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下》NEM

1、第一章 捱生活

　　（1）

　　2023年秋 。

　　字幕：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数据，2023年第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按年增长4.1%。失业率降至3.8%。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去年同期上升2.8%。旅游业逐步复苏，访港旅客数字回升至疫情前六成水平。

　　2023年9月2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宣布取消所有入境防疫措施，象征疫情时代的终结。

　　——

　　【林念知篇】

　　巴士沿着吐露港公路行驶，夜色下的大埔区安静得像一座临海的孤岛。车内冷气开得很足，林念知坐在最后一排，把帆布包抱在怀里，窗外的灯光映在她的脸上，隐约照出眉间的一丝疲惫。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三分。

　　再过半小时，最后一班巴士就要停运了。

　　她已经习惯了这个时间点回家。白天在中大的研究室待到很晚，晚饭随便在饭堂解决，或者省下一顿，饿着肚子去图书馆翻论文。联合书院四年学习生涯只有一年保宿舍，她去年已经住过了，而疫情后宿舍依然实施人数管理，申请也比以前更难——于是，她变成了无奈的‘租房族’。她租的房子在大埔，是一间老旧的单人套房，七千块租金，每个月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今天出门前，冰箱里只剩半包速冻水饺和一盒快过期的豆浆，她想了想，打算明天去超市买点打折的面包。

　　车窗上映出她的侧脸，耳机里播放着陈慧娴的《飘雪》。她想起以前在北方，冬天下雪的夜晚，家里暖气很足，母亲在厨房炸丸子，外头是干燥刺骨的寒风。而现在她坐在香港的深夜巴士上，车厢里是咸湿的空气，窗户结满冷气水，陌生的粤语广播报站音一次次响起。

　　她不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来香港？

　　从本科开始，她就不断告诉自己：香港的学术氛围更自由，资源更丰富，回内地就业也有优势。但她其实知道，自己也只是想逃。她拼命读书，申请奖学金，不断说服自己她比那些在香港混日子的二代有资格留下来。可到了这里，她才发现，现实并不会因为努力而改变。

　　她去过很多次深水埗，看到偶尔一两个流浪汉，在粉面铺偷偷吃别人吃剩的饭菜；她在铜锣湾的日料店外看到排队买寿司的富二代女生，拎着香奈儿的手袋，一餐饭比她一周的伙食费还贵。她去兼职家教，给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补习中文，那家人住在九龙站上盖的豪宅，母亲请她喝两千块一斤的龙井茶，随口问她是不是北方来的，语气平静，没有恶意，却让她感到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喉咙。

　　巴士驶进大埔墟，站牌上的人寥寥无几，司机在红绿灯前停下，车厢里响起广播：「大埔墟站，Tai Po Market Station。」

　　林念知起身下车，走进湿漉漉的街道。凌晨的空气带着海潮味，她踩过路边的积水，低头摸出钥匙，朝租住的大厦走去。

　　电梯坏了，她习惯性地走楼梯，七楼，脚步踩在水泥阶梯上，轻得像一只影子。

　　楼道里昏黄的灯光闪烁不定，墙上的白漆剥落，露出水泥色的斑驳痕迹。林念知走上七楼，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才打开门。屋里没有开灯，窗户半开着，夜风带着潮湿的咸味吹进来，掀动了桌上的一张便利贴——“房东来修马桶，欠700。”

　　她随手把便利贴撕下来，扔进垃圾桶，走到房间里打开灯。

　　房间不大，大概六个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墙角摆着一个电磁炉，旁边是堆起来的快熟面和两瓶酱油。屋里唯一的窗户对着后巷，没有阳光，白天的时候也显得潮湿阴暗。她打开手机银行，看了一眼余额，思索着下个月房租怎么凑。

　　桌上摊着一本《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翻到一半，她却没有心情再看。最近的研究课题是“香港年轻人的流动性焦虑”，导师让她参考去年关于内地生租房困境的调查报告，她翻了几篇，却觉得每一行字都像是在写自己——负担沉重的房租、难以融入的社交圈、被本地人划定的无形界线、日复一日对未来的茫然。

　　她打开冰箱，取出剩下的半包速冻水饺，烧了一锅水。热气升腾起来，屋里终于暖了一些，但潮湿的霉味依旧挥之不去。

　　水饺煮熟后，她用碗捞出来，走到窗边坐下。手机里跳出几条微信消息，导师提醒她尽快提交论文初稿，社科院的群里有人在讨论明年的奖学金名额，母亲的头像还停留在未读消息里。

　　她盯着聊天框，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只是回了一句：“我这边最近比较忙。”

　　她知道母亲会继续发消息，提醒她省钱，让她记得家里的需要。但她不想回复，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她不是家里的“女儿”，不是那个从小必须听话、必须懂事、必须在外面出人头地的孩子，她的人生会不会更自由一些？

　　楼下传来夜晚的杂音，有人推开铁门，几个外卖员蹲在巷口抽烟，偶尔听到远处醉酒的年轻人吵闹的声音。她喝了口水，吞下最后一个水饺，起身洗碗。水流冲过碗底，发出单调的回音，屋子里只有这点声音。

　　她关掉水龙头，擦干手，回到床边躺下。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像是曾经漏过水，她盯着那块痕迹，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各种事情。论文、奖学金、房租、未来……所有这些问题混杂在一起，像雾一样压在她的胸口，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她闭上眼，试图让自己放空，窗外的夜风吹进来，带着海的潮湿味道。她翻了个身，想象着自己在另一个地方，在更大的房间里，在不用为下个月的开支焦虑的生活里，可惜这种想象持续不了太久。

　　现实不会给她喘息的时间。

　　……

　　清晨五点半，林念知睁开眼，窗外的天空还是灰蓝色，远处偶尔传来卡车驶过大埔公路的低沉轰鸣。房间里很潮湿，她的后背贴着床单，薄薄的一层冷汗让她觉得有些不舒服。她伸手去拿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她看到母亲昨晚十一点半发来的语音信息——

　　【你弟弟的补习班定下来了，一年两万五，家里已经帮你交了。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再寄点钱回来？你毕竟在外面读书，家里也不想让你太辛苦，但总要一起分担。】

　　她盯着那条语音，手机握在手里，没点开。信息下面还有母亲后续的文字——

　　【你现在怎么样？香港还安全吧？女孩子出门要小心。】

　　她盯着“女孩子”这三个字，莫名觉得有点讽刺。她当然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子”，从她被送去最好的学校、被告知“要听话，要懂事，要让着弟弟”开始，她就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子。她不生气，也不觉得意外，只是有点累。

　　她划掉聊天框，点开银行APP，账户里还有8740港币。下个月房租七千，电费和水费加起来大概五百，剩下的不过一千多块，连买张回家的机票都不够。她想到母亲话里的意思——“你弟弟的补习班已经交了，所以你也该尽一份力。”这意味着她寄钱回去不是“可选项”，而是“义务”。她把手机扣在桌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六点半，外面开始有住户出门，楼道里传来鞋底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有人拉开铁门去倒垃圾，楼下的面包店传来刚出炉的烘焙味道。她翻身下床，随便冲了个冷水澡，换上T恤和牛仔裤，把一叠论文塞进帆布包里。

　　她站在镜子前，随手扎起马尾，眼神有些倦怠。她想起昨晚做的梦，梦里的她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人和她说话，只有风不停地吹，吹得她连脚步都站不稳。她皱了皱眉，甩开脑子里的疲惫，拎起包，锁上门，走进大埔的早晨。

　　巷子里已经有早餐档摆出来了，卖鱼蛋粉的老板正往锅里加汤，一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坐在小塑料凳上喝豆浆，手里捧着一本练习册。她走进地铁站，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掏出八达通，刷进了闸口。

　　从大埔到马料水，中大的研究生大楼，40分钟的地铁和校巴车程，已经成了她生活里固定的节奏。

　　早上八点，社会学系的研究室还没人。她推门进去，把包放在桌上，拿出昨晚没看完的报告。过了一会儿，旁边座位的博士生来了，是个马来西亚来的留学生，看到她点了点头。

　　“你昨晚又留下来写论文？”对方问。

　　“嗯，导师催得急。”她随口回答，低头继续改数据。

　　博士生打开笔记本，敲了几下键盘，忽然抬头看了她一眼：“你最近看起来很累。”

　　“嗯？”林念知没反应过来，手里的笔在纸上停顿了一下。

　　“就是……”对方停顿了一下，组织着措辞，“你黑眼圈很重。”

　　她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脸颊，勉强笑了一下：“最近论文有点多。”

　　博士生耸耸肩，没再多问，低头继续整理数据。

　　研究室的冷气打得很足，她的手肘抵在桌上，冰凉的温度透过布料传到皮肤里。电脑屏幕上的字密密麻麻，她盯着看了几秒，忽然觉得有些晕眩，像是昨晚的梦境又涌了上来，白茫茫的一片，风在耳边呼啸，什么都看不清。

　　她闭了闭眼，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把报告里的几个数据改完，然后打开邮件，看到导师凌晨一点发来的新邮件。

　　“你的初稿我看过了，理论部分需要再加强，案例分析的部分数据不够，建议去找几个更有代表性的访谈样本。尽快补充，我下周要交给系里。”

　　她的手指停在鼠标上，盯着屏幕，沉默了一会儿。

　　又是“尽快”。

　　她深吸了一口气，点开访谈名单，找到还没联系上的几个人，准备再试着约一次。她的研究方向是“疫情后香港青年阶级流动的困境”，她已经找了几个在香港工作的内地生做访谈，但导师觉得数据不够全面，要她补充一些本地年轻人的案例。

　　可她很清楚，本地人不愿意谈这些。她问过几个香港的本科生，对方要么礼貌地拒绝，要么随便敷衍几句，说自己家里没什么经济压力，毕业后应该会回家住，或者直接出国读研。

　　她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太阳穴，决定今天下午再试一次。

　　时间过了九点，研究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人在讨论课程，有人在约中午去哪里吃饭。她听着他们的声音，却没什么参与的欲望。

　　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一看，是银行的短信。

　　【您的账户于09:23收到转账，金额HKD 3000，附言：生活费。】

　　她怔了一下，手指悬在屏幕上。

　　母亲刚刚给她打了三千块。

　　她盯着短信看了几秒，屏幕上的字像是模糊了一瞬间。

　　几乎是下意识的，她点开微信，想问母亲怎么突然给她钱，可她的手指停在对话框里，又迟疑了。

　　她想起昨晚的语音信息，想起那句“家里已经帮你交了”，想起母亲一直以来的语气——“我们不想让你太辛苦，但你也要一起分担。”

　　三千块，不多不少，刚好能让她撑到下个月房租之前。

　　她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忽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感激这笔钱。

　　她当然需要这笔钱。

　　可她知道，母亲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觉得她日子难过，才主动给她的。

　　这只是个提醒。

　　“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家里的一部分，你有责任。”

　　她握紧手机，最后还是没有回消息。

　　电脑屏幕的光在她的眼底映出一层淡淡的疲惫。林念知盯着屏幕上的访谈名单，手指停留在最后一个名字上——文敏。

　　她是同系的学妹，本地人，性格开朗，平时在系里的存在感很高，喜欢组织聚会，也和不少教授关系不错。林念知不算和她熟，但文敏偶尔会主动找她聊天，问她论文进度，或者聊一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打开微信，打了一行字：

　　“文敏，最近有空吗？我在做访谈，想聊聊你对香港年轻人未来的看法。”

　　几秒钟后，文敏的头像亮起，快速回复：

　　“做研究啊？哈哈，好啊，不过你请我喝杯咖啡。”

　　林念知盯着那句话，迟疑了一下，还是回了个“好”。

　　她站起身，收拾好文件，走出研究室，手机震动了一下，又是一条来自文敏的消息：

　　“不过你怎么找我？你们内地生不是都自己做自己的研究？”

　　林念知盯着那句话，没急着回，脚步却放慢了些。

　　她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019年的事之后，好像没什么本地人愿意搭理她了。

　　她不是没察觉。

　　系里的聚会少了她的名字，课堂上的讨论话题只要一碰到社会议题，本地的同学就会避开她，甚至有些教授对待内地学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曾经试图去理解，也试图证明自己和那些他们想象中的“人”不一样。她也反对暴力，她也关心这个城市的未来，她也在租房市场上挣扎，在昂贵的物价里计算生活成本，在不公平的社会结构里思考“阶级固化”的问题。

　　可她知道，这些话没有意义。

　　“你们内地生”——短短几个字，就已经划清了界限。

　　她叹了口气，把手机放进口袋，走进中大地铁站。

　　文敏约她在沙田新城市广场的星巴克见面。

　　周围是刚下课的学生和上班族，手里拿着咖啡，三三两两地坐在店里聊天。林念知端着一杯最便宜的美式，走到角落里，看到文敏已经坐在那里，喝着一杯焦糖玛奇朵，手里还拿着一袋刚买的MUJI文具。

　　“你真的在做访谈啊？”文敏笑着抬头，看了她一眼，“我以为你只是想找人聊天。”

　　“是真的。”林念知拉开椅子，打开笔记本，“导师催得紧，数据不够。”

　　文敏耸耸肩：“那你想问什么？”

　　林念知顿了一下，翻了翻手里的问题列表，试探着开口：“你觉得，疫情之后，香港年轻人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文敏搅拌着咖啡，想了几秒，说：“没什么特别的吧，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反正房价不会跌，工资不会涨，年轻人还是没希望。”

　　林念知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继续问：“你自己呢？你会考虑毕业后留在香港，还是去别的地方？”

　　文敏笑了一下：“去哪里啊？英国吗？不想读书了，国外找工作也难。再说，家里有房子，为什么要走？”

　　她顿了顿，忽然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念知：“你呢？”

　　林念知的笔尖停在纸上。

　　她从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她一直以为自己会留在这里，会争取读博，会继续做研究，直到拿到身份，或者找到更好的机会。可现实是，她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付不起了，何况未来？

　　文敏似乎看出了她的犹豫，轻轻笑了一声，换了个姿势：“其实你们内地生，在这里总是待不久的吧？最后不是回去，就是去别的国家。”

　　林念知抬起头，看着她，张了张嘴，最终没说什么。

　　她不想解释，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场访谈进行得很快，半个小时后，文敏看了看表，起身收拾东西：“好了吧？我要去找朋友吃饭了。”

　　林念知合上笔记本，点点头：“谢谢你。”

　　文敏摆摆手，笑着说：“不用谢，你们做研究也挺辛苦的。”

　　她转身走出星巴克，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林念知坐在原地，盯着桌上的咖啡，过了很久，才慢慢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已经凉掉的美式。

　　……

　　沙田的午后人潮拥挤，商场的冷气送出一股人工调控的清爽，但一踏进地铁站，空气里就多了一丝湿热的气息。她顺着人流往A3的闸口走，手伸进口袋里摸八达通，却在刚要刷卡的瞬间，迎面撞上了一个人。

　　肩膀被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手里的咖啡晃了一下，差点洒出来。

　　她抬头，看见一个穿着 adidas Gazelle 的女孩急匆匆地从闸口出来。

　　对方容貌精致，打扮考究，皮肤很白，头发是蓬松的栗色长卷，指甲修得很干净，手上拎着一只香奈儿22，肩膀微微一晃，却连脚步都没停一下。

　　她拿着一部Hello Kitty手机壳的iPhone，正讲着电话，耳机线从粉色的外套里垂下来。走得太急，像是在赶时间，撞到林念知后，只是稍微侧头扫了她一眼，丢下一句轻飘飘的——

　　“Sorry。”

　　然后继续往前走，没再回头。

　　香港人总是这样，步履匆匆，语气礼貌，却疏离得让人无从捉摸。

　　林念知站在原地，看着对方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地铁站的广播在头顶响起，提醒乘客下一班往大埔的列车即将进站，她才低头重新刷卡，走进闸口。

　　扶手电梯上，她握着八达通，盯着脚下的阶梯，脑子里却还留着刚才女孩的那句“Sorry”。她不是介意，也不是生气，只是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口，让她有点喘不上气。

　　在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就是这样明确，每个人都像是按照某种隐形的秩序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走。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可有时候，一句轻飘飘的道歉，还是能让她意识到那条看不见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