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樊禾

2、第 2 章阮籍、嵇康与正始文学 阮籍、嵇康

　　阮籍、嵇康与正始文学
　　正始文学：魏曹芳正始年间的文学。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士人岌岌可危，一种难以克服的幻灭感和失落感油然而生，老庄哲学风行，以老庄之“自然”对抗司马氏的“名教”，文学创作受到严重影响。宣扬消极思想，滋长了脱离现实的倾向。文学的表达也渐渐无关现实、走向隐晦。这个时期以正始年号为名，士人大畅玄风，出现了一批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以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主要的影响在思想方面；后者即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除了思想史上的影响，更重要的贡献则在文学上，阮籍、嵇康的作品还能以隐蔽的手法表现彷徨苦闷的心情，流露出不满现实的情绪，成就较大。
　　2.竹林七贤：指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文士“相与友善，游于竹林”，故号“竹林七贤”。
　　3.《与山巨源绝交书》：文章篇名，曹魏正始间嵇康写给山涛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与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书。文章申明自己不愿当官是为了远祸全身。提出做官“必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
　　诗歌风力上承建安，下启百代。后来陶渊明的《饮酒》《杂诗》，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等咏怀之作，莫不受其沾溉。
　　他是继曹植之后又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重要诗人，而且完全“摆脱了乐府诗的格调，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朱自清《诗言志辨》)，从表达方式到题材命意等多方面开拓、丰富了五言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嵇康既有恬静寡欲、好尚自然的庄老思想，也有狂放不羁、任侠尚气的一面，看似矛盾的品性统一在他身上，就形成清高峻切的独特心路。嵇康的诗歌虽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体裁，而他最擅长的则在四言。嵇康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又一成功典范，他能够摆脱《诗经》的影响，直抒胸臆，写出他潇洒超然、洁峻豪迈的情怀与境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和他临终前的《幽愤诗》。《赠秀才入军》是写给他的兄长嵇喜的，但表现的却是嵇康自己的志趣。第十四首最著名。诗中想象嵇喜戎马之馀，以渔猎弹琴自娱的超然神情，“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所展现出的情怀，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
　　《幽愤诗》是嵇康身陷囹圄时所作，抒发自己因耿介峻直而遇祸的愤慨之情。
　　最后表示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仍然是放逸隐居的素志，以此来表达自己抗志不回的倔强秉性、绝不向司马氏低头的傲骨。他的三首五言《答二郭》，写的也是其愤世嫉俗、高蹈隐逸的情怀。
　　嵇康的四言诗较曹操又有所创新，他不再受《诗经》和乐府的羁绊，他的四言高于五言，四言诗“雅润”，五言则未免如锺嵘所评：“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诗品》)的确，他的五言诗不像阮籍诗那样隐约委曲，而是“一举殆尽”，一览无遗。
　　散文
　　在散文方面，代表正始文学最高成就的仍是阮籍、嵇康二人。阮籍的散文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在这篇文章中，他虚构出一位大人先生，以老庄自然之道对礼法之士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将他们比作裤中的虱子，笔锋之犀利尖刻，词采之酣畅瑰奇，既有建安风骨的洒脱，更不乏正始玄风的旷逸。文章接着写大人先生的神游及与隐者、薪者的对话，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气势恢弘。这篇散文显然受到《庄》、《骚》、纵横家及汉赋的影响，骈散相间，风格独特。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幽默嘲讽而杂以戏谑的文字，这封书信看似漫不经心，娓娓道来，而嘲戏之意已弥漫纸上。如他讽刺山涛说：“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鹓雏以死鼠也”。皆极辛辣。又如他描绘自己疏懒之状道“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其所谓“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更是与司马氏直接对抗。这封书信是嵇康“俊侠”“兴高而采烈”的典型写照。
　　鲁迅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正始文学正是以其师心独见、使气任情，接续着慷慨多气的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独造出一种俊逸清远的意境。
　　吴蜀文学
　　吴、蜀文学由于各种原因，远不及曹魏文学兴盛。但是，吴、蜀两国也有一些文人发挥个人的才情，创作出不少特色鲜明的佳作，有的也堪与三曹、七子比肩；再者，吴、蜀虽然与曹魏为敌国，但文化精神上一直相通相连
　　（过）
　　寒士文学传统
　　·寒士就是对古代下层士人的一种通称。
　　?在寒士文学作品中作者站在下层士人的立场，往往明确肯定自己的寒士身份，同时体现出士人的视角，表现士人阶层，或者下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
　　■作品的中心形象是出身下层的士人，可以是作者自己或他人、古人。
　　■作品出发点往往是寒士怀才不遇，寒士文学与“士不遇”主题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4、玄言诗：指东晋时期在玄学思想影响下，诗坛上流行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作品。玄言诗的盛行是东晋诗坛最为典型的特征。所谓玄言诗，就是用诗歌的形式阐释玄学，语言枯燥，缺乏形象性，其所阐释的“理”也基本限制在《老子》《庄子》的范围内，诗歌主题相对单一。对玄言诗历代评价都不高，认为这些诗歌的用词和主题都非常一致，过于单一。
　　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有孙绰和许询，在当时影响很大。许询的诗歌留下来的很少，孙绰的作品较多，可以代表当时玄言诗的水平。如《答许询诗》多用《老子》《庄子》中的词语阐发老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玄言诗特征。玄言诗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诗味不浓，但其中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
　　5、游仙诗：两晋之际诗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寄寓仕宦失意、惧祸避世的情绪和苦闷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抒发怀才不遇和对现实的不满之情。郭璞的诗形象鲜明，比喻贴切，词采清新，气势挺拔，寄兴深远，较之当时盛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要高出一筹。
　　郭璞的《游仙诗》与玄言诗有根本的不同。玄言诗是受玄学影响以诗歌阐释老庄思想的作品，郭璞的《游仙诗》侧重写高蹈隐逸、写神仙世界的美好。从其生平来看，郭璞本人虽精通阴阳占卜，博学多才，但他思想的主导仍然是儒家。从诗歌的内在精神来说，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是一脉相承的，是借游仙来排遣对现实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
　　《游仙诗》中多写隐逸之乐，表现的不是单纯的对求仙修道的向往，而是作者人格追求的一种寄托。作者在《游仙诗》中往往将对高洁品格的追求外化为静谧美好的神仙世界，
　　郭璞的《游仙诗》中最能表现锺嵘所说的“辞多慷慨”的，是其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郭璞的《游仙诗》辞藻清丽，富于形象性，在盛行玄言诗的东晋诗坛独树一帜，“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背诵：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
　　游仙是对神仙的向往，玄言诗是玄理。

　　玄言诗影响
　　首先，玄言诗人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他们往往在自然山水中体味道的玄妙，因此玄言诗中出现了不少描写山水的诗句，这对山水诗的形成至关重要。
　　其二，玄言诗对言外之意的追求影响了后世的审美趣味，自魏晋玄学形成时期以来，言意之辨就是玄学的重要论题，“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玄学义理深入人心，文人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也注意体会作品的言外之意，尤其是体会其中蕴含的理趣。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玄言诗多不尚词藻，诗人或有意或无意地追求诗句的言外之意，追求清新、自然、淡远的风格。这些都奠定了后世山水诗歌的一种审美基调。
　　其三，东晋玄言诗盛行，注重说理，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较为罕见的现象。虽然玄言诗本身的成就不高，主题单一，但却是说理诗写作的尝试，开拓了古代诗歌的表现领域，为后来的说理诗写作提供了创作经验。
　　山水诗初创
　　南朝刘宋诗歌发展的主要特征：玄言诗退出诗坛，山水诗开始兴盛。
　　玄言诗萌芽于东晋。玄言诗人把山水登临看作是体味自然造化的途径，因而玄言诗中已出现了不少描写山水景物的句子。《兰亭诗》中的“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不以词采见长，也不用细腻的笔触描摹景物，而是采取写意的手法，以山水自然表现不可名说的道之玄妙。
　　同为东晋诗人的殷仲文和谢混。其诗中山水描写的比重更大。殷仲文留诗很少，谢混的《游西池》一诗是这一时期山水题材的代表作品：
　　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四句最为著名。诗句清新明丽，表明诗人开始重视对山水本身的描摹，突破了玄言诗加在山水审美之外的玄理意味的束缚。殷、谢的这类作品是南朝刘宋谢灵运等诗人大量摹山范水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