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开国风云》》晓翔

6、第5章

　　刘邦虽然在国家制度上基本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关于统治政策，他却做了很大调整。这不仅是由于他亲自参加秦末农民战争，从秦朝短命灭亡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对农民不能再竭泽而渔；更重要的是，还在于经过秦朝末年的残暴统治和长达8年的战乱，到他称帝时，整个社会已经是一片残破景象，百废待兴。秦始皇有五次出巡，封禅，望祭山川；修建宫殿，覆盖300里；对外用兵，又筑万里长城。此外，还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并遣人求长生不死之药。这样浩繁支出，财用耗竭，不得不增加赋税。秦代的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力役三种。田租按亩计征“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就是说税率高达66.7%。口赋是人头税，每口1000钱。力役的征收，更为严重。当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劳动力占40%，约为800万人，其中男劳力约400万人，而每年所征收的劳役起码不下300万人，占男劳力的75%。如骊山秦始皇陵，在嬴政即位后即修建，统一六国后又征发刑徒七十万人继续建造，直到他本人葬入墓中为止，前后历时数十年之久。汉初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原来堪称名都大城的地方，由于百姓散亡，人口还剩下十之二、三。老百姓家无余粮，生活困苦。就是统治者，其生活也相当低下。当时，皇帝的马车配不起四批一色的吗，有的将相只能坐牛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长治久安，刘邦决定调整统治政策，恢复发展经济。
　　刘邦首先采取措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刘邦刚消灭项羽，就颁布一道大赦令：通过释放死罪之外的囚犯增加劳动力。不久，为了安抚流亡者，刘邦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下令各地的流散人员都返回原籍，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归还他们原有的田地和房屋。并且规定地方官吏要好好安置。晓喻他们进行生产，不得对他们歧视。同时刘邦还进行军队复员工作，把庞大的军队解释。让士兵回家务农。这样一来，很多劳动力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领域。此外，刘邦还下令释放奴婢和鼓励生育。他在招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又规定：“民产子，免其徭役二岁。” 这不仅使大批奴婢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了劳动力，而且也刺激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在解决劳动力的同时，刘邦还着手对土地进行了调整。他除了下令对流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对于“诸侯子及从军归者”，规定按照他们功劳的大小，爵位高低，分给相应的土地和住宅。为此，刘邦曾一再训斥地方官吏，不得拖延怠慢，否则以重罪论处。这虽然是扶植军功地主，发展地主经济，但对恢复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秦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曾规定:凡关中人从军，免除其全家徭役一年。称帝以后，他又诏令诸侯子弟留在关中免徭役12年，返回家乡的免除徭役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下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以后到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规定：凡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及守卫城邑的，均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也免徭役终身。此外，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还规定：二千名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免除其世代徭役。这种免除徭役尽管受惠最大的是汉王朝的新贵——军功地主，但普通百姓也因此得到了可以安定从事生产的时间，对农民有一些好处。而且刘邦也确实注意到了普通百姓的徭役问题。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丞相萧何在长安营建宫阙。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大规模的建设，大功告成，萧何向刘邦报告，请刘邦亲往视察。刘邦到达长安，一看由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构成的未央宫，高大壮丽，富丽堂皇。刘邦东征韩王信回到长安，非常生气，不但没有喜笑颜开，反而当场对萧何大骂道:“秦亡以来，战争连年，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目前天下未定，怎么能修建这么奢华的宫殿呢？！”萧何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正因为天下未定，所以更要壮大宫室。天子以四海为家，倘若不把宫室建得壮丽一些，怎么树立起天子威严呢？何况后世子孙扔要改造，反而多费功夫，不如一劳永逸。”刘邦听后，转怒为喜。
　　汉代的兵、徭役制度。男子是23岁至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徭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亲自服役者称践更，不去服役出前二千(一说三百钱)代役者称为更赋，由官府雇人担任者称过更。每人一生服兵役两年：一年在地方上服役，称为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边疆，称为戍卒。这套服役制度虽然沿袭于秦朝，但汉代的兵、徭役负担实际比秦代要轻的多。汉代的赋税也比秦代轻。刘邦即位不久，就减轻田租，规定田租是“什伍而税一”，同时，他根据官吏的薪俸，政府的开支，制订出赋税的总额，只要能保证这些用度，即使按制度规定农民还没有交够数额，也不再征收。在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刘邦开始征收人口税。规定：自7岁至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20钱，称口赋，自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交纳“一算”，一百二十钱，称为算赋。此外还有一种献费，每人每年交六十三钱，通过诸侯王、彻侯、郡守来献给皇帝。从这些税赋各项来看，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但是这与秦朝末年收“泰半之赋”相比，轻得多了。刘邦还严格禁止滥征。如关于献费，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专门下诏说：“我很想减省赋税。现在的献费没有个制度，有的官吏就多加赋税作为献费，而诸侯王特别严重，老百姓都感到疾苦，我下令不管是诸侯王、彻侯，还是郡守，以后献费每人都规定是六十三钱。”
　　除了轻徭薄赋，刘邦还通过“赐爵”、“复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早在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刘邦废除秦朝社稷、建立汉朝社稷之时，就普遍“赐民爵”一级，在刘邦当时的统辖范围内，所有人的社会身份都普遍提高了一等。在称帝以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规定给那些逃亡现在回乡的人，恢复原来的爵位，同时，对军吏士卒因犯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级的爵位。原来已有大夫以上爵位的，再各增一级。这些被赐爵、复爵的人，尽管很多都是军功地主，但也有不少是普通百姓甚至是被释放的奴婢。他们通过赐爵、复爵提高了社会身份，并因此获得了分与田宅、免除一些徭役的权利，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重点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刘邦对工商业的政策做了调整。主要是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限制。刘邦称汉王后，因为秦的“半两”钱太重，用起来不方便，下令百姓可以自铸较小的“荚”钱使用。天下已经平定，他又下令“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不过刘邦对商贾还是有所限制的。在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他下令商贾不得穿戴丝绸，不得佩戴兵器，不得乘坐马车，不得做官为吏，并且规定商贾买饥民为奴婢要无偿释免，商贾的算赋要交纳常人的两倍。尽管如此，这比秦始皇“上农除末”，对商贾严厉打击的政策仍然宽松得多。所以汉初的商贾相当活跃，史载他们是“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结果不仅振兴了工商业，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汉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已经是“衣食滋殖”。到汉武帝初年，更出现了“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