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卿云》茳浸月

1、前录 我少时

　　我少时读书，曾听老师讲过苗族有蛊，一度很感兴趣。

　　“蛊”字出现很早，现存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近30次，写法是器皿或血中（古时皿和血近体通用）有虫状物，意为器皿生虫和人患上寄生虫病，卜辞预示为祸患之一，后扩展到各种疾病。

　　春秋以后，“蛊”出现了两种含义，一是疾病，认为蛊是一种病，通过方药可以治疗；二是蛊术，认为蛊病是有人施法产生，施蛊者通过毒虫毒药加害他人，解蛊者通过解蛊术解救受害者，解蛊治疗往往无效，蛊术被传得越来越玄乎，使得“蛊”这一普通名词被笼罩上了又神秘又恐怖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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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献：

　　隋代史料《诸病源候论》
　　“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佗，则蛊主吉利，所以不羁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飞蛊，去来无由，渐状如鬼气者，得之卒重。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势甚，故云蛊毒。”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
　　“蛊有蛇蛊、蜥蜴蛊、蜈蚣蛊、 金蚕蛊。种类不一，持以中人，无不立死。”

　　巫蛊之术影响深远而广泛，又讳为人谈。
　　几千年来，有关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巫蛊术的传闻一直在世人口中流传，也有很多古籍都记载着明确的蓄蛊方法。但论起细节以及是否真的有人亲眼所见，却只能做出含糊的司法解释。

　　民俗学者邓启耀曾说，“我调查过普米、纳西、白、傣、怒、汉、彝、傈僳等民族，许多人都知道‘蛊’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且说得头头是道。但一问‘亲眼见过没有’，却又全部摇头。”

　　另有《唐律疏议》卷十八
　　“蛊有多种，罕能究悉，事关左道，不可备知。”

　　或许蛊术并未空穴来风，但无论其是否真的存在，我始终认为在那遥远且神秘的重重山岭间，是该有些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