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海鸥:我们的春天未曾到来》浙温酒

92、长途

　　姥姥颤巍巍地从枕头下那层洗得泛白的蓝布包底下，小心翼翼地摸出两张五块钱的纸币。那蓝布包，边角早已磨得起了毛，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平日里藏在枕头下，姥姥的手指在布包上摩挲着，动作迟缓而又郑重。
　　那两张五块钱的纸币崭新崭新的，泛着油墨特有的光泽，在昏暗的屋子里隐隐闪烁。可仔细看去，折痕却深深刻在上面，一道道，像是岁月刻下的皱纹，记录着无数次被姥姥摩挲、珍视的痕迹。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姥姥对小榆儿妈妈的牵挂与思念。
　　姥姥用那双布满老茧、粗糙干裂的手，将纸币捋了又捋。她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指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她轻轻抚摸着纸币，仿佛在抚摸儿女的脸庞，眼神里满是温柔与疼惜。然后，她缓缓递给站在一旁的哥，声音低沉而温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去东街邮电所。”
　　“给你爸，你妈，各挂一个长途。”姥姥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期待与担忧。她接着说道：“打到村里有电话的那几家，你知道号的。”
　　哥默默接过钱，紧紧捏在手里。那薄薄的纸片仿佛带着灼人的温度，烫得他手心发疼。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指关节都泛白了，仿佛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这一捏之中。他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出了门。
　　我像个小尾巴似的，紧紧跟在他身后，一步也不肯落下。我心里既好奇又紧张，好奇栓子叔和哥说些什么，紧张这通电话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消息。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脚步声在寂静的土路上回响。
　　晌午的日头毒辣辣地照着，像个大火球挂在天空，毫不留情地释放着它的热量。土路被晒得发白，仿佛要冒出烟来，一脚踩上去，软绵绵的，还带着一股烫人的热气。路边的野草都被晒得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的，连平日里欢快鸣叫的蝉儿，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
　　哥走得慢吞吞的，他的影子紧紧缩在脚底下，又短又重，像是背负着千斤重担。他的脚步沉重而缓慢，每一步都似乎在丈量着与家的距离，又仿佛在犹豫着即将面对的未知。他的眉头微微皱着，眼神有些游离，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紧跟在他身后，时不时抬头看看他的背影。那背影在烈日下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孤独。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想要靠近他，给他一些安慰，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终于，邮电所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座有些陈旧的小房子，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剥落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砖块。屋顶上的瓦片也有些破碎，在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光。可在这炎热的夏日里，它那荫凉的门洞，就像在滚烫的街道上生生挖出的一块阴影，让人忍不住想往里躲。
　　邮电所里比外头凉快，像是从那个大火炉里一步跨进了有顶的阴影里。一进门，一股灰尘、旧报纸，还有浆糊的混合气味就扑了过来。那味道有些刺鼻，却又带着一种熟悉的气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屋子里摆放着几张破旧的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些电话机和文件。玻璃柜台后头的阿姨认识哥，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衫，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她笑着问：“挂长途？”
　　哥点了点头，默默把写着号码的纸条和钱递过去。他的手有些颤抖，纸条在他的手里微微晃动。那两个号码，一个在遥远的省南，一个就在邻县，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每一个号码，都承载着他对父母深深的思念和牵挂。
　　阿姨拿起一个黑色的听筒，那听筒有些陈旧，表面已经磨得发亮。她熟练地对着话筒报了号码，然后静静地等待。机器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那声音很远，很空，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带着一种神秘而遥远的感觉。
　　等了好一阵子，听筒里终于传来隐约的人声，是个大嗓门的男人。那声音粗犷而豪迈，带着乡村特有的质朴。阿姨连忙大声对着话筒喊：“喂！老张家吗？找李桂枝听电话！对，她儿子从城里打来的！叫她快来啊！”她的声音很大，在邮电所空旷的屋子里嗡嗡地回响。她对着话筒喊，脖子微微往前伸。
　　喊完了，她把听筒递给哥，顺□□代了一句：“等着吧，喊人去了。” 说完便转过头，整理手边的单据，或者看向了下一个等待办事的人。
　　哥接过听筒，轻轻贴在耳朵上。他的动作有些僵硬，手指紧紧地握着听筒，仿佛怕它突然消失。屋子里忽然变得很静，静得只能听见外面知了的嘶鸣声。那嘶鸣声此起彼伏。
　　他站着，一动不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听筒里先是空白一片，接着传来遥远的、嘈杂的背景音：狗叫声、小孩的哭声、模糊的说话声……那些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幅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把他和这个小邮电所，连到了一个看不见的、燥热的村庄。他的眼神有些迷离，仿佛透过这听筒，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家。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哥的背挺得笔直，仿佛要撑起一片天，可脖颈却有点僵，透露出他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他空着的那只手垂着，手指微微蜷着，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依靠。他的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下来，打湿了他的衣领。
　　终于，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声，气喘吁吁的。
　　“军儿？！真是军儿？！你咋打电话来了？出啥事了？啊？是不是……”
　　一连串的问话，气都喘不匀。在那片嘈杂的背景音里，她的声音像一根绷得太紧、随时会断的弦。
　　他张了嘴，却发不出声音。
　　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浸透水的棉花，又沉又涩。所有在肚子里打过转的话——“妈，家里还好吗？”、“妈，你身体好不好？”、“妈，我爸他……”——全都堵在了那团棉花后面，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他只能听着。
　　听着母亲在那头，声音从最初的慌乱，渐渐变成一种因过于急切而有些颠三倒四、却又停不下来的念叨：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吓死妈了……你在姑姥那儿好不好？吃饱没？天热了，别贪凉……钱够不够花？妈这儿还有点，给你寄去……”
　　那些话，琐碎，重复，甚至有些颠三倒四。哥就那么听着，背挺得笔直，一动没动。只有他握着听筒的手指，关节处捏得发了白。中间有好几次，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插句话，却最终还是没发出声音，只是把头更低地埋向听筒，仿佛那样就能离那个声音近一点。
　　他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叫过一声“妈”了。
　　不是不想，是那个称呼，和着这三年的独自硬扛、和着那些深夜数钱时的沉默，一起被压在了心底某个角落，蒙上了太厚的灰。此刻，它被母亲的声音猛地擦亮，烫得他心口生疼，却更叫不出口。
　　“妈……”
　　他在心里喊了一声，很轻。嘴唇嚅动了一下，终究没有声音。
　　然后，在母亲又一次急切地问“军儿？你咋不说话？听得到不？”的时候，他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将听筒从耳边移开，摁回了电话机上。
　　“咔哒。”
　　他听着，闭了一会儿眼。再睁开时，手一松，听筒落回了机座上。
　　没有“咔哒”的巨响，只有一声沉闷的“嗒”，在邮电所里回荡着。那声音仿佛敲在了哥的心上，让他的心猛地一沉。
　　“通了？”阿姨关切地问。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担忧，仿佛在猜测着电话那头的情况。
　　“……通了。”哥的声音哑得像磨砂纸，粗糙而低沉。那声音里空落落的，好像刚才几分钟的沉默，把他说话的力气都给抽干了。
　　“那说话呀！长途费钱着呢！”阿姨着急地催促道。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不解，不明白哥为什么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却不说话。
　　哥摇了摇头，没解释什么。他的眼神有些空洞，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默默地把第二张纸条推过去，那纸条在他的手里仿佛有千斤重，他推得很慢，很用力。
　　第二个电话的过程差不多。阿姨报号码、等待，听筒里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大嗓门：“找王铁山？修坝去了！工地没电话！有啥事我转告！” 声音很大，带着乡音。
　　这次，哥连等都没等。对方话音还没落，他就低声说了句“不用了，谢谢”，然后把听筒轻轻放下了。那动作迅速而果断，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失落。
　　他转过身，没看任何人一眼，径直走出了邮电所。他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而落寞，他的脚步有些踉跄，仿佛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我追出去时，白花花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那阳光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哥在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停住了脚，背对着我，肩膀垮了下去，头深深低着，抵在粗糙的树干上。那树干粗糙而干裂，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就像哥此刻的心情。
　　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那么瘦弱而无助，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仿佛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的双手紧紧握拳，指关节都泛白了，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都捏碎。
　　他就那样靠了一会儿，一动不动，仿佛与这个世界隔绝了一般。树影筛下的光斑在他洗得发白的衬衫后背上明明灭灭地闪烁着，像是他内心波动的情绪。那光斑跳跃着，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孤独和无奈。
　　然后，他直起身来，用手掌重重抹了一把脸，仿佛要抹去所有的泪水与悲伤。他的动作粗暴而有力，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都发泄出来。他头也不回地往家的方向走去，脚步比来时更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