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北的旧事》皮皮秋

1、逃离与循环 我对文字怀

　　我对文字怀有虔诚的敬畏之心，但此刻，我因为痛苦开始写作，就像小时候的无数个拿着手电筒在密码日记本上记录的我一样。

　　一个月前，我离开北京，重新回到山西，准确的说是在狼狈和焦虑的裹挟下，选择了一个相对熟悉的歇息地，过去五年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能逃离眼下继续打工上班的日子，对我而言显得极为迫切，尽管当时以为这种逃离是暂时的。
　　回老家后，一切都慢下来了，但我并没预想的那般开心，我没在老家找工作，而是奢侈的报复性的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整日整日的躺在客厅沙发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回顾着在北京混乱的感情和无聊吃力的工作，以及下班后在逼仄的合租出租屋里苟且的生活。
　　只是有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我并不舒心的宁静生活。

　　“喂，姐，你现在往医院走。”是我弟，前几天我刚告诉他我回来了，再三叮嘱他别跟爸妈讲，因为我不想面对他们没完没了的追问，那对我而言是一种无法直面的打扰。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而且是星期日，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我知道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因为我们平时联系不多，甚至他应该知道我刻意的避免跟他联系。
　　我尽力克制的接听着电话，心里已经翻江倒海的难受起来。挂掉电话后，我开始穿衣服穿鞋，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似乎迟钝了很多，也许两三分钟能做完的事，我用了将近十分钟才做完，最后拖着沉甸甸的身体坐上了出租车。
　　刚入秋的太原，晚上的风还是有些冷的，窗户半开，我望着与我错身而过的街道，心里麻麻的，因为我知道即将面对的又是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我已经记不清这是我还不满三十岁的人生里，这种场景出现过多少次了。其实我眼眶有点湿了，但人对经历过几次的事情总是有心理准备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种本能的逃离欲望，所以对眼下的事情生出了厌恶，所以难过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到医院后，我在急诊的处置室找到了他。太久没见了，他让我很陌生。这个陌生的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粗壮爷们，一只手捂着肚子，因为痛苦而没办法直立站立，佝偻着背，对着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已经忍了一天了，昨天在诊所买了药，但是没什么用。”
　　看着他头上沁出的密密的水珠，我意识到他应该是痛到极限了，刚刚在家里和车上那种厌恶到想逃离的情绪立马消散，转而变成实实在在的心痛。一个将近两百斤的黝黑大汉，在疼痛面前，像是一只蔫掉的茄子。
　　周末的夜晚，只有几个值班的医生，打了止痛针后，他的疼痛依然无法缓解，又做了心电图和核磁，我陪他坐在检查室的门外等结果，也许是太痛了，他只能躺在座椅上，以一个稍微不那么痛的姿势，企图通过睡觉来麻痹，但痛意一轮一轮席卷，他一遍一遍发出很低的叫唤。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衣服，被肥壮的身体紧紧的撑开，露出粗乱的纹理，脖颈处因为常年的汗渍浸染的衣服也变了色。
　　他只比我小一岁，但与我是两个极端，从小就是。不知从青春期的何时开始，他骤然变成了家族亲戚眼中最败类的存在，伴随着肥胖的身体招致的一句句调侃和学业上早早放弃的决定，他一头扎进底层混混们的世界。而如今，总算相对稳定的找了份工作上着班，听说和领导关系不错，当了个小头头。
　　很快，他的低吟打断我对过往的回忆，我拿上检查结果找到了医生。情况比我预想的还严重，是急性重症的胰腺炎，需要马上进重症监护室。
　　我强压着情绪，胸口堵堵的，用力换了个口气。然后缴了费，拿着一些单子，搀着他进了监护室。在医生和护士的安排下，走到了被指定的床位。他已经疼的有些挺不住了，催促着医生赶紧上止痛棒，紧接着身上就被插上各种仪器，鼻子上也戴上了呼吸器，头上身上都是汗，眉头紧醋，眼皮沉沉的闭着，呼吸声沉沉的。
　　我看着床前的仪器和病房里其他的病人，一时有些恍惚，这里的天花板很高，显得很空，人又很渺小。躺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年老僵硬迟钝的老人，身边有一个或者两个人陪护，找寻一圈，再也没有比我弟更年轻力壮的人了。而我呢，一个个子很低，不到九十斤的女生，在陪护着一个看起来很莽撞很五大三粗的男性。
　　夜里一点，止痛棒生效，陈凯慢慢睡着了。
　　“病人家属，安排好后，请您在门外等候。有情况时，我们会喊你。不要走得太远。“护士塞给我一些单子，催促我离开。

　　我在门口找了个长椅坐下，脑子闷闷的，无法做任何的思考，只有混乱的记忆像是一条一条的绳子一样甩来甩去。“重症室“三个字以红色滚动屏显示着，冰冷却明显得让人挪不开眼。
　　过了一会儿，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医生从病房走出来：“陈凯家属？陈凯家属？”
　　“来了大夫。“我走近医生。
　　他很诧异的打量了我一眼，开口道： “陈凯是你……”
　　我早该想到他的诧异，娴熟的回复着他：“他是我弟。”
　　“是亲弟吗？”医生似乎还是很难相信，紧盯着我的眼睛，满是疑惑。
　　我已习惯这种疑惑，我与我弟在外形和风格上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沾染着浓郁社会习气，甚至从五官里都透露着浮躁和不安的，看着五大三粗甚至还很不好惹的男性，和一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有些书生气文静内敛，说话声音也偏柔偏细的矮个子女生。如果不往一块凑，确实很难想到这是仅有一岁之差的亲姐弟。
　　“对，亲姐弟。“
　　得到回复后，医生匆忙收起意外，开始向我嘱咐：“陈凯这种情况……”
　　显然他还是不适应用“你弟“这种说法。
　　“他这种情况是属于危重症，也许你并不了解胰腺炎，这个病听着只是一种炎症，但是是所有炎症里最凶险的一种。“
　　“怎么这么严重？医生，那……要怎么治呢？”我吸了一口凉气，尽管我已经听上一个医生简单讲过了，但当医生再次强调的时候，我还是接受得十分费力，似乎只能用这种没有任何用处的询问，来再次确认事情的严重程度。
　　医生还算耐心，也许在他看来，我的外形和言语有着与年龄不符的稚嫩，他打开家属须知，给我指着上面加粗加黑的字，继续说：“目前只能住院看情况，他这种严重的，至少得先住一个月，到时候看治疗情况。最好还是跟你们家长说一声，这里住院的话要比山大一院贵一些，尤其是他的用药都是营养类的，很多不能报销，所以如果你们看是直接在这里办理住院，还是转院。“
　　“啊？这样啊……我想想。”我有些意外。
　　“对，你想想，我只是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要不要跟家里商量一下。”医生补充道。
　　两种复杂的情绪涌上，一方面，我感激这个医生还算恳切的为我提供方案——告诉我爸妈，并好心提醒我这里的费用不低。但几乎是同时涌起的一种被特殊对待的受到歧视的不舒服，我已经长到二十八岁，马上迈入入三十岁的门槛，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五年的人，看起来还是不太像个靠谱的成年人，这让我的身高自卑在这个本该无暇顾及的时刻还是泛起了。而那句“这里费用不低”更是隐隐刺痛着我。我，和我弟，看起来确实不太像应该接受这里较高住院价格的人，尽管他作为这里医生，本该巴不得我们在这里消费。
　　我妥帖的将这两种不舒服的情绪安置好，然后继续询问医生：“现在他疼成这样，转院感觉不太合适，我怕他半路疼的厉害，我难招架。”
　　“这个倒不是问题，我们这里能直接安排转院，挂一个救护车就行了。”他边说边递给我住院单，然后指着上面的几个空格：“你尽快决定，如果在这里住院，在这里签一下字，预交一笔费用，明天早上就能转到住院部了。”
　　我心里有点排斥转院，也许是不想让我弟太折腾，因为他刚上好了仪器；也许是因为距离问题，这里距离我住的地方还不算太远；也许是因为我不想打电话告诉爸妈这个坏消息。但也许，逆反心理让我想证明自己，证明我们是能在这里住的起。于是，我几乎是在十几秒内消化了刚刚那自以为被歧视的扭捏，索性坦然地问医生。
　　“那如果在这里治疗，大概治疗费用是多少？”我问道。
　　医生看着我说：“差不多一周一万吧，你们不是太原人吧？走报销的话比例会低一点。你弟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应该是居民……不过我不确定，不知道他单位有没有给上医保。”我对我弟的很多事确实不了解。
　　“那你们决定一下，要住院的话明早来找我签字。”医生说完后，边脱白大卦，边向办公室走去。
　　我在心里盘算着如果至少要住院一个月，花销大概是几万块钱。
　　想到这儿，我内心深处一股浓烈粘稠阴暗的液体翻涌——为什么要反反复复折腾这个家，折腾我，为什么总是来来回回的进医院，为什么不是打架受伤就是糟蹋身体，为什么前前后后花的都是我的钱，为什么我远在北京那几年也无法斩断这种恶心的纠缠，为什么我刚失业刚回到太原就接到这个电话，为什么我不可以像正常家庭的女生一样被呵护，反而要随时承担各种意外。我痛恨医院就像痛很我弟一样，我痛恨我的家庭就像痛很爸妈的无能一样。
　　我非常疲惫，躺在冰冷的长椅上，怨愤的心情让我完全抛掉了原本对他身体的担忧，我像一只气鼓鼓的老鼠，蜷缩在重症室门外的角落，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动了最恶毒的念头，我诅咒我血缘关系上最亲近的人，我无比懊悔回来这个地方，更无比懊恼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回来了。我恨不得立刻打包行李返回北京，继续过上九九六的生活，也好过面对随时有可能崩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