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时光》蔡春雨

5、童年零食店的辣条与冰棒

　　童年零食店之和小伙伴分享的辣条，冰棒

　　夏日的午后，蝉声如沸，空气里浮动着一层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热浪。阳光斜斜地切过梧桐枝叶，在青砖小路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片，像一地碎金。我总记得那个拐角——巷子口第三棵老槐树旁，木门漆皮微翘、门楣上悬着褪色红布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圆润字：“小满零食铺”。没有招牌灯，没有玻璃橱窗，只有一扇吱呀作响的木框玻璃门，推开时，门铃“叮咚”一声脆响，仿佛轻轻叩开了整个童年的门扉。

　　那家店不大，约莫二十平米，却盛得下我们整条巷子的欢腾与秘密。进门左手边是两排矮矮的玻璃罐，里面泡着琥珀色的陈皮梅、粉白相间的山楂片、裹着糖霜的橘子瓣；右手边是几层木架，码着印着卡通老虎的奶糖、印着小熊□□的麦乳精、还有铁皮盒装的水果硬糖，糖纸在午后阳光里一闪一闪，像藏了一小片银河。而最令人心尖发痒的，是柜台深处那只半旧不新的绿色铁皮箱——掀开盖子，一股混合着辣椒粉、孜然香、豆干醇厚与微微发酵气息的独特味道便扑面而来：那是辣条的香气，是我们童年最炽热、最滚烫、最心照不宣的暗号。

　　辣条，在彼时并非如今超市冷柜里包装精致、口味繁复的工业品。它来自南方小镇一家小作坊，用黄豆粉与小麦粉揉成筋道面团，经蒸煮、拉丝、油炸、浸卤、晾晒数道手工工序，最后裹上红亮油润的酱料。每包五毛钱，巴掌大小，紫红色油纸裹着，封口处用蜡线扎紧，拆开时“嘶啦”一声轻响，油星便星星点点溅在指腹，留下微黏而温热的触感。

　　我和阿哲、小满、豆豆、还有总扎羊角辫的玲子，常在放学铃响后飞奔至此。书包甩在肩头一颠一颠，汗珠顺着额角滑进衣领，校服后背洇开深色地图。我们挤在柜台前，踮脚扒着台面，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珠。“老板，辣条！”阿哲嗓门最大，话音未落，手已伸进裤兜摸索硬币——五枚一分、两枚二分、一枚五分，叮当碰撞，清脆得如同许愿的铃铛。老板娘——我们都唤她“满姨”，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鬓角有几缕银丝，笑起来眼角漾开细密的纹路。她从铁皮箱里抽出一包，指尖沾着酱色油光，利落地撕开一角，递给我们：“喏，先尝一根，别辣哭喽。”

　　那一根，便是我们共享的起点。

　　阿哲掰开最粗的一截，豪气地分作五段，每人一段。我接过时，指尖触到他手心的汗，也触到辣条微韧的弹性和温润的油光。放入口中，先是咸鲜直冲舌尖，继而辣椒的暖意从舌根缓缓升腾，不是灼烧，而是熨帖——像冬日里捧住一杯刚出锅的姜糖水，热流顺着喉咙滑下，胸腔微微发胀。再嚼，豆香与麦香在齿间苏醒，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甜尾，仿佛把整个田野的晴光都含在了嘴里。我们蹲在店门口的阴凉台阶上，一边吸溜着气，一边辣得直哈气，脸颊泛红，鼻尖沁汗，眼睛却弯成月牙。玲子被辣得直吐舌头，阿哲就学青蛙呱呱叫，豆豆掏出皱巴巴的作业本，用铅笔在空白处画下五颗歪歪扭扭的星星，写上我们的名字，说：“辣条分完，就是兄弟姐妹。”小满默默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薄荷糖，一人分半颗，清凉瞬间压下火辣，舌尖像掠过一阵山涧风。那一刻，辣条不只是零食，它是信物，是契约，是无需言明的默契——我们共享同一份微小的灼热，便共享了同一片无垠的晴空。

　　而辣条的余韵，总在冰棒抵达时悄然退潮。

　　下午三点，巷口传来清越悠长的吆喝：“冰——棒——嘞——”拖着长长尾音，像一根被阳光拉长的糖丝。我们立刻弹起来，撒腿就跑。卖冰棒的是个戴草帽的老伯，推一辆漆皮斑驳的自行车，后座绑着一只厚棉被严实包裹的木箱。掀开棉被，寒气“噗”地涌出，白雾缭绕，箱内整齐码着各色冰棒：橙子味的，插着小木棍，冻得硬邦邦，表面凝着细密霜花；绿豆沙的，碧绿温润，像一块凝固的春水；还有最珍贵的“双色雪糕”，一半草莓红，一半香草白，中间嵌着几粒晶莹的葡萄干，用薄薄的糯米纸裹着，拿在手里，指尖很快沁出凉意。

　　我们凑齐钱——有时是辣条省下的几分，有时是帮满姨扫地挣来的犒赏，有时干脆是阿哲偷偷拔了自家院里三根葱去换——然后眼巴巴等老伯撬开冰棒。他动作极稳，小铁铲轻轻一撬，“咔哒”，冰棒应声而落，裹着凉气递来。我们立刻围成一圈，像五朵向阳的小葵花。

　　分享冰棒，是另一场静默而郑重的仪式。

　　阿哲永远负责掰开。他屏住呼吸，双手捏住冰棒两端，手腕微沉，轻轻一折——“咔嚓”，清脆一声，冰棒断成两截。他先把大的那半递给玲子，再把稍小的给小满，接着是豆豆，最后才轮到我和他自己。没人争抢，没人抱怨，仿佛这顺序早已刻进血脉。我们蹲在树影边缘，小心翼翼剥开糯米纸，露出冰凉沁润的甜意。咬第一口，牙齿碰到冰晶的微涩，随即是果香或豆香在口中温柔化开，甜味清冽，不腻不齁，像把整个夏天的澄澈都含住了。融化的糖水顺着木棍往下淌，我们赶紧舔一口，又怕滴在裤子上，便轮流把木棍凑近彼此嘴边：“你舔这儿！”“快接住！”笑声撞在槐树干上，惊起几只麻雀。

　　最难忘那个暴雨突至的下午。乌云如墨泼洒，雷声还在远处滚动，豆大的雨点已噼里啪啦砸落。我们正分着一支绿豆冰棒，雨水瞬间打湿了头发和肩膀。阿哲突然把冰棒往我手里一塞：“快吃！别化了！”玲子立刻脱下自己的小红伞，踮脚撑在我头顶；小满扯下自己蓝布头绳，一圈圈缠住冰棒木棍末端，防止融化滴落；豆豆则迅速脱下校服外套，抖开，罩在我们头顶四人头上，像撑起一方小小的、晃动的蓝色帐篷。雨水顺着布角哗哗流下，我们挤在方寸之间，呼吸相闻，冰棒的凉意与彼此体温的暖意交织，甜香混着雨水的清气，竟比任何时候都更浓、更真。那一刻，冰棒的凉，是抵御世界骤变的盾牌；而我们围拢的姿势，是童年最朴素、最坚固的屋檐。

　　小满零食铺的灯光，从来不算明亮。一盏白炽灯悬在头顶，灯罩蒙着薄薄油烟，光线晕黄柔和，像一枚熟透的杏子。满姨常坐在柜台后缝补袜子，顶针在指间闪亮，针线穿梭无声。我们分享辣条时，她偶尔抬头，目光掠过我们涨红的脸颊和亮晶晶的眼睛，嘴角便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仿佛看着一簇簇初生的、不知疲倦的火焰。她从不催促，也不多言，只是默默把辣条铁皮箱的盖子掀得更开些，让那诱人的香气散得更远；把冰棒木箱的棉被叠得更厚些，让那份清凉守得更久。她的沉默，是童年最安稳的底色——原来最深的宠爱，并非喧哗的给予，而是静默的托举，是允许我们笨拙地燃烧，又悄悄为那火焰备好不熄的柴薪。

　　后来，巷子拓宽了，老槐树被移走，小满零食铺的木门换成了锃亮的铝合金卷帘。满姨搬去了城东新居，听说儿子接她去享福。我们各自长大，书包换成公文包，辣条变成健身餐里的蛋白棒，冰棒成了冰箱里昂贵的手工雪糕。某年盛夏，我偶然路过旧址，那里已是一家通体玻璃的连锁便利店，冷气呼呼外冒，货架上辣条琳琅满目，有“劲爆鸡翅味”“芝士培根味”，包装炫目如科幻电影；冰柜里雪糕堆成雪山，标价三位数，名字拗口如化学公式。我买了一支最贵的，回到空调房里，撕开包装，咬下一口——甜得精准，凉得彻底，却再也尝不出当年那一点莽撞的暖、一点共享的涩、一点融化的慌张。

　　原来，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辣条的辣、冰棒的凉，而是辣条在五双汗津津的小手里传递时，指尖相触的微颤；是冰棒在暴雨中被四双手共同托举时，木棍上凝结的、属于彼此的温度。那些滋味，早已超越味蕾，沉淀为一种生命最初的语法：它教会我们，快乐若独自吞咽，不过是一瞬甘甜；唯有分予他人，甘甜才生根、抽枝、长成荫蔽彼此的树。

　　如今，我的儿子也到了爱跑跳的年纪。某个闷热的傍晚，她攥着攒下的五块钱，仰起小脸：“妈妈 ，带我去买辣条和冰棒吧！”我牵起她软软的小手，走向街角新开的怀旧主题零食店。店里播放着老歌，货架仿旧木纹，甚至特意摆着一只做旧的绿色铁皮箱。我挑了最像记忆里模样的辣条，又选了一支双色雪糕。结账时，儿子忽然踮脚，把辣条掰成两截，把大的塞进我手里：“妈妈，你先吃！”她眼睛弯着，汗珠在额角闪闪发亮，像极了当年的玲子。

　　我咬下那截辣条，咸鲜微辣的暖意依旧熟悉，而身旁女儿小手传来的温度，竟与三十年前阿哲递来时一模一样。我忽然明白：童年从未走远。它只是悄然蛰伏，在每一次分享的俯身里，在每一回掰开的脆响中，在每一片共撑的伞下，在每一双交叠的掌纹间——它耐心等待，等我们长大，再以父母的身份，重新成为那个蹲在树荫下、捧着微小甜蜜、相信世界可以无限分享的孩子。

　　小满零食铺的门铃“叮咚”声，其实从未停歇。它只是从巷口的木门，迁徙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成为一生回响的钟声：提醒我们，纵使岁月奔流，世事纷繁，总有些东西值得固执地保留——比如五分钱的慷慨，比如一根辣条的均分，比如暴雨中倾斜的伞，比如把最甜的那一口，永远留给身边的人。

　　那家店早已不在原地，可它从未消失。它活在阿哲如今寄给我的家乡辣条礼盒里，活在玲子朋友圈晒出的自制绿豆冰棒照片中，活在小满婚礼蛋糕上那枚小小的、手绘的辣条糖霜图案里，活在豆豆给孩子讲的“五个孩子和一支冰棒”的睡前故事里。它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锚，一个温暖的坐标——每当现实令人疲惫，只需闭上眼，舌尖便自动浮现那熟悉的咸鲜与清甜，耳畔便响起那声清越的“冰——棒——嘞——”，眼前便浮现出五双小手，在夏日浓荫里，紧紧围拢，分享着微小却浩瀚的整个宇宙。

　　原来，童年最奢侈的馈赠，并非丰盛的物质，而是教会我们如何以最赤诚的方式，交付信任、拆分喜悦、承接彼此的温度。辣条的辣，是生命最初的勇气；冰棒的凉，是世界赠予的抚慰；而分享本身，则是我们学会爱人、被爱、最终成为人的，第一课。

　　此刻窗外，晚风拂过新栽的梧桐，沙沙作响。我握着女儿的小手，看她认真舔舐冰棒融化的甜汁，睫毛上沾着细小的水珠。那水珠里，映着夕照，映着她清澈的瞳仁，也映着三十多年前，五个蹲在青砖台阶上的小小身影——他们正咧嘴笑着，辣得眯眼，甜得发光，仿佛拥有了对抗一切未知时光的，全部力量。

　　童年零食店，从未打烊。它只是把柜台，安放在了我们每一次愿意俯身分享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