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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管金生不是说要平仓，为什么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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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不是说要平仓，为什么没有？
(春节后去香港的管金生于2月16日回公司上班，当天得知国债期货开仓量过大，因为离开公司时间长，积压事物多。没有亲自过问，只委托基金总部总经理滕伟了解情况。
当天下午六点半，管金生在交易总部参与讨论并指示：成立顾问团，团长管金生，成员何忠卿、滕伟；任命交易总部总经理廖春晖为前线指挥，指定操作方案；策略上不再开新仓，逐步平仓出库。自此，决策与操盘开始脱节。
16日深夜，廖春晖在住处接待两位不速之客，告知经管金生同意的一套操作方案，，要廖春晖17日按此操作。来客打电话给管金生证实，手机关机。此事后来无从对证。
2月17日周五，廖春晖坐镇指挥，当天增开空仓42万口，总持仓接近130万口。当晚万国政券高层开两场会议，未达成有效决议。)
管金生也认为，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327”多空开仓量太大了！按照交易所惯例，交易所极可能协调多空双方安排协议平仓（减仓），看这场好戏如何收场。
管金生有这样一段话：“我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服输，读研究生不服输，在国外拿学位不服输……”。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永不服输的性格，带来了他的灭顶之灾。这次他赌错了，他的做多对手是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隶属于财政部。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这意味着宣判空头死刑。327国债将以148.5元兑付。消息一经得到核实，327国债的市价就开始一路上涨，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公司率领的多方，借利好掩杀过来，用80万口将前日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下午攻到151.98元。随后万国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上涨了3.77元！这时候，管金生手中握有大笔327期货合同，每上涨1元，就意味着他将赔进10多亿元！
2月23中午12点多，“老管”来找“小尉”，提出了三个“帮忙”的请求。“老管”和“小尉”是管金生和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之间的相互称呼。
“你能帮我忙吗？”管金生问。
“什么事儿你说吧” “能不能给我增加点持仓量？”
“40万口是统一规则，要我单独给你增加，这不行！”“你怎么了？”尉文渊进一步追问。
“我可能超出了一些仓位。”
“那就赶紧平仓！你怎么超仓的？”
“你别问了，我是向其他证券公司借了一些仓位。”
“赶紧平仓！这个别跟我商量。”管金生的第一个要求被尉文渊拒绝了。实际上，当时万国的持仓已远远超过40万口的规定。
“第二个事情你能不能帮我忙？”
“你说吧。”
“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
“什么通知？”
“就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
听到这一句，尉文渊蒙了。没有接到文件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交易所没有权利发出这种模棱两可的通知，由此趟入多空争执的浑水。尉文渊想，如果此通知一出，作为“三公”原则的铁定遵守者——交易所因此会被推上很尴尬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一要求再次被拒绝了。
“那能不能把交易停下来？”管金生第三次发难。
“老管，我有什么理由把交易停下来？再拿什么理由恢复交易？什么时候恢复交易？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做？”此时的尉文渊心里明白，交易所没有任何理由对市场传闻做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停止下午的国债期货交易。即便是“327”事件当晚，财政部国债司还打电话过来，要求保证第二天正常交易。
随后，被逼到死角的管金生急红了眼，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价格打回去，16时22分13秒，临近收盘8分钟，空头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屏幕上，最后8分钟的图形是个直陡陡的悬崖。
管金生的疯狂举动，终于让管理当局无法容忍。在这一天的攻防中，万国放出上千亿元的卖单，这至少需要100亿元的保证金，它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本保证，毫无顾忌的违规操作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当晚，上交所受命宣布，16点22分13秒之后——也就是管金生用天单压盘的那一刻前——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万国证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此后的所有327交易均被宣布无效。
1995年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
1、从1995年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
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
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
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
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
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