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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第 32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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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北?”一个声音从楼梯上传来。
林北抬头,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卫衣的年轻男人从楼上走下来。男人大概三十出头,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半边额头,下巴上有一圈胡茬,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不修边幅的艺术气质。他的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曜石,目光锐利但不刺人。
“你是?”
“我是沈屿。”年轻男人伸出手,“赵岳老师让我来帮你做编曲。”
林北听说过沈屿这个名字。圈内最年轻的顶级编曲师,给无数一线歌手编过曲,拿过三次金曲奖最佳编曲,被称为“编曲界的天才少年”。虽然已经三十一岁了,但在编曲这个行当里,三十一岁确实算“少年”。他的风格以细腻和复杂著称,能把一首简单的歌编成交响乐级别的作品,同时又不失原曲的情感和温度。
“沈老师好。”林北握住了他的手。
“别叫老师,叫沈屿就行。”沈屿松开手,转身朝楼上走,“上来吧,赵岳老师在录音室等你。”
林北跟着沈屿上了二楼。二楼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左边是休息区,有一张巨大的L形沙发和一个装满饮料的冰箱;右边是工作区,有几台电脑和一堆林北叫不出名字的设备;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隔音门,门上有一个小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的录音室。
沈屿推开了那扇门。
录音室比林北想象的要大。外面是控制室,有一张巨大的调音台,调音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旋钮和推子,像一架复杂的乐器。调音台前面是一排监听音箱,大小不一,排列成一个弧形,把坐在调音台前的人包围在中间。控制室的墙壁上贴着吸音棉,是那种深灰色的金字塔形海绵,从地板一直贴到天花板,把整个房间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一只巨大的耳朵的内部。
透过控制室和录音室之间的玻璃隔断,林北能看到里面的录音间。录音间不大,大概十平方米左右,墙壁上也是灰色的吸音棉,地板是木质的,中间立着一支麦克风,麦克风前面是一个谱架,谱架旁边是一把高脚椅。头顶上悬着一盏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灰色的墙壁上,给这个冰冷的空间增添了一点温度。
赵岳坐在调音台前,戴着一副看起来很贵的耳机,正在调试什么。他听到门响,转过头来,看到林北,摘下了耳机。
“来了?”赵岳说,语气随意得像在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坐。”
林北在调音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沈屿坐到了调音台的另一边,打开了一台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林北完全看不懂的软件界面,密密麻麻的波形图和频谱线像一张复杂的心电图,看得人眼花缭乱。
“歌带来了吗?”赵岳问。
林北从书包里拿出一个U盘,递了过去。U盘里装着他这些天写的所有歌——总决赛上唱过的《光》,在家里写的半首还没完成的歌,还有三首全新的、从未公开过的作品。这些歌有的是他在出租屋里写的,有的是在回家的路上写的,有的是在院子里看着石榴树写的。每一首都记录了他某一个阶段的心境和状态,像一本声音的日记,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能看到他这四个月的成长和变化。
赵岳把U盘插进电脑,打开了文件夹。他看着那些文件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念出来:“《路人甲》《孤独》《妈妈的信》《风暴眼》《光》《归途》……还有三个没名字的?”
“还没想好名字。”林北说。
赵岳点了点头,点开了第一个文件——《路人甲》的demo。这是林北在出租屋里用手机录的版本,音质很差,能听到背景里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和隔壁租户打游戏的键盘声,但赵岳听得很认真,眼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波形,一动不动地听完了整首歌。
然后他点开了第二首,《孤独》。这首是在训练室里用专业设备录的,音质好了很多,能清楚地听到每一个音符的细节和每一次呼吸的轻重。赵岳听完之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钟。
第三首,《妈妈的信》。第四首,《风暴眼》。第五首,《光》。第六首,《归途》。
赵岳一首一首地听,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录音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监听音箱里残留的白噪音和电脑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沈屿在旁边也沉默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击着,敲出某种没有规律的节奏,像一个人在思考时的下意识动作。
“这些歌,”赵岳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你写了多久?”
“从海选到现在,四个月。”林北说。
“四个月写了六首成品?”赵岳转过头看着他,表情有些不可思议,“你知道有些创作人一年都写不出六首能听的歌吗?”
林北不知道,所以他没说话。
赵岳站起来,走到玻璃隔断前,看着里面的录音间。他的背影在灰色吸音棉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单薄,肩膀微微内扣,头微微低着,像一个在思考重大问题的哲学家。他看了大概有一分钟,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林北。
“这些歌,大部分都是好歌。”赵岳说,“《孤独》和《妈妈的信》是极品,《光》和《归途》接近极品,《路人甲》和《风暴眼》稍微弱一点,但也在水准之上。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把好歌变成更好的歌,而是把好歌变成最合适的歌。”
“最合适?”林北问。
“最合适你。”赵岳走回来,在调音台前坐下,“你的声音特点是干净、质朴、有叙事感。你的短板是技巧不够丰富,高音区不够稳定,声音的穿透力不够强。所以编曲不能太复杂,不能盖过你的人声;配器不能太多,不能让听众分心;音域不能太宽,不能让你唱不上去。”
沈屿在旁边插了一句:“简单来说,就是less is more。”
“对,less is more。”赵岳重复了一遍,“但这些歌的主题和情感不一样,需要的编曲方向也不一样。《孤独》需要冷色调,多用钢琴和弦乐,少用电子音色;《妈妈的信》需要暖色调,多用木吉他和口琴,甚至可以加入一些环境音,比如厨房里的炒菜声;《风暴眼》需要力量感,可以加入电子乐和摇滚的元素,但不能太吵,要保持你声音的叙事性;《光》需要宏大感,可以用管弦乐来铺底,但不能盖过你的声音,要在宏大的背景中保持人声的突出。”
林北听着赵岳的分析,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兴奋,不是激动,而是一种被理解后的踏实。赵岳不仅听懂了他的歌,还听懂了他的人,听懂了他的声音,听懂了他的局限和可能。这种理解不是表面的、客套的、职业性的,而是深入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那我们今天录哪首?”林北问。
赵岳想了想:“先录《光》。这首歌你最熟,唱过很多遍,状态应该最好。而且这首歌的编曲相对简单,先录人声,后加配器,录起来不会太累。”
林北点了点头,站起来,推开玻璃隔断旁边的隔音门,走进了录音间。
录音间的温度和外面不一样。外面是舒适的二十二度,里面是更低的温度,大概是十八度左右,因为录音设备对温度敏感,太热了会影响性能。林北打了个寒颤,走到麦克风前面,把谱架上的谱子翻到《光》的那一页,然后戴上了耳机。
耳机里传来赵岳的声音:“能听到吗?”
林北比了个OK的手势。
“好,我们先试一遍,找找感觉。你不用唱太满,留点力气,我们可能要录很多遍。”
林北深吸了一口气,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机里的节拍器上。节拍器的声音单调而机械,滴答滴答滴答,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表在耳边走动。他等了四个小节,然后开口唱了第一句。
“在黑暗中行走的人,最懂得光的珍贵……”
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到了控制室,经过调音台的处理,又从耳机里传回他的耳朵。这种感觉很奇怪——你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而是一个经过设备处理过的、被放大、被压缩、被修饰过的声音。这个声音比你自己的声音更干净、更饱满、更有穿透力,但同时也更陌生,像一个你认识但不熟悉的人在对你说的话。
第一遍录完之后,赵岳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不错,但有几个问题。第一句的‘黑’字咬得太重了,轻一点,像在叹气一样。第二段的‘我曾经’三个字,节奏太紧了,松一点,让它自然流淌出来。副歌部分的‘光’字,你的音准偏低了大概四分之一个音,不明显,但能听出来,往上提一点点。”
林北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要点,然后开始了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