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有无斋

4、第 4 章

　　四 多才多艺的母亲“樊组长”

　　临近晌午，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洒在大地上，仿佛要将世间万物都融化。

　　我们乘坐的那辆老旧货车，在热浪中艰难地缓缓驶入黄陂境内。

　　车轮碾压着崎岖的路面，发出沉闷的“嘎吱”声，车窗外，干燥的风裹挟着尘土灌进车厢，让人呼吸都带着一股呛鼻的味道。

　　车子一路颠簸，摇摇晃晃地开到一个小山坡前，眼前的道路戛然而止，只剩下荒草丛生的小径蜿蜒向远方。

　　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山上的树木在烈日下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枝叶，偶尔传来的几声蝉鸣，更增添了几分燥热与烦闷。

　　我们下了车，货车司机熟练地调转车头，沿着来时那尘土飞扬的路原路返回。

　　我和父母无奈地踏上了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脚下的石子又尖又硬，每走一步，都硌得脚底生疼，让人忍不住皱眉。

　　路边的野草肆意生长，有些甚至高过了膝盖，时不时地拂过我们的腿，带来一丝痒痒的触感，却又无暇顾及。

　　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乡政府门前。

　　那是一座略显陈旧的建筑，墙壁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露出灰暗的墙面，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父亲抬手推开一个办公室的门，屋内光线昏暗，有个办事员模样的人正坐在堆满文件的桌前忙碌。

　　那人听到声响，缓缓抬起头，目光从眼镜上方打量着父亲，语气平淡地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父亲急切地向前跨了一步，脸上带着几分疲惫却又难掩眼中的期待，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说道：“同志啊，我是从麻城千辛万苦赶来的，想下放到老家，特地来这儿办手续，您可得帮我这个忙啊！”

　　说着，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密密麻麻的汗珠。

　　办事员放下手中的笔，坐直身子，脸上毫无表情，伸手扶了扶眼镜，公事公办地说道：“我们没收到通知呀，你有手续吗？把文件拿来我看看。”

　　他的眼神中透着冷漠与怀疑，伸出的手在空中停顿着，仿佛在等待一份永远不会出现的东西。

　　父亲的笑容瞬间僵住，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他很快又调整了表情，眼中满是恳切，往前凑了凑，解释道：“同志，是这样的，我家本来是下放到麻城本地的，不是下放到这里。但我一心想回老家，老家有我太多的牵挂，我的根在那儿啊。我从小在那儿长大，那些熟悉的山水、邻里，都是我割舍不下的。您就行行好，通融通融，帮我想想办法吧！”

　　办事员一听，脸上露出极不耐烦的神情，身子往后一靠，靠在椅背上，猛地摆了摆手，声音提高了几分，几乎是喊着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没有通知，没有手续，你这不是瞎闹嘛！你太荒唐了吧！你这个忙我可帮不了。”

　　说罢，他又低下头，拿起笔，继续处理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不再理会父亲。

　　父亲还想再开口，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的肩膀微微下垂，脸上写满了失落和无奈，眼神中原本的光亮也黯淡了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转身，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出了办公室。

　　那人说的一点也没错，父亲办的这事确实有些荒唐。

　　此时，也该把我家下放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短缺，商品粮供应紧张，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艰难的氛围之中。

　　为了缓解压力，国家实行精简压缩政策，临时下放吃商品粮的人口。

　　按照当时的政策，下放对象是下放到镇边上的农村，而且是临时下放，没过两年，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回城了。

　　我家本不在下放之列。

　　当时划了一条线，规定从1957年以后进城的人口中下放一部分，而我家一直是城里的常住居民，按常理本不可能被下放。

　　然而，刚从工厂下岗的母亲却可能在这下放之列。

　　搞□□的时候，麻城县纤维板厂上马，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母亲被招工进厂，起初母亲并不愿意去，是父亲硬劝她去的。

　　父亲满脸期待地对母亲说：“这可是国营企业，进了厂就是国营职工，待遇好，福利高，比你在集体企业强多了。以后咱们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

　　那时的国营企业，就像一座坚固的靠山，让无数人向往。

　　也许是爷爷在当地威望颇高，又或许是父亲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还是县人大代表的缘故，母亲被推选为中馆驿镇居民组组长，这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主任，管理着好几个集体企业。

　　街上有理发店、小餐馆、照相馆、手工作坊等，还有轧米厂、养蜂场、养蚕场。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着一些年轻妇女去桑园采桑叶，有时也会带上我。

　　那片桑园，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演奏着一首轻柔的乐曲。

　　母亲和那些阿姨们熟练地采摘着桑叶，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而我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偶尔也会帮忙捡几片掉落的桑叶。

　　我还记得父亲和爷爷一起绞蚕丝的场景，每当绞蚕丝的时候，就有蚕蛹吃，奶奶经常炸蚕蛹给我吃，那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蚕蛹在油锅里滋滋作响，散发出的香气弥漫在整个院子里，那是童年最美好的味道之一。

　　那时，“樊银花组长”的名号在镇上可是响当当的，母亲为人热情、公正，做事认真负责，大家都很敬重她。

　　所以母亲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当那个国企职工。

　　可母亲终究拗不过父亲，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还是辞去了居民组长的职务进了厂。

　　母亲作为技术骨干培养对象，被选派到武汉培训了两个月。

　　母亲对在武汉培训的日子十分怀念，她回忆说，当年曾游过东湖，还登上过行吟阁。

　　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小镇，外面的世界让她大开眼界。

　　东湖的湖水波光粼粼，行吟阁古朴典雅，她站在阁楼上，俯瞰着美丽的景色，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直到母亲88岁那年，还特意要我陪她去游东湖，再看一眼行吟阁。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与怀念，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沿着湖边漫步，母亲不时地停下脚步，回忆着当年的点点滴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偏偏在这搞下放的节骨眼上，县纤维板厂突然下马，母亲就这样下岗了，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国企下岗工人。

　　母亲回不了居民组，就有可能成为下放对象。

　　母亲曾多次埋怨父亲：“要是我没辞去居民组长，现在该是我来决定下放谁，怎么会轮到别人来决定下不下放我！”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懊悔与无奈，每次说起，脸上都写满了失落。

　　父亲听了，也只能默默叹气，心中满是愧疚。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位取代父亲做工商联主席的同乡吴良。

　　他的家属及亲戚有十多人是1957年以后才进城的，都在此次下放之列。

　　吴良私下里找到我母亲，脸上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容，眼神中却透着一丝狡黠，对母亲说：“我听说，古正清以前那个相好的还在和他联系呢，他们和你婆婆都商量好了，准备不要你了，你还被蒙在鼓里。你不如趁这次下放的机会，和他一起下放回我们老家去，这不正好吗？你赶快写个申请给我，我帮你把你们家放到下放名单里去。”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在传播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母亲听后，心中一惊，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说道：“他不在下放的范围内呀？”

　　“只要家属主动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那同乡狡黠地笑着。

　　母亲一时糊涂，竟答应了那个同乡的妻子。母亲不识字，还是那位同乡代写的下放申请书。

　　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申请书，十分诧异，古家怎么会申请下放呢？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有人到书店买书，正好遇见父亲在书店里忙碌，那人就对父亲说：“你还忙什么呢？听说你被下放了，真想不到。”

　　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额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大声说：“怎么可能！你别乱说！”

　　那人赶忙解释：“是真的，别人都看到下放名单了！”

　　父亲火暴急躁的性情瞬间爆发，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

　　父亲立刻找了一辆大货车，开到家门口，要把全家拉回老家。

　　可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

　　只有母亲愿意上父亲的车。

　　那个同乡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同乡所言之事确实让母亲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几个月都没和父亲说话。

　　母亲心里满是委屈与困惑，无数个夜晚，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同乡那神秘兮兮的表情和话语，泪水不知不觉浸湿了枕头。

　　的确，有一个女人爱上了父亲。

　　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子，身姿婀娜，有一双又长又粗又黑的辫子，走在街上，总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她还曾给我买过一件衣服，那衣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那么的珍贵。

　　但父亲是个传统保守的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信孔孟之道，那些儒家的道德观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

　　再加上他一辈子深爱着母亲，这份爱如同磐石般坚定，根本不可能抛弃母亲。

　　母亲是值得父亲深爱一辈子的。

　　母亲的家世也相当不错，外公也算是个大老板，在城里开了一个很大的棺材铺。

　　外公为人忠厚老实，生意做得也算红火。

　　母亲出生时，外公在老家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庆典，唱了一百天赌博戏。

　　所谓赌博戏，就是搭一个大戏台，戏台搭建得极为气派，雕梁画栋，飞檐斗拱。请来名角唱戏，那些名角在台上粉墨登场，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尽显功底。

　　邀请亲朋好友和四邻八党来看戏，台下摆满供来宾赌博的桌子，人们在桌子旁围坐，吆喝声、洗牌声此起彼伏。

　　还摆流水席招待来宾，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大家大吃大喝，欢声笑语不断。

　　仔细算算，这场庆典得花费不少钱。不就生了个女儿么，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排场呢？

　　原来，外公和外婆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就在母亲出生的前一年，抱养了一个女儿，取名金花。

　　金花乖巧懂事，给这个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谁知道抱养女儿后不久，外婆就怀孕了，外公喜出望外，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于是才有了这么一个声势浩大、花费巨大的庆典。

　　父亲深爱母亲，当然不是因为母亲家世好，主要是母亲非常漂亮，又十分贤淑，还特别心灵手巧。

　　奶奶当年选母亲做童养媳，也是看中了母亲的人品。

　　母亲进门后，对奶奶孝顺有加，家里家外的活儿都抢着干，深得奶奶的喜爱。

　　外公也不是因为家贫才送女儿去做童养媳，而是因为他也看上了从小就天资聪慧的父亲，当然，爷爷的声望和奶奶的贤德也是重要因素。

　　爷爷在当地德高望重，为人正直善良，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都爱找爷爷来评理。

　　奶奶则是个勤劳能干、通情达理的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自幼就显露出非凡的天赋，不仅长得清秀可爱，而且聪明灵巧，无论学什么都一学就会。

　　六岁时，别的孩子还在玩耍，她就能熟练地纺线，小小的身影坐在纺车前，双手灵活地转动着纺轮，棉线从她的指尖源源不断地抽出。

　　还能踩在小板凳上做饭，虽然个子还没有灶台高，但她却能熟练地生火、淘米、炒菜，那认真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四五岁时，就展现出了歌舞天赋。

　　我们老家当时是新四军五师的防区，属于鄂豫皖根据地，是老苏区，我们村周围十几里内就出了十几位开国将军，像□□、韩先楚、秦基伟、王近山、董必武等。

　　当时，村里有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

　　经常有文工团的队员来村里搞宣传活动，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

　　母亲总是学得最快，跳得最好。

　　有个女宣传队员曾说：“可惜这小女孩太小了，要是大一点，就招到我们文工团来。”

　　母亲八十多岁时，还对我谈起当年的情景，眼中闪烁着光芒，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活力的童年时代。

　　她还能唱起当年学的歌《八月桂花遍地开》，歌声虽然不再清脆，但那熟悉的旋律却让人倍感亲切。

　　还能跳起当年学的秧歌舞，她的脚步虽然有些蹒跚，但那一招一式却依然充满了节奏感。

　　母亲对鄂东民歌情有独钟，那一首首婉转悠扬的曲调，仿佛是她与生俱来的挚友。

　　像《娘送女过西河》《十把扇子》等，皆是她的拿手好戏。

　　我自幼便沉浸在母亲的歌声里，那歌声宛如春日的微风，轻柔地拂过心田。

　　即便家境贫寒，食不果腹，母亲的歌声也从未间断。

　　在田间，她稳稳地坐在秧马上，双手熟练地扯着秧苗，与此同时，清脆的歌声便在广袤的田野间悠悠回荡。

　　那歌声，仿佛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为单调而辛苦的劳作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让田野不再只是庄稼的天地，更成为了母亲展示歌喉的舞台。

　　在山上，母亲和姐妹们一同穿梭在棉花丛中，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欢快的溪流，在山间流淌。

　　姐妹们被她的歌声感染，也纷纷跟着哼唱起来，一时间，欢声笑语与歌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欢乐与活力，让原本枯燥的采摘工作变得妙趣横生。

　　在那简陋的厨房里，母亲一边洗菜，一边轻声吟唱。

　　那歌声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狭小的空间瞬间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即使生活艰苦，也能让家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而在寂静的夜晚，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纺线、纳鞋底，她的歌声如同一位忠实的伙伴，陪伴着她度过一个个漫长而又宁静的夜晚。

　　母亲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对楚戏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沈云陔、姜翠兰更是她心中的偶像。

　　每当有楚戏演出，母亲总是早早地搬着小板凳，如同奔赴一场盛大的仪式。

　　她匆匆赶到演出场地，精心挑选一个绝佳的位置，眼睛紧紧地盯着舞台，那专注的神情，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她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动作，都深深地吸引着她。

　　我深知母亲对楚戏的热爱，特意为她买了一个唱戏机，里面储存了上千个楚剧唱段。

　　从此，唱戏机便成了母亲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闲暇时光，母亲总会打开唱戏机，跟着里面的旋律哼唱起来。

　　有时候，父亲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与母亲一唱一和。

　　母亲那清脆悦耳的嗓音，在与父亲的合唱中显得格外突出，仿佛又将他们带回到了那段充满激情与浪漫的年轻时光，两人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是岁月最美的馈赠。

　　母亲对美的追求，如同她对艺术的热爱一般，从未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

　　季节已至 80 多岁的高龄，母亲依旧爱穿漂亮的裙子。

　　我的两个妹妹深知母亲的喜好，为她购置了各式各样的裙子。

　　这些裙子，有的是清新淡雅的碎花裙，仿佛将春天的烂漫穿在了身上；有的是简约大方的纯色裙，尽显优雅气质；还有的是飘逸灵动的长裙，以及活泼俏皮的短裙。

　　每一件裙子穿在母亲身上，都能展现出别样的韵味。

　　母亲常常穿着这些漂亮的裙子去跳广场舞，在人群中，她那满头银发显得格外醒目。

　　她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身姿虽不如年轻时那般轻盈矫健，但那份自信与从容却丝毫不减。

　　她脸上洋溢着的自信笑容，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对生活的热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母亲的手，堪称一双神奇的魔法之手。

　　她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千手千脚的观世音，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只要给她棉花，她便能凭借着这双巧手，在不出村、不求人的情况下，将棉花变成柔软的线，再织成色彩斑斓的布，最后精心制作成各式各样的衣服和鞋子。

　　那些布，色彩丰富多样，花纹精美绝伦，有的是娇艳的花朵图案，有的是灵动的几何图形，仿佛每一块布都在诉说着一个独特的故事。

　　母亲用这双勤劳的手，为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编织了一个充满温暖与爱的童年。

　　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脚上蹬的鞋子，大多出自母亲之手。

　　直到我上中学，依旧穿着母亲亲手做的衣服。

　　这些衣服，虽然没有商店里售卖的那般时尚潮流，但却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意，每一针每一线都缝进了她对我们的关怀与呵护。

　　母亲在绣花工艺品方面的技艺，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堪称民间的工艺大师。

　　她制作的老虎枕头和猫头鞋，精致得如同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

　　老虎枕头，那栩栩如生的模样，仿佛一只真正的老虎正卧在那里休憩。

　　老虎的眼睛炯炯有神，仿佛下一秒就会从枕头上扑出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猫头鞋上的猫耳朵尖尖挺立，胡须根根分明，仿佛一只俏皮的小猫正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让人看了就爱不释手。

　　曾经有人出价一千元，想要购买母亲做的一个老虎枕头，然而母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微笑着说：“这是给曾孙做的。”

　　后来，母亲满心欢喜地为她的曾孙，也就是我的双胞胎孙子，精心制作了两对老虎枕头和四双猫头鞋。

　　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不用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个针脚都倾注了她对晚辈深深的疼爱。

　　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看到了曾孙们天真可爱的模样。

　　奶奶对母亲的喜爱，那是发自内心的。

　　尤其是母亲当上居民组长后，更是将这份喜爱升华成了佩服。母亲把居民组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宛如一位出色的指挥家，引领着大家和谐共处。

　　邻里之间倘若发生矛盾，母亲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用她那温和而坚定的话语化解矛盾，让争吵的双方重归于好。

　　若是哪家遇到困难，母亲也从不袖手旁观，总是竭尽全力地提供帮助。

　　然而，曾经奶奶的确有过那位同乡所说的想法，不过，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这件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奶奶，本就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可为何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呢？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老家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