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的最后一瓣（电视剧《黑玫瑰》同人）》牛奶路

1、第一章

　　我姓虞，出生在古都南京。我有一个带着些许浪漫气息的名字叫虞诗。这名字是我的母亲起的，或许，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女诗人。我挺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总是带着诗意的美好憧憬。
　　事实上，我和我的母亲并不十分亲近。
　　我的母亲是一个古董商的女儿，从小留洋，崇尚西学，有着新女性的开放思想。她在认识我父亲的时候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主修英美文学，最爱拜伦和雪莱的诗歌。若不是在嫁给我父亲之后中断了学业，我相信她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诗人。母亲似乎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并不满意，即使在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她依然沉浸在那些诗句里如童话世界般的景象之中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母亲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信仰也许起源于她少女时代就读的教会学校。母亲每个周末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并利用平日的时间帮神父抄写《圣经》和布道词。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像是她在家中贴的基督教画像上的圣母玛利亚。她总是恬静、优雅，散发着一股让人不可捉摸的耀眼光辉，让人习惯性地抬头瞻仰却不知如何亲近。
　　而我的父亲，是一个略显严厉的商人。
　　父亲来自江西东部的一个叫做龙虎山的地方，他的家族在当地也算有名望的大族。我祖父是一个有名的乡绅，他在民国之后托了在上海的早年同窗送父亲去东洋留学，学成归来后进了我外祖父的古董商行工作。在娶了我母亲之后，父亲逐渐代替外祖父成了古董商行的新老板。
　　父亲精通日文、英文，又极有商业头脑，于是在原本的西洋生意上又新开辟了对日的生意，把古董商行的生意市场拓宽了许多。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多半是西装打扮，即使在家里也穿正装。
　　我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文，这不得不说是父亲的功劳。那时父亲请了老师教我□□文，为他日后留学日本做准备。而我在旁边跟读，学得似乎比哥哥更快一些。日文在后来的战斗生涯中为我派上用场，却也是儿时的我所想不到的。
　　我有一个大我五岁的哥哥。
　　在童年的我心中，哥哥是我最好的玩伴和保护神。他教我识字，偷偷带我看父母不准许我们看的杂书，带我去见识了很多在家里根本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当然，在我们闯的祸被发现的时候，哥哥总是挡在我面前，替我揽下所有的责任。
　　也许是因为有哥哥的保护，我才始终保持了那份属于小女孩的天真活泼，而不至于变成父亲所期待的那种表明恬静若仙子，实则圆滑世故的大家闺秀吧。
　　记得在我初识字的时候，哥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很多当时流行的历史武侠小说——《七侠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等等。故事里面那些充满着中华民族传统侠义思想的故事，让我痴迷万千。我向往那些江湖情仇，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浪迹天涯，成为一名侠士。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我甚至拜托哥哥偷偷带着我去武馆找师傅学习武艺。
　　在我和哥哥习武一年多之后，终于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大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哥哥被送到日本学习经商，而我在母亲的极力要求下，被送到了一所女子教会学校。
　　母亲带我去教堂，让我接受洗礼，教我研读《圣经》。可我即使是在去了教会学校之后，依旧逃不开那从小形成的略带顽皮跳脱的性子。哪怕是在最严厉的校规约束之下，我也不曾放弃那学习了短短一年多的武艺。在找不到任何武器的情况下，我用树枝自制弹弓，用石子来练腕力和瞄准度，甚至因此而受到责罚也在所不惜。
　　我在教会学校生活了六年时间，每个周日都去教堂做礼拜，每天都跟着神父祷告。我能把《圣经》中的经典章节倒背如流，然而我依旧没有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事实上我并不排斥基督教，在当时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中，教堂中那一丝难得的平静是我们充满不安的心灵中唯一的籍慰。然而，我永远也做不到像母亲那样恬静与仁爱。我看了很多的侠义故事，也看了很多令人愤慨的事情，我心里更为崇尚的是先礼后兵以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江湖习气。
　　正如我哥哥说的，我就像是山中的野兔，看似柔弱乖巧，实则狡猾异常。
　　我从教会学校毕业后，考上了女子大学外文系。这所大学和我母亲曾经就读的圣约翰大学一样，也是一所美国教会所办的大学。学校的环境相对单纯，但这并不表示外面的世界并未影响到我们。在全中国都处在硝烟烽火之中，四处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困境时，这小小的校园，也只能是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随着大时代的风雨四处飘摇。

　　一九三七年，日军攻进古都南京，并在那年冬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那一刻，三十万孤魂飘入长江，南京城就此成为死城。
　　女子大学的师生们，为了躲避日军的攻击，迁了又迁，好好的一个学校被迫分散成好几个部分，在成都、武汉、上海各自教学，而其中的文学院外文系，在几经辗转之后，最终在上海市郊暂时稳定下来，重新开课。
　　我考上女子大学的那一年，正是这学校因为抗日战争而被迫迁到上海市郊之后的第二年。那一年，我十六岁。
　　我在学校主修日语，同时也辅修德语。照理说，从教会学校出来，我的英语水平最好，我该主修英语才对。可是自从日军侵华以来，我认为学日语会更有用。有句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是想打败日军，不了解日军是根本不行的。
　　因为童年时期有学过日语的底子，我的日语水平在大学期间突飞猛进。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很流利地用日语进行对话，甚至很多人在听到我的口语时都以为我是在华的日侨。
　　这段时间，我也在很努力地学习德语。比起日语，德语要难上百倍。德语某些语音在发音上很不符合中国人的发声习惯，而且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差异相当大，要费很多时间去记忆，我也因此学得很辛苦。我学德语的目的和日语大致相同，因为德国和日本结成了军事同盟，一同侵略别的国家。

　　我们家在抗战爆发之后也搬迁过多次。
　　南京城被攻陷之后，日军到处烧杀抢掠，父亲的古董生意变得非常黯淡。为了不让古董被日本鬼子抢走，父亲开始收拾起手头的生意，想办法把古董一批批地打包转移。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在那时就已经在以自己的行动抗日了。他帮助其他一些机构藏匿古董，防止宝物落入日本人手里。但那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很忙，整天变得神神秘秘，让我总是没来由地担心。
　　我上大学之后，我们全家也来到了上海。

　　某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姓苏的中国银行襄理。
　　我认识这个人，他是我祖父那个同窗的儿子。早年父亲从龙虎山到上海的时候，就住在他的家里。我们家能在上海安家，也是他帮的忙。
　　父亲和他在房间里谈了一会儿，然后就急匆匆地开始收拾行李。他转头对我说：“诗儿，赶紧收拾东西回学校去，最近千万不要回家。”
　　“出什么事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何这样着急。
　　“叫你走就赶紧走，别问那么多。记住，千万别回家。”父亲的神色一脸凝重，像是要出什么大事。
　　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对话。

　　那年上海的初秋，冷得特别早。才不过十月，气温竟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迅速地降至冰点。朔风像是有了强大能力的气泵，往各个弄堂口笔直地灌了进来，直冻得人瑟瑟发抖。
　　上海在成为“孤岛”之后，表面上依旧歌舞升平，一派纸醉金迷的酴醾景象，而事实上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在这个多事之秋，山雨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在父亲走后没多久，母亲就好像预感到什么一般，整日显得心神不宁。她每天拿着十字架祷告，去教堂的次数明显多过往日。
　　可是这并不能保证全家的安宁。父亲一去无踪影，从此失去了任何消息。我回到学校后不久，传来了我母亲出事的消息。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课，家里的女佣阿兰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里把我叫出来，用近乎哽咽的声音说：“夫……夫人……出……出事了。”
　　我不禁一个哆嗦，没来得及问详情，急急忙忙想往家里跑。阿兰却忽然拽住我说：“别回去，危……危险！”
　　我领着阿兰到宿舍，听着她哭哭啼啼地，好不容易把事情说了个大概。说是一群日本兵忽然冲进家里去搜查，说父亲有谋杀日本兵的嫌疑，要隔离审查。他们在没有搜到父亲的情况下，把母亲给带走了，而且把家里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几个下人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阿兰当时刚好去买菜没有在家，回来看到这样的情景吓得半死，问明了情况，就赶紧跑到学校来找我来了。
　　我甫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差点昏厥过去。我虽然一直对自己抱着最坏的打算，却始终有那么一丝丝侥幸，觉得凭借父亲的财力和社会地位，我们家还不至于这么轻易就被日寇所害。
　　我压着胸脯深呼吸，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让阿兰先回去，嘱咐她让家里的佣人们都各自回乡下老家先躲一阵子。阿兰希望我也跟着她一起走，我平静地拒绝了。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在日本的哥哥。我已经八年没有见到他了。刚去时还有书信来往，可是自从发生战乱，邮路就变得不那么通畅了。
　　我先写了封信给日本的哥哥，告诉他家里发生的变故，希望他得知消息后能够回来帮我渡过难关。因为怕日本人审查信件，我用了学校的地址和同学张婉晴的名字。我拜托婉晴帮我留意信件，如果我哥哥有消息，请她千万告诉我。
　　小时候，哥哥一直是我的保护神。如果此时他在这儿，我也不会这么六神无主了。
　　我该怎么办呢？从小到大，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走投无路。
　　那天晚上，我像个木偶人一般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睡我上铺的婉晴看我这个样子，默默地从自己的床铺上爬下来，钻到我的床上。她坐在我的身边，用双手搂住我，让我倚在她的怀里。
　　我什么也没说，流了一晚上的泪。
　　第二天，我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办。我告诉自己，现在什么人都没法依靠，在哥哥还没有回来之前，我必须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到父亲和母亲。
　　我决定先去中国银行找苏先生。父亲离开的那天，苏先生到过我家，父亲的离开，苏先生一定知情。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苏先生，哪怕是打听到一些蛛丝马迹也好。虽然我知道，被日军带走的人多半是凶多吉少，但我心里总是抱着那一丝哪怕很小很小的希望，找到我的父亲，救回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