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南往事》川北凉粉

8、二舅 二舅是

　　二舅是个平凡的人，平凡得犹如一缕空气。他也很渺小，渺小得犹如一颗尘埃。我很有理由相信若是有贵客来认亲，一群人中间，除非关系非常亲密，贵客并不容易把他辨认出来。即便经由某某指点，把他给辩认出来了，但是转瞬的工夫，喝喝茶、话话家常，贵客就已经把他遗忘到爪哇国去啦。他这样的人，满大街都是，出门随便哪个村、哪条道，随手一抓，随手一大把。就像他的父亲我的外公当年去古城赶集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个样。
　　只是不同的是，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他不擅言辞，性情木讷，没有半点才艺。他没有做过生产队队长，也没有姐夫那种能说会唱、天南地北交酒肉朋友的本领，他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世间的人，形形色色、五光十色，就像地方戏川剧的扮相，有的扮红脸、有的扮白脸、有的扮黑脸；有的穿红、有的穿绿、有的拿青布衫罩在肩膀上，但是若要用一种颜色来描抹二舅，我能想到的颜色却只能是灰色。灰色的人生，灰色的轨迹，当他的姐夫抹了花脸在戏台上扮小丑的时候，他只能站在台下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人云亦云地笑上几声、捧场似地鼓几下掌。
　　那个角落，探照灯的光永远都照不到，他站在那里，只是一个黑点。
　　长脸是二舅最显著的外貌特征，其次是瘦。因为瘦，他那脸就显得越发长了。我总认为二舅的脸和明朝开国皇帝朱重八的长脸有的一比。二人的脸都很瘦，又很长，又都是农民。不同的是，朱重八长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下巴，他是个地包天。但是二舅的下巴却非常普通，非常大众化。既然不能天生异相，那么注定就不能出人投地、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朱重八后来竟然做了皇帝，贵不可言，但是二舅却至始至终只是一介农夫。
　　他生下来就是农民，如今依然是农民，一个人一生一世只以一种身份活着，做人老实本分到这般地步，不由得让人唏嘘。
　　然而，他却娶了一个性格相当火爆的妻子。
　　世间万物都讲求阴阳调和、此消彼长。外婆有两个儿媳，一个既然沉默寡言，如水一般沉静；那么这一个就必须风风火火、如火一样暴躁。火爆的二舅母，不仅剥夺了大舅母的活泼爽朗，而且连她丈夫的豪爽豁达、阳光阳刚也单方面地据为已有。她精明能干、快人快语，任何话还没有说出口，隔着几间青砖白墙的瓦房，银铃般的笑声已经先声夺人。
　　“我就不相信我做得不好吃，你都吃了他敬的酒，难道就不吃我敬的酒了？那可不行！”手里握着酒瓶，夺过对方的杯子，侧过身子就不知深浅地倒了下去，眉里眼里都是风情。
　　这样的妻子容易不安于室。
　　终于某个黄昏，舅母突然离家出走。那时，我的表弟、我外婆最最疼爱的孙子才不过三岁。
　　原因已经无法知晓。我猜测可能是夫妻吵架，可能是婆媳矛盾，这其中一向木讷的丈夫可能突然动了手，竟然失手打了做妻子的，做妻子的惊骇到极点，极度惊愤之下，竟然连夜出走。
　　这绝不是小事。她丈夫的人生旅途里便多了一项千里寻妻的履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群陌生的人，当然这种大海捞针似的寻觅毫无结果。
　　几个月之后，至少是半年时间，舅母又突然回来了。回来得非常突然，就跟她突然离开一个样。
　　她竟然跑去了河北，竟然还和一个男子拍了结婚照，但是她说那家人并不好，把她盯得太紧，精于算计的她很快就找到空子又跑了回来。
　　这也不是一件小事。
　　一个女人但凡有这样的经历，婆家一般都很难咽下这口气，娘家也会指指点点。但是舅母的婆婆和丈夫却把这口气咽下了。日子照常过下去，舅母依然风风火火、大手大脚，村上也没有人说三道四，就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但是舅母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她总是喜欢将平凡的日子翻出些不平凡的滋味来。
　　比如到河南做蒸馍生意。因为据外婆说，河南人最爱吃的就是面食，馒头尤其喜欢。何况，外婆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河南呢。
　　于是夫妻二人收拾妥当，就兴冲冲地欣然上路，自以为河南遍地都是黄金，这回一定能捡一桶回来。
　　一番忙活之后，夫妻二人却傻眼了，河南人确实喜欢面食，也尤其喜欢馒头，但是他们喜欢是大白馒头，并不是加了白糖自成特色的保宁蒸馍啊。
　　何况河南人既然喜欢馒头，偌大一个河南，哪有不馒头店遍地、包子店遍街的？若说河南最不缺的，自然就是包子、馒头，多他们一个不多，少他们一个不少。
　　大约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失望至极的舅舅舅母只得打道回府。舅母得出的结论是：“舅舅舅母对他们并不好。”倍尝艰辛的她这句话或者至情至理，她婆婆最终也无言以对。
　　蒸馍事件过后，舅母就安分了许多。尽管还是爱说爱笑，但是并不谋划着如何发财致富。她或者对人生已经认命了。但九十年代，柏垭、沙溪一带的乡村集市两口子却是场场必赶的，贩卖点小东小西，趁机赚几个小钱，她在前面吆喝着，她丈夫也在后面不声不响地忙活着。
　　儿时的暑假，至少一半时间在外婆家度过。准确地说，是在大舅家度过的。因为他家养了一个女孩儿。表姐是我和妹妹儿时的玩伴，这自然成了我们亲近大舅、疏远二舅的理由。
　　“谁叫你家没有养女孩呢？”我对舅母说。
　　“谁叫我家没有养女孩呢？”舅母好气又好笑地重复道。
　　九十年代末的某个春节，我从学校回来。问起两位舅舅的情况。
　　“大舅呢？”
　　“大舅还是老样子。”
　　“二舅呢？”
　　“二舅在做搬运！”
　　“搬运？”
　　“搬运！”
　　母亲所说的搬运是一种特殊职业，比如搬运面粉、大米、菜油、钢筋等重物、靠出卖体力赚取生活费的活计。
　　而二舅搬运的是水泥，雇主是他的姐姐、姐夫。而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所以一旦有活计，有钱可赚，母亲总是第一个想到他。
　　我见过搬运水泥的工人，那是在江油的水泥厂里。货车屁股上的栏板打开，两块又长又宽的木板斜搭在货车上，工人们就踩着这两块木板不停地在车上跑上跑下。他们穿得非常破烂，衣服非常肮脏，当然干这种脏活累活实在也犯不着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他们自己也很肮脏，头发上一层灰，脸上一层灰，衣服上一层灰，衣服里面随便露出点脖子、胳膊、腿也是一层灰。
　　仓库里一个面目干干净净的主管模样的头儿在某处一番指点，一个工人把一包水泥扛了起来，他旁边的搬运工立即半蹲下身子，以方便工人把水泥袋子放在他的背上。他抓起袋子最上面的两个角躬着腰站了起来，这时至少有一半的水泥重量是靠他的头和肩膀支撑起来的，因此想要站得笔直根本就不可能。然后一阵小跑，跑出仓库，跑过木板搭成的桥梁，跑上货车，他轻轻放下水泥袋子，才算完成了一次搬运。
　　这次搬运可能也就几毛钱。
　　仓库里风尘仆仆，车上风尘仆仆，他自己也是风尘仆仆，眉眼、嘴巴、鼻子、衣服都变成了一种颜色，毫不起眼的灰色，水泥色，也是尘土的颜色。
　　我很惊讶地看见，舅舅也成了这种人，尽管他只是临时做做这种活计。
　　他身上披了一件奇怪的装甲，一件带斗篷的帆衣外套，这多多少少能阻绝一些水泥灰尘，他和其它人一样两手反抓住肩在背上的水泥袋子，不停地在车子与仓库之间来回奔跑，至到车上的水泥全部搬空。然后他从他姐姐手中获得一份应得的、但也是微薄的工钱，现做现结。舅舅脸上有一份坦然，有一份如释重负，他终于看见我了，然后微微一笑。
　　然而舅舅的平凡也很容易堕落成软弱，或者也算不得软弱，而是一种在利益面前的计较、算计，一种对于最亲的人应尽的职责和任务的装聋作哑、故作不知。
　　这种做法，他和他的做过队长的哥哥一模一样，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两个舅舅，我甚至至今都耿耿于怀，无法原谅。
　　那一年，村里拆迁，两个舅舅都到镇里寻房子居住。两家人都租了宽敞的房子，两家人宽敞的房子里都摆不下八十岁老母亲的床铺。
　　“我的房子太小了。”大舅说。
　　“我的房子太偏了。”二舅说。
　　而那时，外婆已经病入膏肓。养儿子做什么呢？养儿防老。养儿能防老吗？看看外婆凄凉的晚景就知道，养儿不过是为了让儿子榨干自己干结的骨髓。
　　外婆最最疼爱的应该还是自己的小儿子。毕竟百姓爱幺儿。他是老幺，他又养了三房唯一一个男孙，外婆对于他、对于他年幼孩子的爱护自然是溢于言表的。
　　但是他和他的哥哥回报给老母亲的，只是在她最需要儿孙照料的时候，将她完完全全甩手给自己的姐姐，理由只是不方便。
　　百善孝为先，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对自己的舅舅说三道四，我想说的是，人都会老去，人都有老的时候，但愿你们老去的时候，能比我的外婆、你们的母亲过得好些。
　　他们确实也过了些好日子。
　　很快，铁路建好了，铁路还房也建好了。两家都分得了三套房子，在这个房子就是金钱的时代，拥有一套房子就已经很富有了，何况还是三套呢？儿子一套、自己一套，剩下的一套或租或卖，不用种庄稼，不用卖苦力，高兴就照料照料小孙孙，不高兴就四处打打牌、逛逛街，喝喝茶、摆摆龙门阵，又有一份安定的劳保，两个舅舅的生活可真是幸福到了极点。
　　然而达到极点的东西总是很难以持久。
　　母亲说：“你二舅舅得病了，胃上的毛病喷门门的毛病……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都凉了……”
　　我的心也凉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无法对此幸灾乐祸，他是我的舅舅，尽管他以我无法理解的形式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他不过六十出头，但是他的生命似乎被迫开启了倒计时。
　　二十年前离世的是奶奶；
　　十八年前离世的是爷爷；
　　十年前离世的是外婆；
　　然后紧接着是姑父、大爹、姑母，我的那些最亲近的人们啊，已经几近于凋零殆尽。
　　我感觉很压抑、很沉闷，岁月不饶人，时光最无情。那个“归”字，那个足字旁的大写的“大归”的“归”字，已经一点点地、一点点地逼近了我。
　　我感到无尽的惊恐和无助。
　　我不止一次想要回家去看看，但是诚如软弱的舅舅，软弱的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诚服于生活中人与事的压迫，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出行计划。我怕我回去的时候，我的那些最最亲爱的人已经不像从前那个模样等着我回去了。
　　我能理解舅舅的平凡和软弱。
　　愿舅舅安康！
　　愿我早日归去！
　　愿同是平凡人的我们尽享为人之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