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症》陈时堪

1、就诊 我怎么样可

　　方如昙是个好人，一个无趣的医生。没人会不喜欢他的。
　　他的名字印在诊室外的名牌上，旁边是他年轻时清秀腼腆的微笑，朝着镜头努力装出专业严谨的肃穆感。我曾说这种滑稽的表演还是放在葬礼上合适，棺材里是他苍白的脸，肃穆到众人只能俯首落泪，也许入殓师会给他抹上一些腮红——“我不对化妆品过敏”，这句话是方如昙亲口对我承认的——棺材上方即灵堂中央是他清秀的笑容。
　　第一次见到他，我就问为什么他是这个名字。方如昙，怎么拆解怎么拼凑，都像是女孩子的名字，文静雅驯，偏偏他是个男人，多不合适。方如昙当时架着一副眼镜，微微蹙眉，似乎下一刻就要训斥我顽劣，把我的好奇心像荡秋千时无聊探出的脚底下那只皮球一样碾来碾去。我已经习惯这样的一切了，因此低着头，试图在下一次说话时先把嘴里的糖嚼完。
　　方如昙轻轻笑着，嗓音像白开水一样寡淡而安静。他很自如地和我交代了名字的由来。他的父母听过一个教派意味汇杂的寓言故事，讲一个佛在成佛之前，日日在家旁的溪里栽荷花，寒来暑往从未缺席，然而荷花迟迟不开，无一例外全死了。此佛有一日便坐在溪中，仅仅坐着，不像往日般劳作。等旁人想到去查看时，佛已经坐化成莲，满身花香，嘴角含笑。然而此莲并非常开，每过一夜便衰败，直到在月满之夜涣然消解，风吹即散，无处可寻。人们才知此花非莲，而是昙。父母为他取这个名字，是要他“本心澄澈”“出淤泥而不染”。
　　他说的版本也许比我如今回忆转述的还要短，因为他不是个擅长言语的人。说完这个故事，他翻开我的病历本，浏览我的个人信息。我想我的皮肉又要被撕开了，虽然我从未穿上，终日以骨架穿行。“张子淼？”他读出我的名字，又点点头，“你的名字可更像男孩子，或许我们该换个名字。”病历本上写的信息可不止我的名字，我从专院到三院，又来一院，医生诊断和药方字迹一样混乱不堪，我的劣迹斑斑。
　　那天昏昏沉沉的气氛让我的记忆好混乱。现在去回忆更多，也不过是重重叠叠的妄想。我只能确认连环画的切页，正如哼歌时永远不忘的高潮片段。那个世界被分成两半，一半是方如昙身后时而阴沉时而灿烂的天色，苍绿的树枝在看不见的风中不断摇动，一半是嘴里漫开的薄荷糖的清甜，无论我说几个字都仿佛在倒吸冷气，以及冰凉之外方如昙安静的脸。
　　也许是因为安静的特质，方如昙成了我最长久的一任心理医生。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即从我的高三到大三，每周四下午三点到五点，是我与他见面谈话，不，是我治疗的时间。最初我常沉默，他并不着急，间歇性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偶尔会谈及他自己。后来我的话变多，他就安静地听，抛出一些回应让我的话题得以继续。
　　我常怀疑他不是一个人，起码不是一个正常人。别人承受我所承受的情绪，但凡到达一定限度，总要面临崩溃，唯有他全盘接受，也并不把我的发泄视作脆弱的垃圾。
　　有次我坐在他对面啃苹果，苹果是他桌上放着的，他洗干净了递给我。苹果不大，但我两手捧着，牙齿划在果皮上，又切入到果肉里，清甜的脆响，在我脑海中无限回声。然后我多咬几口，眼泪就恍恍惚惚从眼眶里往下掉。方如昙不会在这种时候逼问我为什么哭，也不会要求我不哭，只是习惯地将抽纸推向我手边。
　　那时我刚办复学不久，搬进了高三教学楼。教学楼的一面都是窗，每当晚自习时仿佛无数颗硕大而晦暗的眼珠，没有眼皮的遮挡，直愣愣地盯着站在楼底下阴暗处的我。我知道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端坐在课桌前，整理笔记，写模拟试卷，甚至偷偷看闲书和写日记也好，但我连坐在位置上这个举动都难以忍耐。
　　坐在同样的位置，却不得不接受自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就是这样的“难以忍耐”——正如搭箭试图命中红心的试验一旦展开，弦动的刹那，箭在哪已然无所谓，弦动就是心惊，红心早就命中了。
　　在我做了无数张文综试卷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天赋和灵感在休学的一年里消耗殆尽。原本似乎漫不经心的猜测都能有超高的正确率，不用花太多时间记背也能考到年级前列，现在却是怎么努力都抓不到那种轻巧而无误的脉络了。
　　除此之外，还有无休止的注意力涣散，随时随地，灵魂自动停滞几秒，从来不需要经过我同意。我在草稿纸上反复写自己的名字，告诉自己要克制，要冷静，要专注，写得越多，字越像抽象而无意义的笔画堆积，哪怕我的手早就不颤抖，我的字依旧整齐漂亮。
　　再怎么努力都没法做到和之前一样了。哪怕之前的我也不尽完美，但现在的我必然连这种程度都望尘莫及。我唯一的自由就是直面自己不得不的下坠，却并非我的纵身一跃。
　　方如昙提醒我说：“眼泪黏在皮肤上的感觉不好受，把它擦掉吧。”我正埋头捂着眼睛无声痛哭，甚至不知道这么多眼泪是从哪里挤出的水分。我抽出纸巾，一点点擦掉鼻涕和眼泪，一阵阵窒息一般喘息着抑制哭泣。
　　“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苹果，在我爸开车送我去学校的路上。”我低着头，没有看方如昙的脸。注视着别人的眼睛说话是基本礼貌，可我顾不了这么多，我只想逃避。只要看不见就不用面对了，只要闭上眼睛，痛苦就会不断后退，像地铁一节节驶过留在我视线的残影。
　　“是早上的苹果好吃，还是现在这一个好吃？”方如昙依旧绕过我的眼泪，不会主动贸然询问，而是找了其他容易回答的问题。无数次他让我在等待问题的焦虑之中惭愧地松了口气，这次同样不例外。
　　“你给的这一个比较脆。”我告诉他。
　　车停靠在路边，不远处就是我学校的大门，时间临近迟到，我坐在驾驶座背后一点点吃苹果。我爸很担心我的学习进度，反复提醒我和老师多沟通，要把教材和作业都备齐，上课认真听讲。我用两只耳朵听，用舌头和牙齿磋磨苹果的细胞，用整个大脑去惶恐和放空，直到下车时发现自己满脸泪水，连话都说不出声。
　　听完我的答案，方如昙很轻快地笑了，并且笑声中有种很引人注目的坚信，似乎早已预料到我的回复。
　　他随即又问：“看起来这周过得并不太好，你没有试着去哭过吗？上次我提过这个方法，觉得也许对你是有效的。”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并非由于外界的刺激而不知觉哭，而是在自己有所察觉的时候选择哭泣作为发泄的方法。可是这对我来说有些困难，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极限。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或许仅仅出于自己一直以来的习惯，我忍耐，摁压情绪的弹簧，将生命塞进可控的洞穴里，直到被“极限”正面冲撞，像疾驰的列车掉下悬崖四分五裂。
　　虽然我的身躯又在幻想里被分割成好多碎片，但实际上我只是坐在方如昙的对面向他摇头，吐不出成型的理由。
　　其实每次来复诊，我都是类似的情况。我甚至很难确定，和方如昙的对话对我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帮助——我是质疑而绝望的——哪怕是这样温和平静的方如昙，我也不能通过和他说话变得好起来。遇到事情我依旧会发怔，隔了一段时间后才后知后觉自己当时的难过。压力和应激仍然找上我，我始终无法彻底克服那种窒息感。
　　“试着写日记吧。”方如昙在我高考结束后的暑假某次复诊时这样告诉我，“不一定会变好，但应该不会变得更糟。虽然不是所有事情都很好，但你会想记住一些事情的。”
　　当时我说了什么？我似乎是站在诊室的门前，转过身看方如昙，问他的记性好吗？“你也会写日记吗？”方如昙诚恳地点头：“会的。”

作者有话说

　　三月底开了头，但一直没有写下去。
今天忽然想再写一点，哪怕这个故事不完美。
希望我的角色在我的笔下可以解脱，那么也许我借此同样可以解脱。什么是我的命运，终有一天我会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