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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无题 ...

  •   六点就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了。可能是我听错了。我蜷缩在温暖被窝中的身子忽然有些冷。下意识地拉了拉被子,抬头看了看尚浸泡在夜色中的窗户,我的头再一次埋入黑色调和的墨一样浓的黑暗中昏沉沉地睡去。
      但是隔壁的动静越来越大。
      “兢兢,快些起来,要回家了!”母亲似乎说着这样的话。隔着厚厚的挂着我披着婚纱的漂亮新娘照片的墙壁,我听得并不真切。但是楼下的一阵急促的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却如白老笔下的大弦小弦大珠小珠,在寂静的乡村早晨清清脆脆地落进我柔柔软软的耳朵里。
      “起床吧,”我的脚轻轻地踢了踢丈夫,“还要包馄饨呢。”睡梦中的丈夫轻轻嗯了一声。
      于是穿衣起床。和平时一个样。花一样多的时间,做同样多的事情。先是毛衣,然后是袜子,然后是毛裤、外裤、靴子、外套。或者母亲也正是这样一件又一件不厌其烦地替侄儿穿着衣物的。侄儿黑黝黝晶亮亮的眼珠在白皙而稚气的脸蛋上不停地转动着,一忽儿转向悬挂着翠绿柳条的壁灯,一忽儿转向印有猫和老鼠卡通形象的淡绿的窗帘。他的好奇的眼睛是否真记住了这屋里的一切?这闪烁着柔和灯光的壁灯,这做着滑稽动作开怀大笑的猫,这忙着替他穿鞋子穿衣服微微笑着的人,像岳母刺过的字一样,永远无法磨灭的?
      楼下一片喧哗。
      洁白而细滑的馄饨皮,在皮的中心放一点馅儿,盖住馅儿一卷,再用拇指和食指一捏就可以了。
      吃馄饨是我的建议。
      照母亲的意思,根据不必吃早饭。“十一点的火车,上车后泡一碗方便面就可以了。反正车上有的是开水。”
      我们说什么都不肯。
      但是母亲却推诿说来不及。
      “怎么来不及,五点半我就起床了,我来做”。公公第一个自高奋勇,我们都没有反对。
      其实吃馄饨的建议很多年以前我就提过,而且不只一次。当我长到足够记住我的生日的年纪时,通常一个礼拜前或者生日的前三天,我就提醒母亲,我快要过生日了。于是母亲就开始着手准备,买肉,买葱,细细地剁,放很多的辣椒和花椒,嚼在嘴里又麻又辣,十分过瘾。当然四川人唤做抄手。我不知道人为什么把自己的生日记得如此清楚,也许在贫穷的时日中,在短暂而又喜事不多的生命里,只有生日才能让自己真切地认识到自已是自己,自己还在这个世间悲悲喜喜地活着,所以我们在祝福别人快乐的同时,同时也希望别人祝福自己快乐。这不是我生日的一天,或者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过着生日,陌生的从来不会有机会认识的人们,我祝福你们生日快乐,也请你们祝福我们在不是生日的每一天也天天快乐吧。
      馄饨很快就下锅了。拿锅铲推着,拿锅盖盖着,向碗里放佐料。当锅盖被锅里的水蒸汽冲得直向上抬时,便揭开锅盖一只只舀了起来。侄儿三只,丈夫八只。母亲究竟吃了多少,我并不清楚。当我希望她再吃些,并把上了火车只能吃方便面和饼干的道理讲了一次又一次时,她就是不肯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饱了,就像小时候,她叮嘱我吃光碗里的米饭,我说话的口气一个样。
      初春的早晨,天气并不温暖。枯黄的草根和黄绿相间的菜地依然白皑皑的一层霜。太阳在房子与房子间躲躲藏藏,在树枝与树枝间倚倚靠靠。通红的颜色,映得一片云都红了,映得一片天都艳了。春来了,这春在人的眼里并不十分显眼,但是这春却在光秃秃的枝头酝酿着,在瘦巴巴的草根中积累着。手不必在口袋中严严地藏着了,脸也不必罩在厚厚的围巾中,可以露出来,可以伸出来,在阳光照耀下的所有人的所有的路途上,随心所欲地裸露着。
      从桃林到张华到戈巷到杨市,我们到达杨市的时候,母亲和侄儿坐着公公的车也正在穿越这条人流车流汇成的短得不能再短的路。水泥路,阳光明艳的路,阳光像花儿一样在身边绽放。我的眼中全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公公的脚还没有完全好,我和丈夫都不愿意让他来送母亲,但是家里只有两辆车,丈夫带了我,就别无它法了。
      良久,可能是20分钟,公公开着电动三轮车终于出现在马路的对面。车上坐着母亲和侄儿,身边还放有他们的行李,而我的身边全是赶往无锡带着大包小包的熙熙攘攘的人。
      一班车开走了,十分钟后开走的另一班车又挤得满满的。春天的风在脸上吹着,春天的阳光在身上照耀着,只是正忙着赶路,忙着赶车,手脚被工作束缚得紧紧的,心儿被功名塞得满满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吗?可能他们也感觉到了。几个面容姣好打扮入时的女子,已经脱掉了厚厚的围巾,让雪白的荡着晶晶亮的耳环的脖颈露了出来,在低头耳语或是回头顾盼时,那精巧细致的耳环便难以自禁地左摇右晃起来。
      终于上车了,一番推攘拥挤之后,居然还能拥有两个座位,实在是一个奇迹。母亲抱着侄儿坐了一个,我本来是坐着的,但是这关闭得四四方方严严实实的空调车,一上车,我就犯头昏,于是我又站了起来,让侄儿坐下了。只是挤得难受,腰弯着,背躬着,腿曲着,手拉着高过头顶的扶手,随着公车的快三拍或是慢四拍,不停地左摇右晃前倾后倒。
      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些人上车了,一些人下车了。一些面孔在眼前晃过,一些车子在身边闪过。像是在看一场电影,看了就看了,看得也够真切,看得也够清楚,只是下车之后,只是上了另一辆车之后,眼前人物的喜怒哀乐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楼层越来越高,楼群越来越整齐。或者四四方方如一只充满了忙碌蜜蜂的蜂巢,或者高高低低如一堆孩子刚刚搭好的积木。像蜂巢一样有头有绪的楼房一幢挨着一幢,像积木一样随意堆叠的楼房一幢对着一幢,高大威严,森然凛然。这就是街道了。街道宽宽敞敞四通八达,街道和来来往往的车辆、往往来来的人群一起延伸。到处是商场到处是店铺,商场与商场间浮动着浮华,店铺与店铺间流动着喧嚣,这个繁华浮躁覆盖一切的城市是否依然做着玉树琼枝的梦?已经是早上九点了,对于九点钟才正式营业的城市,究竟有没有从昨日的睡梦中彻底地清醒?
      我们在城市初醒的眼皮底下缓缓地行走着。一张张面孔和我们擦肩而过,或者微笑着,或者茫然着,或者一语不发,或者喋喋不休。十一点的火车,慢慢地走过去,慢吞吞地聊些话语,也嫌时间还早着呢。拉着侄儿的手急切切地走人行道,叮嘱母亲快速地穿过马路。一起穿过马路的,可能有我从前遇到过的人,也可能有我将来必然会再次遇到的人,只是我的手中现在牵着的是侄儿的手,侄儿的另一手牵着的是母亲的手。一起走过卖衣服的,一起走过卖鞋子的,一起走过卖包子的,一起走过的岁月像花瓣般凋落得无声无息,一起走过的路途正被数不清的别人的脚印掩盖着重叠着。各种香气、喇叭里传出来的叫卖声、形形色色的标有减价或是甩卖的标语,连续不断地抛入我们的眼帘,侵入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或者都看见了,其实什么也没看见;我们的耳朵或者全听见了,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见。
      终于到达火车站了。
      一个月前的火车站人声喧哗。人们进进出出,出出进进。背着大包小包,带着疲倦的、急切的脸色上车下车、下车上车。天渐渐暗淡下来。暗淡下来的天幕上飘着零星的雪花,就像这个季节的祝福,零丁而又乖巧。城市的灯火渐渐亮了起来,这一处那一处。照着踩着别人的影子行走的人们的影子长长短短、参差不齐。一家麦当劳就在对面,乐曲叮叮咚咚地响着,面包味依依袅袅地飘着。一家卖小吃食的铺子就在身边。并不明亮的灯光下,一个五十岁的老太太正在热气腾腾的锅炉前忙来忙去。大饼、包子、粽子、玉米。反正从火车上下来或者将要上火车的人,只要饿了,又嫌铺子对面的麦当劳实在贵得没有道理的话,都会不失时机地凑过来买上几个。
      “两个包子!”
      “五张大饼!”耳朵里总是飘过这样的声音。
      一群人来了,一群人又走了。一箱饼卖完了,又搬来一箱搁在蒸笼上蒸着。这些忙着回家的疲倦的人,这些为忙着回家的人提供方便、同时又尽可能抬高方便价格的人们,究竟谁更忙碌,谁更辛苦?
      我不止一次看过手机,不止一次看过手机上的时间。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远在千里或是近在咫尺的电话。父亲的电话、妹妹的电话、丈夫的电话、母亲的电话。母亲究竟会打哪一个电话?年近六旬从未在异地他乡独自漂泊的母亲会用什么电话拨打女儿的电话?
      母亲终于打电话来了。母亲的电话一共打了两次。当她知道了长途加漫游这个概念时,便拨打的是无锡的公用电话。两次一共花了两块钱,而实际上通话的时间总共不到半分钟。
      当我再次乘着电梯从地下通道上到地面一楼来时,母亲已经拉着一个孩子站在暮色和五光十色的灯光掺合的夜色中。五光十色的夜色中,雪花像珍珠一样零落。母亲的脸焦急而又热切。我不能一下子看清母亲的衣服的颜色,我也无法一下子分辨出华丽夜色笼罩下的母亲究竟在无法谋面的未知的几年中,究竟老去了多少岁月,我只是看见她坚定地站在人来人往的人流中,背上一个沉重的包,手里牵着孩子的手。
      火车站依然喧哗如流水。到处行走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谁也不肯停下来,谁也无法停下来。似乎人人的背后都有一条鞭子高举着,似乎人人的背后都有一根棍子挥舞着。母亲的包袱并不重。我买给母亲的仅仅是一双鞋子。一双我跑遍了整个八佰伴,差点腿都跑断了,左思右想咬咬牙关才买下的价值500元的皮鞋。剩下的就是母亲来时带的衣物。我并没有给母亲买衣服。“我的衣服多着呢?”母亲这样说着。我无法请求母亲原谅女儿的贫穷,我更无法让母亲为我的因为正直善良、努力上进而换来的大片大片的清贫而自豪。
      终于在候车厅坐定了。长长的候车道上坐满了前来候车的人。家在千里万里之外。沿着两条无限延长无限硬的铁轨一直往前走,总有一天就可以到达。家里或者已经冰雪融化,或者已经野草青青,或者到处是跳动的春水,或者到处是萌芽的折耳根。家,只要两只手抓住列车大门,两只脚向上一跳,在摇着咔嚓咔嚓曲子的睡梦中,天一亮,眼睛一睁开,就已经到达了。究竟过了多少站,究竟有多少距离,只是站站都与家相连,只是里里都与家相通。只是那薄薄的火车票,就价值四五佰块钱;只是那红红的四五张纸币,却必须花费生命中十五天的时间才能换得回来。相见时难,从前没有火车,只能靠两条腿走,只能靠两只手爬,三五千里的路程,三五年才能到达。所以从前的人临别时,无不痛哭流涕,犹如大难临头。而如今我们有汽车在马路上跑着,有轮船在水上漂着,有飞机在空中飞着,我们相见容易么?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堆叠口袋中那几张纸币,我们依然是三年五载才能见一次。
      只是临别时我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哭哭啼啼、凄凄哀哀了。是我们的心早已宽阔到能装得到下整个天涯海角了,还是整个天涯海角的人许多许多年前就已经是知心朋友了呢?只是生活中的种种琐碎依然占据了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只是生命的种种无奈依然在我们之间堆砌着堆叠着。就像从桃林到杨市,从杨市到胜利门,从胜利门到火车站,一里连着一里,一程接着一程;就像起床,吃馄饨,坐公车,其中甚至不该省略掉侄儿的呕吐和眼前掠过的像流水帐一样细碎的种种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和物,都实实在在地填满了我们的眼睛,都扎扎实实地堆满了我们的心房,这细碎的流水帐,就是今人别亦难的真实反映?
      在火车站转了两圈,总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看见有热热的粽子卖,肉馅的,豆沙馅的,一堆男女围着。于是问母亲要不要吃粽子。她说肚子不饿,上车就可以泡方便面吃。方便面,我不知道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吃方便面,并不厌其烦地生产它。或者对于旅行中的人们,这确实是一种廉价又方便的食物。但方便的东西真的给人带来方便了么?又有多少人在给别人方便的时候,仅仅只想到了自己的方便?就像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就像在奶粉中添加三氯聚氢,这十五亿人都在食用的方便面究竟添加了什么,我实在不敢深究。
      但是母亲是不会购买火车上昂贵的盒饭的。十五元一盒,并不是她一个已上了年纪有着嚼米糠草根深刻记忆的人可以接受得了的食物,也不是我这样的受过艰苦生活教育的70年代的已经长成大人的当年的孩子可以接受得了的食物。
      “还是买两个包子吧!”我对母亲说。母亲本来是反对的,但当我提出想吃掉一盒方便面时,她也就同意了。
      出了车站,沿着一个月前的记忆的方向朝前走去,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在风雨中热气腾腾的铺子。应该还是那个老太太,应该还是那些箱子,炉灶,只是箱子炉灶里堆叠的已不是从前的包子或者大饼。购买的人依然多,依然挨着铺子或者离铺子几步远的地方急切切地吃着。
      “包子多少钱一个?”其实我是知道价格的,只是顺口而出的一句话。
      “一元。”老婆子说,“要几个?”声音懒懒的。
      “三个。”我掏了掏口袋,口袋里尽是早上为乘车而准备的圆圆的钱币。随便掏出来三个,她用一个塑料口袋罩了三个白胖的包子递给了我。记忆中,一个月前的包子似乎比现在大些,然而那是一个前的事。一个月前包子卖一元一个,一个月后依然卖一元一个,让人怀疑时间是否真的流逝了。只是包子略略小些,而且并不烫手,大概刚刚从箱子中搬出来搁在蒸笼上的。这已经冷掉的包子,如何给母亲吃呢?
      母亲很快打消了我的疑虑。“没关系,上车后,用开水泡着就可以吃了。”
      我只能应和着点点头,总比吃方便面强,这样安慰着自己,也这样安慰着母亲。
      我不知道古人如何对待离别的,而在火车站的我们却是如此焦急地等待着火车。也许因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必然有分离的这一刻,而当这一刻到来时,就不得不说服自己坦然对待了。也许是新时代的新知识武装了我们,我们的头脑中全是坚强坚定坚信的知识,根本容不下掉眼泪拭眼角这样的动作。甚至脸只要作出些许悲伤的表情,就会被自己的眼睛耻笑了去。
      候车室的一个小时,我并没有说多少话,也许所有的话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已经全部说完了。也许所有的话全部浮现在这喧嚣的候车室,正在被别的人说着讲着,用不着我们做过多的重复。母亲已经将包袱背在背上了,我三番五次说还早呢,再坐坐吧!她却并没有将包袱放下来过。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都一个劲儿地直往前走。当车站的上空响起了开始检票的声音时,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有的包袱都背在了肩上,无论这包袱中装的是什么,无论这包袱是大是小,但是这包袱中必然装着必然装有一颗正在归家的心。
      检票的动作很快,看看人群已经动了一半,再看看已经轮到母亲了。我在另一边空空的候车道上慢慢地走着。看着母亲一只手将车票递向检票员,一手拉着侄儿,然后就随着人群奔向站台。转弯处她突然停了下来。我拼命地挥手,侄儿的手也抬了起来,满面微笑,轻轻地挥着。
      “给阿姨说再见!”“
      再见!”侄儿脆生生地说。
      “再见!”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血液全部涌向了眼帘,却又觉得心里顿时空空的,整个身体里没有一丝可以支撑整个身体的力量。进入这个车站,我们一共是三个人。走出这个车站的一共也是三个人。只是一个向南,两个向北。而火车开往的方向,是向西,向西,再向西。那晚霞如梦想一样绚丽,那山峰如思绪一样起伏不平,那红红的绚丽的太阳永远只能从那里徐徐坠落的巴蜀大地啊。
      母亲应该快到家了吧,父亲也应该在白塔山下的某个地方焦急而耐心地等待着她了吧。远在三千里外的我无法知晓白塔山下发生的一切,而他们也只能凭着想象揣测我坐在电话旁边的焦急等待的一举一动。凭着那熟悉的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声音,我们能够辩认出对方,但是在这无法谋面的将来的一串串的日子中,这独一无二的声音究竟会苍老多少,这带有独一无二声音的身体将如何穿越这些不可追忆的正在飞逝的日子,谁又能够告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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