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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往事与约定 约好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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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她和叶知秋是在更早的时候认识的,早到记忆的开端已经模糊成了童年里一片混沌而温暖的底色。她们是邻居,住在同一条老街上,两家的院子只隔着一道矮矮的砖墙。夏天的时候,知秋会踩着那堵墙爬上她家的葡萄架,两个人坐在葡萄藤底下分吃一个西瓜,西瓜汁糊了满脸,然后一起抬头透过叶子的缝隙看星星。
知秋从小就喜欢画画。她的书包里永远装着一个小本子和几支铅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她画院子里的葡萄藤,画街角卖糖人的老头,画下雨天窗玻璃上的水痕,画春天第一只落在晾衣绳上的燕子。她的画从来不是那种浓墨重彩的、追求视觉冲击力的类型,而是简简单单的几根线条、几块淡彩,却总能精准地捕捉到某个瞬间的氛围和温度。看过她画的人都说,这孩子有一双会呼吸的眼睛。
而她自己不喜欢画画。她喜欢书,喜欢文字,喜欢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一整个下午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安宁。她喜欢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故事,喜欢书页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响,喜欢油墨和旧纸张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特殊的气味。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一辈子和书待在一起,不用跟太多人打交道,安安静静地过完一生。
她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却像两块拼图一样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知秋带她去看世界,用自己的画给她描述那些她因为内向而不敢去探索的风景;她给知秋讲故事,把从书里看来的那些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在葡萄架下的夏夜里一件一件地说给她听。
“我们约定过。”黑衣女子的声音在这里低了下去,像是回忆走到了某段崎岖难行的山路上,“等我们都长大了,要一起去旅行。去好多好多地方,看好多好多的风景。她负责画,我负责写,我们要做一本全世界最好看的旅行笔记。”
但知秋没有等到那一天。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叶知秋加入了一个网上的旅游社团,兴高采烈地告诉她要去海边玩。知秋在出发前一天晚上给她打了很久的电话,兴奋地说社团里的人都特别有意思,一定很好玩。她在电话那头笑着听知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心里想着这丫头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像是永远长不大。
知秋说回来以后要给她画海边的落日,说那一定特别好看。她说好,我在家等你。
然后知秋就再也没有回来。
警方的调查结果是“失踪”。旅游社团的那四个人口径一致地说知秋在旅行结束前提前离开了,说她要赶回学校处理毕业的事情。警方去学校查了,学校说没有见过叶知秋。警方又去车站查了购票记录,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像是被那年的海风一吹就散了,什么都没留下。
“我不相信。”她站在墓碑前,双手交握在身前,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我知道她不是那种会不告而别的人。她答应过我的事情,从来没有食言过。她说要给我画落日,她就一定会回来给我画落日。她没回来,只有一个原因——她回不来了。”
她开始自己调查。那个内向的、连跟陌生人说话都会紧张的图书管理员,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一个侦探、一个猎人、一个复仇者。她去了那座沿海城市,拿着知秋的照片一家一家地问,从酒店问到餐馆,从车站问到码头,问每一个可能见过叶知秋的人。她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了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
她找到了那家四个人和知秋一起住过的民宿,老板娘还记得那个安安静静坐在角落里画画的女孩,说她特别乖,每天早上都会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再出门。她找到了知秋吃过面的小餐馆,老板说记得她,说她点了一碗海鲜面,吃了一半就开始画店里挂在墙上的那幅渔港油画,画完以后还把画撕下来送给了老板。
她甚至找到了一个在悬崖附近拾贝的老人。老人说那天下午他远远地看到崖顶上有一群年轻人在打闹嬉笑,笑声大得隔着半座山都听得见。后来笑声突然停了,安静了一小会儿,然后那群年轻人就急匆匆地走了,走得特别快,像是在躲什么东西。老人当时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直到他后来在新闻上看到那个女孩的寻人启事。
“拼图一块一块地拼起来之后,真相是什么就很清楚了。”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不属于自己的、遥远的事情,“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实话。他们串通好了,把她从这个世界上抹掉,就好像她的存在只是一段可以被随意删除的文字,一个可以被随手擦掉的涂鸦。五年来,他们继续过着各自的生活,工作、升职、恋爱、结婚。把那个夏天的事情锁进记忆最深的角落里,偶尔做噩梦的时候会想起来,但天亮之后又是崭新的一天。”
“对他们来说,叶知秋是一个可以被遗忘的错误。但对我来说,她是我的整个世界。”
说完这句话,她沉默了很久。海风穿过树冠,把她的长发吹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她没有去拨开。墓碑前的白花在风里轻轻摇曳,花瓣上的露珠滚落下来,像是无声的眼泪。
此时此刻,有一种奇异的宁静。不是那种空虚的、死寂的宁静,而是一种被填满了的宁静——就好像这个破败的后院,这块无字的墓碑,这束朴素的白花,以及站在墓碑前的这个黑衣女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不需要外人的理解,不需要法律的认可,不需要任何人的原谅。它只需要被看见。
“所以你花了五年的时间。”不死途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低沉而平稳,“你不是用刀用枪用毒药去复仇。你用的是时间、耐心和对他们每一个人弱点的精准洞察。你知道他们什么情况下会放松警惕,什么情况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你只需要出现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剩下的交给他们自己。”
“我没有逼任何人做任何事。”她轻声说,语气里没有辩解也没有骄傲,只有一种疲惫的平静,“第一个,我知道他花生过敏但自己不知道那道菜里含花生,我只是在他犹豫要不要点那道菜的时候,向服务员暗示多多推荐那道今日特推。第二个,我甚至不需要做什么,他喝了酒就会自己往不该去的地方去,我只是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这块雪道真平,能滑出什么花样’,他一听就受不了,非要去最陡的那条道上证明自己。第三个,那家广告牌的螺丝确实年久失修,我只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在那天路过最后两人时假装跟朋友打电话‘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步行街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甜品店。”
这就是她全部的犯罪手法。没有氰.化物,没有定时炸弹,没有密室诡计。她所使用的全部工具,是人性的弱点——虚荣、鲁莽、从众、以及那一点点对甜品不可抗拒的贪恋。她把这些人性中最普通的弱点当成了多米诺骨牌,只需要在最关键的那一块上轻轻一推,剩下的就全部交给物理学和概率。从某个角度来说,她确实没有杀人。她只是站在命运的岔路口,为每一个该死的人指了指那条通往死亡的路。
“你把自己当成了一种自然力。”不死途说,“像风、像雨、像季节更替。你只是让那些本就存在的因果链条在你希望的时间点上发生断裂。所以你能够做到完美——因为你确实没有杀任何人,你只是没有阻止他们杀自己。”
她微微侧过头看了不死途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瞬间闪过了一丝意外,然后是释然。
“你果然能理解。”她说,“我从老板娘那里听说过你。她说你帮了她一个很大的忙,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本来以为……你不会管这件事。毕竟那些人确实杀了人,而我只是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我确实没有管。”不死途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望向远处那条隐约可见的海平面,“你精心设计了将近一年的计划,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每一步都踩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带上,既不脏了自己的手,又让该死的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甚至认可你的手法。但我好奇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
“你为什么不把第四个也杀了?”不死途重新转回来看着她,目光直直的,像是要把她整个人看穿,“赵先生——那个当年最先提议隐瞒真相的人,那个在悬崖边上第一个转身离开的人,那个五年来一次都没有回过这里的人。他才是那个最该死的人,不是吗?你可以用一万种方法让他死得悄无声息。可你没有。不但没有,你还留了一条线索让一个你从未谋面的侦探找到你。为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久到海风从咸腥变成了微凉,久到阳光的角度从头顶移到了西边的树梢。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浮上来的。
“因为我在做第二起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
“谁?”
“滑雪场老板娘的女儿。”
不死途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他记得那个女孩,十二三岁的样子,扎着两根麻花辫,在滑雪场的咖啡厅里帮忙擦桌子。老板娘说过,那是她和前夫的孩子,前夫离婚后就再也没露过面,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
“周航死的那天,那个小女孩也在滑雪场。她没有看到尸体,但她看到了那些惊慌失措的大人和呼啸而来的救护车。她那天晚上做了噩梦,哭着跟她妈妈说,妈妈,那个叔叔是不是死了。老板娘哄了她很久才把她哄睡着,但后来老板娘跟我说,那天晚上她自己一夜没睡。”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做的事情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干净。”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双干净纤细的、从未沾过一丝血腥的手,此刻却像是承载着某种无形的重量,微微地颤抖着,“周航该死,他有罪,他罪有应得。但那个小女孩呢?她什么都没做错,却要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目睹死亡。她可能会从此害怕滑雪,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噩梦困扰,可能会在很多年以后突然想起那个下午,然后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我做的那些‘完美的意外’并不是真的完美——它们会在那些无辜的目击者心里留下痕迹,就像那些人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一样。”
“你怕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不死途说。
“我已经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了。”她的嘴角弯了一下,但那个弧度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近乎自嘲的苦涩,“他们夺走了一条生命,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活着。我也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正义的理由。”
又是一阵沉默。阔叶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那些声音像是无数只小小的手在鼓掌,又像是什么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叹息。
“所以你在第三个案发现场画了那幅画。”不死途打破了沉默,“你想要有一个人找到你、看穿你、阻止你。你希望有人能在你走到最后一步之前告诉你,够了,你已经走得够远了。”
“也许吧。”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发出的最后一丝震颤,“也或许我只是……太累了。这五年,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她。想着怎么替她讨回公道,想着怎么让那些人付出代价,想着如果她还活着现在会在哪里、在画什么、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画展。我把自己活成了一把刀,一把只有刀锋没有刀柄的刀,每往前刺一寸,我自己也被割得遍体鳞伤。到今天,三个了,只剩最后一个了。我看着他——看着那个赵先生,他在寻找侦探的时候找到了我这里,请求我保护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感受不到恨了。我只是觉得累。”
她说着,伸出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块没有刻字的墓碑,指尖沿着青石板的纹理一点一点地滑过,像是在描摹某个只有她能看见的名字。
“我不是没有想过把第四个也杀了。我已经想好了方法,连时间地点都选好了,就在他从你的事务所走出来去警局自首的那条路上。但那天,我在街对面看着他,看着他从你那栋楼里走出来,脚步很沉很慢,像是每走一步都在跟什么东西做斗争。他走了很久才走到警局门口,然后在门外站了将近十分钟,最后推门进去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浮起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弧度。那不是胜利的笑容,不是释然的笑容,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也许可以称之为“安慰”。她在那个推门进去的背影里,看到了某种她以为永远不会出现的东西。那个东西很小很小,但它确确实实地出现了,像是一颗埋在废墟底下五年的种子,终于在最不可能的季节里冒出了一点绿芽。
“然后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然后我就知道,我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剩下的,交给活着的人。”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不死途,午后的阳光把她的轮廓勾勒得纤毫毕现。
就在这时,不死途注意到她的边缘有些不自然的模糊。不是那种光线造成的虚化,而是一种本质上的、结构上的模糊。她的发梢、她的指尖、她被风吹起的裙摆,都在以一种极其缓慢但不可逆转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变淡、变透、变得不再完整。就好像她整个人是一幅用水彩画成的画,而此刻有人在往画纸上泼水,颜料正在一点一点地洇开、稀释、流走。
“我该走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