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悬铃木》阿海扬沙

42、第四十一章

　　送走了满嘴瞎话的李普军，我对桐伟撇撇嘴，起身再次走向部长室。这是个把几缕头发梳成一边倒用以遮盖头皮的中年男子，身材不胖，但脸盘子又大又油，一脸的腐败分子像。
　　我一进门，部长好像在等我着似的，拿期待已久后事实被终印证的目光看我。我谨慎地一笑，端正地在他对面坐好。
　　“伤怎么样了？”他一上来先关心我，让我心里没底。
　　“都是皮外伤，筋骨没事儿。”我惭愧地说。
　　他打开杯盖，把上面的水一甩，吸溜了一口茶水。我递给他烟，但他摆手拒绝，我没皮没脸地说：“这是担心我贿赂您呐？”
　　他一撅嘴，歪歪脑袋接了过去，“你这点糖衣炮弹还糊弄不了我。”老刘抽烟是出了名儿的快，每一口都眉头紧皱把腮帮子鼓得足足的，三两口就能见底儿。
　　我也点上一支烟，不等他问就讲述起来，这是逃脱不掉的一关。“他们都是小混混，您玩剩下的。”部长一向是以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巨变，看破红尘，最后不求名利自居。喝多的时候会跟我们胡吹自己当年在学校时怎么混成年级老大，令同学闻风丧胆。一次替别人仗义出头的经历，就能讲四五次饭局。我最好奇的不是他所讲故事的真假，而是同一件事他竟然每次讲得都不一样。
　　“总得有个原因吧？你脸上又没写着‘不服就干’的口号。”
　　我讨好地一笑，愁眉苦脸地说：“也怪我的几个朋友，年前去看演唱会，跟他们几个人因为座位的问题起了争执。我可是没想闹大，但他们上来就骂，哪句难听说哪句，我朋友就动手了。我本来还想拉拉架往回劝几句，可越打越起劲儿。我看大势已去，再说年轻人嘛，都火气十足的，就跟上捶了几下。”我把早已编好的瞎话用边回想边讲述的真诚语气说了出来。
　　“当时没留下单位、住址什么的？”显然老刘并不完全信我说的话。
　　“都多大了，早不是那个打完架自报姓名的年纪了，打完就撤。”
　　“一个座位一张票，怎么会有错呢？”老刘凑近了问，嘴里的酸臭味搅和着烟草味扑面而来，我略微往后撤了撤身子。
　　“那帮小子拿的假票，还飞扬跋扈地说我们坐了他们的位子。”
　　老刘笑得很狡猾，“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是假票？”
　　我抻了抻脖子，提起一口气到嘴边却发现没话可说，又缩了回去。有点气恼地说：“我们怎么可能拿假票呢？”我发觉自己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把幻想出的场景当成了真正的记忆。
　　他见这样争论下去没个结果，就来了个釜底抽薪地问法，“我那天也去了，有这么大动静，我怎么没看见呢？”
　　我开始心虚，灵机一动问道：“您的座位是哪个区的？”
　　“东区。”
　　“我们在西区，再说还没打起来就收手了，也没造成多大影响。”我的话前后矛盾，静等着他拆穿，但他却没在意。为了更加深自己的诚实，我补充说道，“我们去得早，还没什么人。”
　　他应了一声，沉默着，又想起什么似地问道：“最后怎么招了？”
　　我叹了口气说：“我们把座位让给了那群粗野的小子呗。”
　　“真够没种的。”他答得很快，但又收回了自己的话劝道我说，“都这么大了，不能再跟小孩子叫板了。”
　　我频率很快地点着头，抬眼看他。他又拿出一支烟，我赶紧探身对上火。“你是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浑着呢，比你们厉害。”我一听他这么说，心算放下了，他肯吹，说明十有八九不会再多问了。
　　“有一次，我正跟几个朋友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饭。”他立即改口说，“是喝酒。那都晚上十二点多了，一个比我们大一届跟我沾点儿亲的哥过来找我，说他在宿舍里用台灯复习，室友反对就骂他，最后还把他赶出去了宿舍。我一听火‘噌’就上来了。”他拿右手做了个上升的动作，极其夸张。“我放下酒瓶就往他们宿舍跑，后面跟着我那俩朋友。我本来想找根棍子，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一推门，那几个货也没醒来，正睡着呢。我冲进卫生间接了盆凉水，往就近的一个头上一浇。大冬天啊，你想想就算宿舍有暖气，那也够受的了。”我随着老刘的目光，连连点头称是。
　　“他蹭就起来了，我理都没理他又接了一盆朝另一个已经坐起来的人身上一泼，全宿舍算炸开了锅。下床就干，我们人还少，那时候我打架确实有一套，最后他们几个服服帖帖的。”
　　我装出崇敬的神情，“是啊，您现在看起来都非常有正义感。”
　　老刘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稍稍一红，舔了舔嘴皮说：“当然了，都是年轻时候的混账事儿，没什么可显摆的。现在都是上班儿的人了，得有个成熟男人的风度，是吧。”
　　“那是，我在您这儿学会最重要的就是稳重。”我随着老刘讲话的方向不断变换拍马屁的风向。
　　他略微有些神秘地说：“你知道单位的人这两天都怎么说你吗？”
　　我垂下头，表示惭愧，心里起了焦虑，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闲话，老刘也没有用人不疑的风度，让我有些作难，“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说你跟□□有染，还传言你和……”老刘没再说下去，但后半句话猜也猜得到。
　　我试探着问：“你信吗？”
　　他一挺身子说：“我当然不信啦，关键是人言可畏啊。”
　　“我刚刚说的就是事实，别人怎么说，我真的管不了。”我故意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以无招胜有招的方式来博得老刘的信任。
　　“成成是怎么回事？”他叹了口气，像是恨铁不成钢地问。
　　“我真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跟成成扯上关系的？那群小子不过是仗着成成的名声吓唬人罢了。”末了，我加上一句，“我认为是这样的。”
　　老刘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知道他要教训我了。
　　“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别人说出来了，就不是空穴来风。”他看了我一眼，在办公桌里来回踱步，“当然，就算没有任何根据，但总归传到这儿了吧？你让别人怎么想？让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咱们部门？怎么看我？你的头儿。”他每加高一个音，我就低下一寸头。
　　我刚要张口承认错误，他又接着说：“我就带出来你这样的兵？这事儿就是慢慢淡了，也是个疙瘩，系在心里头。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我的部门曾经出过你这么一个不黑不白的下属。丢不丢人？”老刘虽然语气严厉，但话倒是真切的。公司大院里就是这样，人多嘴杂，白的也能说成黑的。好像就有那么一群中年妇女，没事杵那儿就是为了寻乐子，找有缝的鸡蛋然后一哄而上，臭了还依依不舍的。一个个脾气比谁都躁，得罪不起。当然，这样的人当中也包括李普军，甚至我的这位刘部长。
　　我抬起眼皮，想挤出一点可怜相以表歉意，“对不起，让您跟着受累了。”
　　他再次一挥手，探出身子，极关切地说：“我折点面子没什么，关键是你的前途啊，孩子。知道什么叫污点儿吗？别看老板们忙得很，你兴许一星期都见不着一面儿，但公司里发生了什么他们明镜儿似的，有人就专干这打小报告的活儿。你的事儿能经得住传吗？两张嘴就给翻烂了，领导耳朵里听到的指不定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呢？”
　　我使劲儿抿抿嘴唇，牙齿在嘴里用劲儿，我知道老刘一定会批评我，但我没料到的是自己竟然会被他的一席话说动心，像考砸成绩的小学生，心里忐忑地徘徊在家门口却不敢敲门。我死死地盯着脚边的方形地砖，微微翘起一角，装修师傅的失职。
　　老刘看我态度诚恳，不再站着发威，带着些许颓丧坐进椅子里，喝了一大口茶水，继续说道：“徐刚，你是我钦点来部门的，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并未吭声。在我的记忆当中，被老师训斥的最好方法就是装可怜。我沿用这种方法多年，一直很奏效，但在高三时我面对老班用可怜兮兮地语气说话，这个戴着大黑框眼镜的数学老师勃然大怒说：“你别装蒜了，干都干了还装什么可怜。”那天我从他眼里看到的不是生气而是失望，那张脸时至今日都刻在我脑子里。但在今后漫长的岁月当中，我并未改掉自己这套挨训的应对方式，因为除他以外再没人那样戳穿过我。
　　“你知道集团马上要调整各部门负责人了吧？”老刘消了气，冷静地问我。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怎么跟领导说的吗？”我抬起脸，确实很关心这个问题，显然他这样问，就一定跟我有关，毕竟给企业领导留下的印象甚至大过工作成绩本身，这就是现实，“我说调哪个部门都可以，但必须带上你。”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他把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露出更加羞愧难堪的表情。
　　“你让我怎么跟领导解释？就你这样，我是带着你去当打手？”
　　“当然不是。”
　　“你跟我说，你到底和成成有没有关联？”他加了一句，“包括你的朋友。”
　　虽然我被他的话说得动了心，但阵脚完全没乱，“真的没有，我用人格担保。”这话并无什么根据，打包票又不会真的被雷劈，但我的语气一片赤诚，令人不得不信服。
　　“那就好。”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往杯子里续了水，水蒸气缓缓冒出，他把杯盖摁在上面。
　　我关切地问：“领导不会对我有什么偏见吧？”
　　他把双臂撑在桌子上，一脸忧虑地说：“说不好，上前递话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我肯定是往好处说的，但前段时间集团处理的两个在生产大院里打架的人，你也知道。不过好在你是在单位的围墙外面，这一墙之隔性质不同。”
　　我揣摩不透他是否在挖苦我，声音微弱地说：“那我的假怎么请？”这才是我今天来的真正目的。
　　他端详着我脸上的伤，说道：“你们摊上我这样头儿也算造化。拿着我这老脸硬往上贴，早给你请好了。先回家养伤一个星期，这个样子怎么见人？到时间好不了再说。”
　　我刚要站起来他就又开口说：“奉劝你一句交友要慎重，不是干涉你的交往自由，你敢说闹这么一出不是因为你朋友当时没控制好情绪的缘故？一个良友可以受益一辈子，一个损友可能结果了你的一生，懂吗？孩子。我不说你要你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起码二十多岁的人了，不能干事不过脑子。两句不和就干架，那是最傻的，所有KTV门口都写着‘不要打架，打赢坐牢，打输住院’，这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了。”他的话像是在上思想品德课，但却重重打在我心上，我心里念叨着黄昆，咬牙切齿。临出门时，老刘叮嘱我好好养病，这种打一耳光给一个甜枣的教育方式依旧是大部分领导的讲话艺术。
　　从部长室到综合办公室这短短的十来米的路，我将与黄昆这些年的种种经历，翻江倒海般上演了一番。第一次打架便是因为他受了气。三人组形成以后，虽然没有明确的头领，但显然是以他为中心。我把自己的回忆扭曲，将一些本不该由黄昆承担的罪名一股脑加在他的头上，就是他让我在学生时代成了问题少年，以至于已经毕业工作，还依然恶习难改，心里总有打架就能解决事情的想法。
　　我狠狠地瞪着眼，想到高三那年，我一度想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了决心封拳。但又是他跳了出来，因为早上值日刚拖好的走廊，被临班的两个男生踩花了，发起争端。下课就跑到我的班上要我一起去干架，我本想推脱，但看到他的脸就发现自己在他这儿根本就张不开嘴说“不”。那次打得并未有多重，但因为用了拖把棍这样的劳动工具，政教处的老师认为性质恶劣死缠着不放。最终我们的父母好话说尽，上下打点才算平息。我俩当天晚上还没心没肺地坐在足球场上喝啤酒，泡沫四溅，将易拉罐扔出好远。大喊着月亮上的嫦娥，嘶哑的声音淹没在弥漫着浓雾的夜晚，天上没有一颗星星，甚至连一点月光都没有。当一切静默得让人害怕，我的心微微颤抖，也许我走不出这样的生活了，我就该如此过活下去。那是我唯一一次觉得混着没指望的日子就挺好，时隔多年我才知道那叫绝望。当然，我还没让这感觉抒发升华，巡夜的保安就拿着手灯冲向我们，逃命要紧，翻墙进了宿舍楼，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