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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章Chris的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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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发送于2016年3月24日13:15
收件人:Dustin Moskov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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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你吵人的、多余的、没有任何帮助的电话和邮件,Dustin!
我和Mark在加州的FBI分部这边,Mark确实有一点小麻烦,但我想Facebook的法务团队和Mark个人的律师团不会让“一级谋杀”或者“虐童”这种罪名,落到他们可怜老板头上的。事实上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建议你去数据库里查查离FBI分部最近的、精神疏导最好的医疗向导,并给他下一张邀请函——Mark大脑不知名的小问题又犯了,我们得确定一下是精神图景的原因还是单纯的偏头痛——或者通知Mark的私人医疗向导从欧洲回来,以防他的金主死于剧烈头痛。
另外,你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Peter被FBI少年儿童保护中心保护起来,他已经待了两天了,Mark没办法把他带走,或许等Mark把头上虐童的帽子彻底扔掉,FBI才有可能让Mark带他回去。我已经把Peter的保姆塞进去照顾他了,万幸Peter从小见惯了大世面,保姆说他十分镇定,并且期待Mark能够尽快带他走。
你问我Peter是否是Eduardo的孩子?现在没人弄得清楚,只有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才可以。顺带一提,Mark也提出来和Peter做亲子鉴定,所以我猜——Eduardo和Mark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谈过恋爱——当然,也或者他们上床了?毕竟Eduardo在Mark床上睡了差不多大半年。
当然,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不,我说错了,只怕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Mark或许想明白过,他那微不足道的情商在Eduardo在时总是在线的,但你知道的,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萨维林家族也没办法把Peter带走。这就是我为什么和Mark坐在一起,等着FBI下达最后判决的原因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时候我要回去给Mark帮忙,他养的那帮律师比我好用多了)。
在这个月初,我在FBI总部的某个朋友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可怜的、英俊的、远走新加坡、已经死去多年的朋友Eduardo Saverin,家族是否涉及了某些不合法的交易活动。
这让我想起来大学时候某些好事之人对Eduardo家族生意的无端揣测,尽管诉讼期间Mark向法院申请的“人身禁止令”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碍于Mark活生生的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到了三十岁,而我们家族生意疑似不合法的朋友则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我想,至少萨维林家族的生意是遵纪守法且对金钱的需求是克制的。
在那时我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疑惑之处,想想吧,Eduardo的股份,那么一大笔钱,迟早有一天要惹出一些是非。即使Mark在硅谷呼风唤雨,但在迈阿密,有些人永远给他关上了门。
“Dear Chris,正如你不了解我的工作一样,你也从未了解你那位热爱极限运动的朋友。”
在那天之前我从未怀疑过我对Eduardo的了解,可能比Mark知道的少,比你了解的多。
我知道Mark和Eduardo从一开始就混淆了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但没关系,总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足够他们聪明的小脑瓜琢磨出其中的不同。以他们形影不离的程度来看,或许Mark毕业的时候我就能收到订婚仪式的邀请函了,当然也说不定过几天Mark就戴着同款戒指回宿舍:“虽然加州不同意同性恋合法化但没关系,wardo有钱,他能搞定的。”
想想吧,以Mark的嘴脸来说,这是很容易就发生的事情。
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确实在中途仔细思索了一下双方的关系,然后一百八十度大拐弯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想Mark对这个发展也有些措手不及,他在后来持续对Eduardo开展的“电子骚扰”,或许也是觉得,5%的股份已经足够覆盖他之前的伏击,现在只不过是重新起点再次开始?Mark那台精密运转着的大脑,终于被他撇开的东西所搅乱了。
当然,我从不同情他。
以及,我从来不觉得在Mark和Eduardo的战争中,我是置身事外的那一位,Dustin。我只是现在才发觉,有时候没做任何事,就是做了所有的事情。
当然,这是Mark和Eduardo的战争,我们都只不过是被牵扯其中被迫站队的可怜虫,他从来不会怨恨我们,我有时候会觉得他对Mark也毫无怨言——Eduardo只会痛恨自己。
和我们联系越多只能证明他越失败而已,无论是事业,还是友情,仅此而已。
说回我那位FBI的朋友,我帮他在晋升的时候解决了一点个人生活的小问题,所以投桃报李,他也向我透露了某件事。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闹得很大的那件新闻——特殊人类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上挖出了不少特殊人类孩童的尸骸——Mark领养Peter的那家福利院——当时你发了一大串短信骚扰我和Mark,Mark忍无可忍将你手机黑下线了,现在你应该有印象了?
FBI彻底的搜查了那家儿童福利院,以及定向资助他们的某家私人医院——一家非常著名的医院,走在器官移植的前沿,同时对特殊人类精神图景也有相当的研究。
我并没有在暗示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有资料显示那家私人医院的产科在特殊人类的之中非常出名,他们非常擅长解决“小”问题。我不太想向你举例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你,但在特殊人类之间,它极有口碑。
在FBI调查期间,那些女孩儿们以及女孩儿的家人们对医院感恩戴德,他们甚至没有说任何一句不好的话,他们也不愿意站出来为这场调查作证。
我的那个朋友语气锐利而又冰冷的问我:“你不知道Eduardo·Saverin在这家医院住了5个月?”
我拿到了Eduardo的医疗记录。
那几乎是一份完美无缺的医疗记录:关于精神图景受到过大冲击进而需要医疗向导梳理,不适宜参加任何事务,建议停止所有活动,入院治疗。
这很正常,以Eduardo那段时间的精神状态,他会被送进医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区别是他被家人强制送进去,还是自己主动进去。
但我们都知道,Eduardo恰巧在那段时间同两个最重要的存在都闹翻了,所以在入院以及出院记录上,留下的都只有Eduardo自己的名字。
我说这份医疗记录完美无缺,是因为它完整记录了Eduardo所有符合规定的治疗过程,无论是医疗向导的治疗记录还是用药,他们都和医疗向导的工作排班和药物出库使用记录、住院每日观察记录、护士的护理记录是一致的。
除了一点:在2005年的9月份,在一份标注为销毁的医疗记录上面,保存了一份急救记录,而电子医疗记录中,它们并没有出现。
这似乎也很正常,哨兵因为精神图景的关系很容易受到冲击,做出某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从医院跳下去我都不会奇怪。作为一个传统的有钱人,一个传统的哨兵,他掩盖这种急救的医疗记录也是正常的,而选择私人医院恰巧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为该死的有钱人解决任何麻烦。
我能想出无数的理由为Eduardo解释,他甚至知道如果官司期间他不露面,Mark肯定会去查他所有的信息,他一定不会让Mark知道这些事,我敢肯定。换成是我,我也会隐瞒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Mark确实查到了他在这家医院断断续续做了一年的精神疏导,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哨兵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图景出了问题,这本身就是自救的表现。
但我的朋友和他的下属掘地三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研究Eduardo的医疗记录,我当时笑着问他:“老天,总不至于是Twitter老板也帮你解决了问题,现在想要挖掘一下Facebook的负面新闻,比如联合创始人精神有问题,好打击一下Facebook的股价吧?”
我建议他最好深挖一下Mark的黑历史,如有需要我甚至可以提供更多。
然后他向我展示了Eduardo的探访记录。
我不太想说这方面的事情,但我们确实都没去,所有和Facebook有关联的人在当时都不能与Eduardo接触,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完美的理由。但,Saverin家族也没人去。
Eduardo没有和任何家人联系。
让我们继续下去,然后我在住院记录上看到了另一个被涂掉的名字,他在当年的5月造访过Eduardo。拉美移民,在FBI留有一些不算太过头的不法记录,主要工作是帮有钱佬们解决一些小问题。比如,把某富豪的私生子,通过儿童福利院的一通操作,光明正大的领养给某些富豪,成为他们合情合理合法的养子。
当我放下那个卷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晕眩。
这能代表什么呢?Eduardo和一个不法分子有一些私下联系,他或许和人搞出了人命,他或许想要找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为了维持自己的好名声(在那时候他的名声已经岌岌可危),他脆弱的神经在精神图景不稳定的原因下,或许是错误的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合理合法的收养自己的孩子,这很正常是吧?天知道我说了多少遍这很正常了!我现在开始痛恨这个词!
我开始犹豫是否要将这件事告诉Mark!我要怎么告诉Mark呢?
“在你为了Facebook在硅谷要死要活的时候,Eduardo在纽约和人搞出了一个孩子?”
Mark的击剑技艺没有荒废,我又没发疯。
相信我,在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孩子和Mark可能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单纯的开始烦恼要怎么才能让FBI放弃在Eduardo可怜的尸骸上再添上一把土。
我当初为什么要答应成为Facebook的对外发言人?
我痛恨我当初的选择。
但我的朋友似乎觉得我很可笑,他很快给我带来了新的证据。
我想我是下意识遗忘了Peter来临时的那家福利院吧,我潜意识的并不想知道Eduardo到底做了什么,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那个温柔、黏糊、包容一切的人。
Peter法律文件上的母亲死亡时间和Eduardo的急救时间是在同一天,他们甚至是在同一层楼相邻的两个手术室。
“想知道那个少女的葬礼费用是谁赞助的吗?”
我不想知道答案,Dustin!
“你那个死去的朋友确实,足够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