子，穿着一件老旧的呢子大衣，但他脸上的表情令我本能地起了防备之心。
　　他自称是让·皮埃尔的远房表亲，西蒙·勒鲁瓦。他说他能通过贿赂哨兵的方式疏通关系，但需要金钱或贵重物品。而后，他的声音压低，几乎贴着我耳边：“柯克兰小姐，其实，您或许有比金钱更加有用的办法……比如向您家里的德国军官求助——您那双绿眼睛，比任何通行证都管用。”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突然变得黏腻：“您知道吗，小姐？您的眼睛……在昏暗处是墨绿色的，像森林深处的苔藓；但在光线下，会变成一种透明的海绿色，就像……”他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圈，“就像那些德国军官胸前佩戴的狗屁勋章上镶嵌的宝石。”
　　我闻到他呼吸中劣质白兰地的酸味，这让我忍不住反胃，紧紧皱起眉头。走廊尽头，一个伤兵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玛丽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却远不及这个男人话语里的毒刺来得疼痛。我的眼睛——这双被玛德琳姨母称为“使女王的王冠黯然失色的祖母绿”（她从来浪漫得有些夸张）的眼睛，此刻竟成了某种可耻的“通行证”。
　　我抬眼看着他们。那句“您家里的德国军官”带着一种别有用心的狡黠，让我无端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似乎我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位女性，而只是一笔可以调配、可资利用的资源。

　　夜深，我照例走向壁炉。柴火燃得不甚旺，我蹲下身加柴，火焰跳动着生长，暖意终于有些灼人。房间里依旧是旧日的摆设，那些熟悉的物品，那些沉默的角落——全都知晓些什么，却无法言说。
　　我听见维尔纳缓缓走近的脚步声。他没有靠得很近，影子斜斜地投在壁炉旁的墙纸上，与我的影子保持着三英寸的距离。火光中，那个模糊的轮廓微微晃动，模糊而飘忽，像是犹豫不决的幽灵；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茄味，混合着军用皮革的气息——这气味本该令我厌恶，却在某个瞬间让我回忆起父亲书房里的味道。
　　“柯克兰小姐，”他的声音依然很低，“今天……您看起来有些疲惫。”
　　我没有抬头。
　　德国人的关心总是这样狂妄自大：不显山，不露水，让人避无可避。
　　这几天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的，都在告诉我，这个为那个混账体制效命的德国人——或许他作为“德国人”的那部分，人性尚存，并无恶意。但正因如此，这份善意才更令人不安。他是征服者的化身，却偏要剑走偏锋，用这种近乎羞涩的方式靠近我的生活，比起这种温吞的界限感，我反而宁可他百无禁忌。如果他那样，至少我能别无选择地恨他，而不是在危险的边缘徘徊。他既不强迫，也不回避，而是用一份近乎赤裸的真诚看着我、试探我——像一把钝刀，缓慢却精准地割裂着我为自己建起的心墙。
　　他单方面向我道过晚安，上楼的时候刻意放轻脚步，房门亦是关得轻缓。而我终究没有向他开口。

　　1941年10月11日——这日上尉出门很早，我起身时，室内已经一片寂静。许是月事来潮和玛丽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我似乎没听到他的军车发动机扰人的轰鸣。我对面是他的房间，他居然不锁门，似乎并不担心我会随意触碰他的私人物品。屋内干净整洁，是一位合格的军官应有的，公式化和流程化的整齐划一；但我没有漏看窗台上摆着的一瓶薰衣草干花，我料想，这便是他放在围巾上那一支的来处。
　　花草——这种突兀却并不违和的柔弱物件，隐约蔓延着丝丝克制和温和的味道。他找出了玛德琳姨母的旧花瓶，而我在搬来这里后，一直把它放在衣柜里。红丝绒窗帘被他理得整齐，只是光线太暗，我总觉得那颜色像是氧化后陈旧的血。
　　我从不在家里放这种东西。鲜花是生命，那干花就是尸体。只是未浸泡着福尔马林溶液。
　　雨不再下了，但仍不见晴日，像是上帝对人间无言的指控。晨光灰白，空气中漂浮着昨夜炉火熄灭后的潮冷气息。我刚踏出门廊，便看见玛丽·杜瓦尔站在门口，瘦削的肩膀裹着一条过于单薄的披肩，整个人仿佛一枚随时会打碎的玻璃瓶。她脸色惨白，嘴唇发紫，眼睛却亮的怕人。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但无疑，她已经等待很久。我不忍再次指出她的莽撞，转身进屋，为她倒上一杯热水。
　　“艾瑟尔……”她接过去，声音依然颤抖，“我昨天冒险去了拘留所附近。我弟弟的情况很糟……他们说，如果没人担保，他就会被送去东方战线。”
　　她说“东方战线”时声音几乎压到了喉咙口。而我们都知道，“东方战线”不是一处地理名词，而是一台杀人不眨眼的绞肉机。自德军占领后，镇上的年轻人就如被剪断线的风筝，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那个不属于他们的方向，而我在医院见过他们回来时的模样——如果能称之为“回来”的话。
　　“我知道这很危险，”玛丽继续说，她的眼神开始变得和肉排上的叉子一样尖刻，“但你……你能不能问一问那位军官？也许他能说句话……你看起来并不算糟。或许他能……他能对你……”
　　她没说完。但那句未出口的话像一根钝钉，悄然钉入我心口。她并不了解我与“桦树山上尉”之间那种极其危险的“相处”——那不是信任，不是爱意，也不是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常见的勾当，而是一种彼此试探着的静默共存，一种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着不一样空气的协定。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国防军文职指挥系统下的一枚棋子，出身普鲁士贵族，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读歌德和雨果，却在不动声色中签署着一张又一张处决令。
　　我心中已有初步判断。我凝视着玛丽，语调毫无起伏：“我会考虑，但不能保证。”
　　——这并非虚伪，而是一种自我防御。我不愿成为任何一方的工具。我不是审判者，也不是牺牲者。我是医生，我不救人，也许会死，但我救了人，也可能死。战争没有逻辑，也从不讲情理。
　　玛丽临走的时候说：“谢谢你，艾瑟尔……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对她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置可否。
　　她把杯子还给我，转身走入晨雾与行人之间，披肩在风中飘摇，和这个国家所有被战争遗弃的女人一样，形单影只。
　　我回头望见门边还未收起的东西——那条似乎犹存薰衣草香气的围巾，以及下面压着的，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留下的一纸字条。寥寥数语，字迹如人，沉稳、节制、过于清醒。他的关怀不着痕迹，却如一张逐渐收紧的网。我未曾伸手去碰，却觉得那一块布比整座屋子还重；而我盯着那行字时，蓦然想起医学院教授说的话：“最危险的永远不是可见的伤口，而是那些藏在完好皮肤下的内出血。”这道内出血此时将我困死在了两道力量之间：一个温柔的征服者，和一位濒死的平民青年。
　　战争并不总是轰炸、枪声与血泊。它有时只是这种沉默的博弈，是一个眼神里的请求，是一条围巾背后的看不清的意图，是一个医生每天必须做出的救与不救的选择。
　　我深呼吸一口气，推门而出。
　　离开前，我在他的字条上，正对着他笔迹的下方，写了两行字。而这短短两行字我写了十分钟。第一笔落下的时候，一种麻木又撕扯的奇异感觉流过我的全身，说不上是屈服和后退的羞耻，还是那种被迫向敌人张口求助的窘迫，甚至是深埋心底的隐秘期待，还有一丝丝如释重负；我后背泛起一阵诡异的麻痒，仿佛有冷汗渗出，可当我伸手触碰时，棉质衬衫依然干燥挺括——幻觉往往比真实的汗水更令人恐慌。
　　我写下的是：
　　“你会为一个无辜的人出面吗？比如，一个被误解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