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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苦涩和绝望——深层的人性反思 两次尺度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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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较有人情味的格列佛,把我们带向另一个层面的讽刺:即对人性的怀疑。
两次尺度转换起了某种双重否定的作用。到了大人国,这点就变得十分分明——因为格列佛自己也成了“小人”:他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几片小金币向那里的巨人讨好;他摆弄刀剑,展示自己的勇武;他和王后宠爱的侏儒闹矛盾、斗心机。但他讨好保护人的举动又实属迫不得已——因为他随时可能被任何别物伤害,甚至它企图向国王贡献有关□□炮秘诀的动机也是如此可怜。由此可体味出作者并不始终如一地把小人国作为讽刺对象描述,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他讲述利立浦特人制造机器搬运巨物时赞叹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在第一卷第6章里又赞许地提到当地的教育和司法体制。甚至以绳技表演选拔人才的可笑做法也有一个并不可鄙的初衷,不过,由于“人类的劣根性”致使制度被破坏,成了荒唐的争宠途径。深刻的警醒恐怕不在于看明利立浦特人狭隘而又狂妄、谄上而又妒贤的种种“小”状,而在于从绳技表演等似乎陌生的事物中认出身边熟悉的事物,认出自己,看到可笑事物令人不大笑得出的一面。
如此,对社会现状的批评便进而转化为对普遍人性的怀疑。关于“钱”的一段深入肯綮的评论就是如此。在第4卷,格列佛来到没有金钱、没有军队警察的马国,为了让他的慧骃马主人理解人何以会不辞万难去欺骗抢劫、杀人放火:
“他只好又费了半天的唇舌向它解释钱有什么用处……如果一只‘耶胡’(即人)拥有大量这样的贵重东西,他就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而一切:比方说,最漂亮的衣服,最华丽的房屋,大片的土地,最昂贵的酒和肉食。他还可以挑选最美的母耶胡。所以我们那里的耶胡认为,不管是用还是攒,钱都是越多越好,没有个够的时候,因为他们天性如此,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婪无厌。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仅仅为了要拿到少许工资而不得不每天劳动,让少数人过阔绰的生活。……给我们的一位有钱的母耶胡预备一顿早餐或一只盛早饭的杯子,至少要绕地球三周才能办到……为了满足男人的奢侈无度和女人的虚荣,我们把绝大部分的必需品运往外国,再从这些国家换回疾病、荒淫和廉价原料供大家享用。因此多数居民必然会无以为生,只好去讨饭、抢劫、偷窃、欺骗、拉皮条、作伪证、谄谀、教唆、伪造、赌博、说谎、奉承、威吓、包办选举、滥写文章、星象占卜、下毒药、□□、假充虔诚、诽谤……来糊口度日。”
格列佛斥责和列举的是十八世纪欧洲人的言行方式。在他的描述中,造成穷人的贫困和种种罪孽的,不是泛泛的贪欲,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长足发展之际的特定世态和心态,是商业话进程像魔术一样召唤出的空前财富和空前的享受方式。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金钱的魔力是如此神通广大、如此地掌握了全社会上上下下的人,因而怀疑甚至认定人的本性贪婪,几乎是必然的。
在马国一卷,《格列佛游记》从内容、风格到叙述人的定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讽刺表面化、直接化。在前几卷里,特别是在小人国、大人国部分里,游历者兼叙述人格列佛似乎是个客观中立甚至迟钝木讷的观察者,与他的医生身份颇为相符。他或像采集植物标本那样搜罗异乡的奇俗怪事,或自说自道地向外人讲述英国文明,至于两者间的对比所映现出的种种滑稽之处、所引申出的讥讽批评,都不是由他道出的甚至似乎不是他所能深切理解的。然而受到慧骃国马主人影响的格列佛先生却大不一样了。比如,他向主人介绍说,在安女王治下英国连年与法国交战,其间“大约有一百万只‘耶胡’丧命”,并解释说:引起战争的原因“不胜枚举……有时是因为君王野心勃勃,总认为自己统治的地面不够大,人口不够多;有时也因为大臣贪污腐化,唆使他们的主子开战,才好压制或转移人民对于国内行政事物的不满情绪。因为意见不合也曾牺牲过千百万耶胡的生命。……因意见不合而引起的战争比任何一种战争都要来的凶狠、残暴,而且往往相持不下,特别是当他们对于两件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发生争端的时候”。他对士兵的注解是:“一直受人雇佣、杀人不眨眼的耶胡,他杀死自己的同类越多越好”;对“律师”的定义则是:“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即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出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如此的语言方式,显然已是对英式现代文明的全面攻击。
与此相应,叙述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此前,小说包含的狂放想象内容尚有一层与航海日志等一脉相传的“科学”、“理性”外包装。格列佛反反复复地历数各种东西的尺寸和比例,是小说世界与我们的常识世界相衔接,说服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被描述景象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但到了这一卷,数字罗列和各式账单消失了。简洁明了的文风虽然依旧,但被描述的已是人兽颠倒的怪诞现象: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化作下等动物耶胡。斯威夫特不断用种种难以消受的细节——如人形动物如何脏,如何臭,如何屎尿横飞、贪婪刁蛮等等——来刺激读者不堪负担的感受能力;启蒙派把人视作“理性动物”来说教,斯威夫特与此逆道而驰,把日益被文明所压抑的人类的“肮脏”生理活动推到文字的前台,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马国一卷之后,格列佛本人不但成了直接的议论者和讽刺者,而且从马国归家以后行为极其乖张任诞,几乎也沦为被挖苦的漫画形象,令人联想到斯威夫特后期的不无自我讽刺意味的诗作《斯威夫特博士之死》。由于这种种描写,很多人,包括名作家萨克雷和赫胥黎等,都认为斯威夫特“厌恨人类”。但是另一方面,伏尔泰却把他称为“英国的拉伯雷”——因为,像拉伯雷一样的作品一样,《格列佛游记》与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血缘,其恣意的笔触和狂欢化的想象其实在某个层面上是高扬生命旋律的。可以说,斯威夫特以其特殊方式折射着他所生存的社会的两面性:既以夸张来渲染时代的生气,更藉荒唐来痛斥时代弊端。
在厌恨和悲观背后,其实是一种苦涩的忧世情怀。
也许因为今天的地球人大都生活在所谓“现代社会”中,斯威夫特的讽刺和寓言二百多年后读来仍尖锐淋漓,字字见血。在yahoo的幽灵极有反讽意味地成了网络明星的年月里,人们不应忘记斯威夫特的怀疑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