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落而行》清和雅月

11、随机误差

　　我搬到了芝加哥。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项目批了、预算过了、团队临时需要人。我犹豫了一下，就点了“接受”。

　　三天后行李寄出，一周后我住进了单位附近的一间短租公寓。冷气嗡嗡作响，床偏软，屋里唯一一张书桌靠墙摆着，上面放着一盏老式台灯，开关有点松，需要轻碰两下才会亮。

　　我没有告诉他们。没有发朋友圈，没有在群里说一句。好像从湾区搬到芝加哥，只是生活界面刷新了一次，光标跳到了下一行。

　　芝加哥的风比我想象得硬。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要系紧围巾，路上踩着雪渍混着盐的石板路，像走在一块开裂的地图上。

　　入职第十二天，公司开了一次季度协调会。我从早上九点坐到下午五点，做笔记、听指令、规划一个我并不太确定意义的用户行为框架。

　　晚上回家，我把那本布封面的笔记本翻开一页，打算复盘会议要点，却只写了四个字：

　　“计划外变化。”

　　那天半夜，我手机震动，是陈隽东发来的语音。

　　他的声音像从远处传来，有点哑，语速比平时快。

　　“我现在leader走了，新上来的人把我们整个线打散了，我原来的项目给别人了。我在想是不是该离开这家公司了。”

　　他顿了一下，笑了：“我也不是第一次碰上这种事，但说实话，还是有点愤怒。不是不接受命运，是接受不了自己总被谁的选择决定命运。”

　　我没回。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过了两天，我在街角便利店等热食，一边刷手机，一边无意识点开和罗以晴的聊天记录。

　　那是我们上次聚会结束后她突然发来的一句话：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们都太相信‘选择’了？”

　　我问她什么意思。

　　她回：“你们总在说选择专业、选择去留、选择转码、选择不认输……但说到底，真能选的那几次，根本决定不了什么。”

　　“我不是说人不能努力。我是说，有时候你以为是自己选的，其实只是碰巧没被排除在外。”

　　那条消息后面，她还发了一句：“你有空想想自己真正想去哪儿吧。”

　　又过了几天，我在地铁站错过一班车。

　　是那种典型的“城市边缘站点”：候车大厅里只有几个人，各自低头看手机，一块老式滚动屏幕缓慢地更新着延误通知，背景音是小贩的收音机在播天气预报。

　　我站在柱子旁边，身边站着一个带着耳机的中年男人，他可能在听播客。他突然说了一句——

　　“你信不信，有时候最自由的事，其实是接受自己没得选。”

　　我一时没意识到他在和我说话。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我是说，选什么、怎么选，最后看起来像你决定的，其实大部分都早就注定了。”

　　我没回应。他也没再说什么。

　　地铁终于进站，他没上去，我上去了。

　　车厢很空。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一排被风吹得发白的广告牌。

　　我突然想起高念初。

　　她那天站在餐厅门口抽烟，天很冷，风把她围巾吹得乱七八糟。她抽完一根，突然问我：“你觉得我是不是该认输了？”

　　我没答。

　　她笑了一下，说：“算了，你不会说实话的。”

　　然后她把烟头摁灭，说了一句我一直没忘的话：“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不会走。不是因为我选得对，是因为我没办法承认自己错了。”

　　她不是输在选择。她输在命运这件事本来就没有讲逻辑。

　　地铁开得很慢，广播在播前一站的误点通知。我没听清内容，只听清最后一句：“We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我忽然意识到，“选择”和“命运”之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的分界线。

　　我们总以为自己在决定一些事情。但也许真正的决定，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能承受怎样的随机误差。”

　　有的人误差范围很大，他能一直赌，赌风口、赌人脉、赌再试一次的机会；
　　有的人误差很小，一步偏差就要全线重来，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
　　还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也没得赌。

　　我们都知道世界不公平，但我们很少真的相信它不公平到这个程度。

　　列车终于靠站。

　　我站起身，拉紧外套拉链，走进风里。

　　我没有回头。

　　因为我知道，人生不是“彼岸”与“此岸”的区别。
　　不是“选择了什么”就“成为什么”的路径图。

　　它只是一个——你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即使你根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路的问题。

　　我低头看着地砖上的雨痕，一格一格地踏过去。
　　风吹得我睁不开眼，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继续走。

　　我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再走进我生活的这一页。

　　但我知道，在这个叫“未来”的空间里，我仍然愿意前进。

　　不是因为我确定。

　　而是因为我愿意承认——不确定，也是一种方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