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
-
他出现在我生命里之前，我一直活在某种极难描摹的寂静里。不容打扰，顺理成章，却又仿佛潮水在沙漠里搁浅，从未真正退去，一寸寸浸湿干旱之地，把粗粝又苦咸的盐巴都沉积在心房里。
天色尚早，灯还未开，窗外的海雾沉甸甸地压着天光，把整座房子都裹进一层青蓝色的晨影中。我有种错觉：我正和这旧房子一起沉入水底。我会以缓慢而透明的方式溺死，一如这个时代悄悄剥夺我呼吸的权利。
窗外的海雾裹挟着柴油味，那是德军巡逻艇在港口吞吐的浊气，混着U型潜艇夜间作业时，焊接金属的焦臭。我无意识地听着广播里断续的德语，戈培尔之流精心训练的“民族之声”，在每一场“胜利战报”与“敌军溃退”的幻象里漂浮。他们不知道的是——战争最荒谬之处，本就在于：它竟让理性成了最奢侈的幻觉。
像每天一样，我在厨房里烧水，整理碗碟，动作轻缓，唯恐惊扰了这间屋子里那种孤独者专属的冷清气味。我把头发略微盘起，没有妆容，也没有表情，身上的深灰色羊毛长裙裹得我像一只冬眠的极圈生物。
门被敲响了。
不急不缓，三声。
节奏太均匀，均匀得像训练有素，又像粉饰太平。
过分的恰当，反而令人不安。
我不是容易慌乱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心慌”，在我身上已久未发生。我习惯控制，也擅长沉默，临床经验已将我的神经打磨得接近金属；多数情况下，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却不被它扰乱。
然而此刻，我的手心微微出汗。
我本以为，是主宫医院又有急救任务紧急通知，比如一位在工厂爆炸中撕裂面颊的工人，或是一位被游击队伏击后失血过多的宪兵——这些事情在战时太过稀松平常，因此我开门的时候，并没有多想。
——我完全想不到，他会到的这样早。
军装整齐，手套已脱，手里提着一个皮质手提箱。他的身形挺拔却没有压迫感，但制服仍让他隐约带着被克制过的权威。他摘下军帽，向我微微点头。
“请问是艾瑟尔·柯克兰小姐吗？”
他的法语带着德语口音，却很流利，语调温和，吐字极清，又轻又冷。像是北方来客，每个词都不自觉地染上雪的味道。
“请原谅我的打扰——我是被派来暂住此地的军官，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前一天下午，一名德军士兵一阵风似地造访了我的宅邸，我认出他是当地德军指挥部的一名常驻军。我本不愿意以这样的温柔笔触形容德国人。他们是妖风，血雨腥风，邪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带着铁锈味和腐尸味。他提着枪进入我的宅邸，又很快上楼去了；我装作没有看见他，在楼下自如地倒上一杯红茶，自娱自乐地享用，就好像刚才那个上楼的，不过是医院停尸房里新来的尸体——脑死亡了，但脊髓神经还没死透。
“这房子真不错，柯克兰医生。”他对我还算客气，而我在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他为什么态度尚可——我猜到他们会知道我的职业。德军不会随随便便征用一个房子，他们必须调查清楚，即使我们只是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他递上一封信，信封上是德军的印章，法文书写的授权条文干干净净的，但是我知道，每一条干净的文字背后，都有无数家庭的眼泪和鲜血。
我淡漠地接过信，拒绝开口。
靴子和枪托蹂躏地板的声音像是某种宣告——这里已不再是我的领地，而只是一处被征用的空间，如同此时此刻的圣马洛。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将要于明日住在这里，楼上窗户最大的那件房将属于他。请您做好准备，柯克兰医生。”
我不置可否。反对对我而言是无济于事的。
我扫了一眼条文上的名字。
Werner von Birkenberg
我学过一些德语，大概知道Birken是桦树的意思。那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树。小时候，在女孩们喜欢玫瑰和铃兰草的时候，我却只喜欢桦树。我曾在英格兰见过成片的桦林，银白的树皮在风中剥落时有种空茫和近乎透明的脆弱感。它们仿佛随时会被风折断，却又始终挺立。
军车的声音已经远去。今天是1941年10月4日。
Birkenberg，桦树山。
我最后扫了一眼被德军士兵划归“桦树山上尉”的房间，并将信封丢在窗台上灰尘最多的位置。
如今条文上名字的主人正站在我面前，却并不像个高级军官，反而像新兵报到一样拘谨。他没有试图跨进门槛，只是站着，似乎那一道门槛不仅是木头，更是对一位原住民生活的尊重，是在侵略与寄居之间寻找中立地带的自觉。他的目光很干净，像海边冬日清晨的光线——并不热烈，也不算寒冷，却令人无法忽视；是北风掠过玻璃窗后的凝视，不留痕，却使人发紧。
他似乎并不意外我的沉默，反而微微一笑——那笑意不求回应，反而像习惯，也像是在向我的抵触示好。
德国人垂下眼，低声说：
“我会住在楼上的那间房，不打扰您。”
“我知道这是一种不请自来的侵犯。若您愿意，我会尽量减少存在感。”
说话时他微微鞠了一躬，那不是军礼，而是一种近乎私人的歉意。他的语气中有克制，也有种奇异的诚实，像是一个旁观者对自己角色的不安，又像是一个失败国家的胜利者，在某个时刻忽然意识到——这个胜利缺少声音。
“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生活。”
他在等我——不，等我的态度。仿佛我若不回应，他便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清晨，如同未被承认的影子。但我知道，从他站在那里开始，一切就已经不会再是昨日的模样。
我抬起头，看见历史亲自走上我的门槛，而我已无力再回避。
我叫艾瑟尔·柯克兰，没有兄弟姐妹，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
我出生于英格兰剑桥郡的一个庄园家庭，父亲是一名性情古怪的会计师，母亲在我年幼时因传染病去世。我继承了母亲的黑色头发和绿色眼睛，以及父亲近乎冷漠的沉默。家中书房的光始终比客厅明亮，沉默比谈笑更常见。我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不打扰任何人，也习惯了在沉静中独自思索人生和未来。
我曾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就读，后又短暂实习于伦敦一家医院。战争爆发前夕，我来到法国义诊，原本打算短居数月，却因战争封锁不得不滞留至今。起初，我是为了逃避一些无法言明的纷扰——未曾谋面的未婚夫（他叫马修，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脂粉味杂糅烟草味的议论、父亲再婚的冷淡、以及我自己无法确知的某种内在疲惫。
圣马洛是一座古老而近乎静止的小镇，依着海，低着头，如同一位年迈的修女。它的街道狭窄，石屋仿佛生根在潮湿的空气里。战争来临前，我在镇上的诊所行医，为老人与孩子开些缓和的药剂，也替渔民缝合破裂的手掌，后来德军来了，街道的声音变了，脚步变了，人的目光也变了。后来，我进入主宫医院任职，看到的更多，也变得更加沉默。有时给医院里的平民换药，他们手指的温度会让我想起医学院实验室里的恒温箱，这种危险的联想令我警觉：当集体疯狂成为常态，保持清醒反而成了最孤独的病症。
我早已习惯孤独。习惯在海雾里烧水，在夜深时整理药盒，在清晨洗净染血的纱布。
我已记不清多久没有收到家里的信了。
最初的几周，我仍会每日清晨在门口翻查那只铁制信箱，哪怕明知那上了锈的盖子只会吐出药品账单、配给通知，或某位病人家属留给我的一篮鸡蛋。
我曾给父亲写过信，一封，极短，只报了平安，未有多言。那是1940年的秋天，天刚转凉，信纸微微泛黄，我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平淡无波，和他一样冷漠。我告诉他，我在圣马洛镇主宫医院任职，替临近村庄的孩子诊治百日咳。我试图通过瑞士红十字会转寄信件，但三个月后仍被盖着“军事审查”的印章退回。
于是我不再多愁善感。
如今我守着姨母的旧宅邸，像守着一座微型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被战争碾碎的两种人生：英国女儿、法国房客。现在又多了一种：德国人的房东。
我也自我感动式地写过“战地情书”，给马修的，写于德军刚开始空袭伦敦的日子。我说希望他平安，说我会为了他回到英格兰，甚至问他愿不愿等我——可那封信从未寄出，而是被我一脸嫌弃地投入壁炉。我一边烧掉自己最后的少女幻想，一边嗤笑自己的无聊至极。
后来圣马洛成为了德占区，于是我连写信的欲望也逐渐并彻底地消磨了。战火、断电、封锁、审查……每一个环节都像是对情感的钝刀凌迟。我不再记录时间，不再询问天气，也不再提起任何一个与“故乡”有关的词汇。
有时我会梦见英格兰的冬天，雾霭缭绕的白桦林，父亲的书房亮着灯，而我站在屋外，像个不受欢迎的旅人——醒来时，房间冰冷，灶火未升，耳边只有德军战列舰断续悠远的鸣响。
战争摧毁了通信，也摧毁了被通信维系的关系。我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不知那位未婚夫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虚有其名的未婚妻。而我，早已习惯了这种被世界遗忘的状态——安静、规律、流水线般一成不变，像潮湿渗透墙角，缓慢，却永不退去。
这栋房子是我姨母玛德琳的遗产——或者说，是她那场不幸婚姻最后的证物。1933年，她执意嫁给一个布列塔尼渔商的儿子，我不知道姨夫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姓氏是皮埃尔，一个在法国喊一声，十个人里有八个人都回头的姓氏；婚礼上外公用威士忌压住了叹息。谁曾想五年后，姨夫的雪铁龙会在去雷恩采购葡萄酒的路上，被一辆运送军火的卡车撞成废铁。
我懂事后，姨母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她没能熬过那年冬天，医生说是肺炎，但我知道，她是被比北海更冷的寂寞带走的。
收到法国律师来信时，我正在巴黎义诊。律师站在诊所门口掉光叶子的梧桐树下，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放在我掌心。1939年夏天，我决定搬入姨母的宅邸。姨母的玫瑰香水混着皮埃尔姨夫的烟草味，在亚麻窗帘里萦绕了整整两年，直到德军占领港口，那些气味才被焦油味般污浊的恐惧慢慢蚀尽。
我沉默着侧身，为德国人让开一条路。
羊毛长裙擦过橡木门框，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昆虫在夜间爬过纸张。
“Merci.”
他的法语发音很标准，但尾音仍带着一丝普鲁士式的坚硬，像一块被海水打磨过的金属。我回过头，目光悄悄打量着他背影：挺括又沉暗的军装，和未被战争完全磨损的，年轻高大又挺拔的线条。走廊里的空气凝滞了。我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气味：皮革、雪茄、苦橙味的古龙水，以及更深处掩藏着的——恐惧。是的，恐惧。那种所有军人都试图藏起，却又在午夜梦回时从毛孔渗出的恐惧。它像幽灵般缠绕着他，尽管他的军容完美如《信号》上的插图。
我不愿承认，但他确实像他的名字。白桦树。
他上楼了，我仍站在原地。门厅的挂钟停在8点17分——那是去年冬天一次空袭后，它永远静止的时刻。
我挪进厨房时，隐约的日光已经投入室内。当我按照习惯，坐下准备吃早餐时，忽然听见楼上的地板轻轻作响，之后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那种刻意放轻的军靴脚步声。自从去年六月他们开进巴黎，这种声音就成了所有法国人枕边的噩梦。
他没有立即进来，而是先在门框边留下个踟蹰的剪影。当指节叩击橡木门的声音响起时，我故意让茶匙在杯沿多停留了两秒。
“柯克兰小姐，请原谅我的打扰……我想与您正式道早安。我知道您是镇上医院的医生。我曾亲眼看见医护兵用绷带捆扎自己断裂的动脉后，继续救人。”
“请让我向您好好致意。我今日就要开始驻扎事务，您是否愿意让我为您准备一杯茶？”
他的语气如同从雨后未散尽乌云中挤出的薄阳，极尽礼貌，又藏不住其下暗流涌动的期待。我注意到，他目光扫过房间时，在墙角那架旧钢琴上停留的时间最久，眼中甚至闪过几分不易察觉的柔情。它是玛德琳姨母的爱物，我不浪漫，也只在百无聊赖时偶尔演奏，琴盖上更多的时候放的是冰冷客观的处方，而不是婉转动人的琴谱。
我没有回应，仅仅将杯子放在桌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沉默是沦陷区女人对待不速之客最后的武器，我们早把这项技艺磨练得炉火纯青。
上尉的背脊线条在呢料军服下绷得笔直。他的影子钉在我的脚边时，像道新鲜的伤疤。
“这里很美，”他却只是凝视着钢琴上跳跃的日光，仿佛我不存在般犹自低语，“像一首未完的诗。”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