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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车女1
清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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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27，市第一中学实验楼后·银杏林
晨雾像稀释过的牛奶，低低地悬在林间。
高三的体育老师杨建国提着太极剑走进银杏林时，脚下的落叶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他五十八岁，头发花白，退休返聘，坚持每天清晨来这里打太极。
今天太静了。
没有鸟叫，没有风声，连他自己的呼吸声都显得突兀。
他绕过第三棵银杏树时，看见了那只鞋。
白色的运动鞋，女款，37码左右。鞋带散开着，一只鞋头陷进潮湿的落叶里，另一只鞋跟朝上，像被人匆忙踢掉。杨建国皱了皱眉——哪个学生这么不小心？
他弯腰想捡，手指在触到鞋面的前一秒停住了。
鞋边有暗红色的污渍。
不是泥土。
是血。
杨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他握紧太极剑——这个动作有些可笑，一把健身用的木剑，能防什么？但他还是紧紧握着，一步一步顺着那只鞋的方向看去。
五米外，另一棵银杏树下，有一团模糊的蓝白色。
校服。
雾在眼前缓缓流动，那团蓝白色越来越清晰——是一个人，趴在地上，脸朝下，长发散开盖住了侧脸。蓝白校服，和所有学生穿的一样。但她的姿势不对，太扭曲了，左手反折在背后，右腿以一个不可能的角度弯折。
杨建国在距离三米处停住。
他看见血。
从她身下渗出来，浸透了落叶，暗红色的一片，像某种诡异的图腾。
“同、同学？”他声音发颤。
没有回应。
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
杨建国颤抖着掏出手机，解锁三次才成功。他按了120，又删掉，按了110。
“喂？110吗？市一中，实验楼后面……死、死人了……”
清晨7：05，现场
警戒线已经拉起，黄色塑料带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林辞蹲在尸体旁，手套还没戴，只是静静看着。他三十四岁，穿便服——深灰色羊绒混纺夹克，黑色长裤，身姿挺拔，肩背线条利落。剑眉很浓，眼睛深邃，看人时眼神里有一种沉淀后的锐利，不张扬，但压得住场子。
他蹲着的姿势很稳，像一尊雕塑，只有风吹过他微卷的短发时，才透出一点活气。
“女性，十七八岁，校服，长发。”技术队的赵广文在旁边拍照，他的学生汪宝林举着测距仪，瘦高的身体在晨雾中显得有些单薄。
赵广文五十出头，头发花白了一半，戴着一副老花镜，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袖子上永远沾着不明污渍，可能是机油，也可能是方便面汤。他说话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初步判断高空坠落，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
“从哪里掉下来的？”
赵广文指了指身后那栋砖红色的五层建筑：“实验楼。四楼女厕的窗户开着，窗台外沿有鞋底摩擦痕迹。”
林辞站起身，抬头看向四楼那扇敞开的窗户。
窗户不大，老式推拉窗，玻璃上积着灰。从楼下看，只是一个黑色的小方块。
“身份确认了吗？”
“书包在尸体旁边。”汪宝林递过一个证物袋，里面是蓝白相间的双肩包。他二十出头，戴黑框眼镜，头发永远乱糟糟的，说话时习惯性推眼镜——尽管眼镜总往下滑，“学生证在里面。何若，女，十八岁，高三七班。”
何若。
林辞默念这个名字。很普通的名字，普通到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通知家属了吗？”
“正在联系。”姜瑜走过来，她二十六岁，齐耳短发，眉眼清秀，穿着黑色夹克和工装裤，干练利落，“她母亲在外地打工，正赶回来。父亲……早年病故。班主任张明华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林辞点点头，重新蹲下，仔细观察尸体周围。
落叶被血浸透，边缘已经发黑。尸体左手边，有一小片落叶被压得很平整，像被什么东西反复摩擦过。
他小心拨开落叶。
下面露出一行字。
用手指划出来的，很浅，歪歪扭扭，但能看清：
“对不起，妈妈。”
只有这几个字。
没有日期，没有署名，像临终前最后的忏悔。
林辞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教学楼四楼的高度，人跳下来并不会直接死亡。大脑会清醒地感受着血一点点流尽，身体一点点变凉，然后慢慢休克……
在那漫长的几分钟里，她躺在冰冷的落叶上，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写下这行字。
她在向谁道歉？
为什么道歉？
“拍照，取样。”林辞对赵广文说，声音很平静，“这行字……先别动。”
清晨7：40，实验楼四楼女厕
女厕不大，四个隔间，最里间的门虚掩着。
林辞推开门。
窗户果然大敞着，冷风灌进来，吹得隔间门板微微晃动。窗台是水泥的，宽约十五公分，上面有几道清晰的摩擦痕迹——从窗内延伸到窗外。
他走到窗边，向外看。
楼下那片银杏林尽收眼底，尸体已经被蓝布盖住，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警戒线外围了几个早起的学生，探头探脑，被老师呵斥着赶走。
“林队。”姜瑜走进来，递过一个证物袋，“窗台上提取到几枚指纹，还有……一个拉链扣。”
拉链扣是金属的，银色，布满划痕，在晨光下闪着微光。
“坠落时挂掉的。”林辞说。
“所以真是自杀？”姜瑜皱了皱眉，语气里透着难以置信。
林辞没回答。他走到洗手池前，拧开水龙头。
水哗哗地流。
镜子很干净，保洁阿姨每天都会来擦。但今天清晨，在保洁阿姨还没来上班的时候，镜子的右下角被人用指尖划了几个字母：
“help”
很小，很轻，不仔细看看不见，却又很突兀。
林辞盯着那个单词，然后转头看向窗外。
从这里跳下去，需要多大的决心？
或者说，需要多深的绝望？
上午8：10，教师休息室临时询问点
高三七班班主任张明华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握着一个一次性纸杯，热水已经凉了，他没喝一口。他四十出头，头发稀疏，眼镜片很厚，眼袋很深——这是所有高三班主任的标准长相。
“何若同学……平时很安静。”他声音干涩，像很久没喝水，“成绩中等，不惹事，也没什么朋友。属于那种……在班里没什么存在感的学生。”
“她最近有什么异常吗？”姜瑜记录着。
张明华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他做了很多次，镜腿已经松了：“上周三……她情绪有点崩溃。在实验楼四楼厕所哭，被国际部的刘主任和我们语文组长简老师撞见了。她们去劝，何若反应很大，说她们侵犯她人权。”
“为什么哭？”
“不清楚。”张明华摇头，“问她也不说。后来她母亲来过学校，说何若最近压力大，让老师多关照。我们也安排了心理老师和她谈，但她很抗拒。”
林辞翻看着何若的学生档案。
照片上的女孩很清秀，扎马尾，对着镜头笑得很腼腆。成绩单显示：高一高二成绩中等偏上，高三上学期开始下滑，最近一次月考掉到了班级后三分之一。
“她有没有和同学闹矛盾？”
“没听说。”张明华想了想，“但她好像……被孤立了。有学生反映，何若总是一个人，课间也不和别人说话。”
“为什么被孤立？”
“不清楚。”张明华避开林辞的目光，“高三了，学生压力大，人际关系复杂……”
“张老师。”林辞合上档案，声音平稳，但每个字都清晰，“何若死前在地上写了一行字：‘对不起，妈妈’。你知道她为什么道歉吗？”
张明华的脸色瞬间白了。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