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悠》子里倾

4、生命的回声 旧

　　旧历新年的第一天,在窗下,我读着死亡

　　小屋面北。窗内没有阳光。小提琴凄婉的弦音在我身畔弥漫。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我没有精力分辨每一首的不同,我正读着死亡

　　一个曾经“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的任性男孩在阳光下合上了他的黑眼睛。他拒绝了光明，却允诺了死亡。这是一份双重的允诺,谋杀和自绝。我无意加入喧嚣的人群再对顾诚和谢烨作喋喋不休的评判,有关道德，有关律法,有关背叛,有关纯真,有关野蛮,有关病态的童话,有关梦想的破碎,有关一个孤苦母亲的嗟伤。我只是又一次看见了死亡。他披着冰雪的白袍黑夜的斗篷,模糊不清的脸上挂着讥诮的笑容。在流言纷飞的街头他信步从容,肃杀的风在他身后卷起种种铅印了的揣测肆意散播，任人们在恐惧的颤栗中众说纷纭地完整有关死者和死亡的传说。他于是为他的又一次得手而心满意足。

　　他总是得手的。不管每一局下怎样的赌注又要僵持怎样的长久。他总是会得手。他耐心地等待每一个灵魂的成熟,然后开镰收割，细致，绝不遗漏。

　　旧历新年的第一天,在窗下,我读着死亡。

　　虽然不用读那么多的统计资料也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时每刻都会有死亡的不期而至，可是，当死亡就这样切近地走过我的生活，我却总是想对他视而不见，想假装他的不在。只是死亡是极任性的，他总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两年后,死亡如约回来。这次，他带走了和我父亲同龄也确实视我如子裔的我的老师。老师教了我三年的高中语文。他曾经被划入另册，远离讲台。我是他恢复教学生涯后教的首届学生中的一个，老师偏爱我。

　　薄薄的一本周记,因了这种偏爱而变得丰厚。蓝色的是我稚拙的手笔,红色的是老师行云流水的草书。这是一种特别的对话,不是老师和学生的,而是父辈和晚辈的。印象中的老师，永远一袭中山装的儒雅,纤尘不染,每个扣子都扣得紧紧的。永远的金丝边眼镜,永远锃亮的黑皮鞋,永远不乱的鬓发,永远提早一分钟站在教室的门口，玉树临风般飘逸沉稳,只等铃声响起,健步跨上讲台,洒脱地断喝一声:上课。

　　老师走在我毕业后的那个秋天，10月。个星期前知道老师住院，就说要去看他。刚进大学,也不知哪来那么多事,就拖。结果，我没去,死亡就等不及了，他的手牵住了老师的手，阴冷潮湿,带走了他。

　　老师死于大面积的内出血,没有预兆。15个月后，短短的两行字又带来了死亡的讯息，我们仍然年轻仍然美丽的师母，这个比老师足足小了16岁的柔弱女子，毫不犹豫地搭乘了死亡的黑马车,去追赶已走得遥远的她亲爱的夫君,一如当年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执意好给这个一贫如洗的中年男子那样，义无反顾。

　　这一次,死亡来得默默，走得悄悄。只留给我让我知道

　　人们一个模糊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他是不屑于回头看我们。不屑于看我们把师母对这样一次远途旅行的自愿选择掩盖成一句自欺欺人的讣告:死于心脏病突发。

　　唯独这一次,我想,死亡,有理。

　　旧历新年的第一天,在窗下,我读着死亡。

　　死亡，是一个聪明而又精明的收租者，他总是收走麦田里最饱满的那一穗。从海明威到三岛由纪夫，从凡·高到茨威格，从涅瓦尔到法捷耶夫,还有傅雷,还有老舍,还有邓拓。死亡总是喜欢诱惑优秀的人,而这些杰出的灵魂,也总是不由自主地迷失在死亡深邃幽邈的注视中

　　有人相信“死是容易的”,但他却不屑做这样容易的事。他就把这份宣言拿来做了他长篇小说的标题，《死是容易的》。没想到因此就容易地活出了一个成功,尽管他活得并不容易。

　　我想，死或许是容易的，可想不死却不仅是不容易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拒绝活着,以此摆脱所有的烦恼，割舍所有的牵绊，可我们却无法拒绝死亡，无法背弃这个早就预订好的约会。即便我们总是想毁约，哪怕毁约会使我们变得如此无耻，没有信义，可我们还是不能。死亡太固执太守信，他从不失约，更从不允许别人失约。曾经看过日本一位作家写的一则故事，有关一个英俊青年和死亡约会。青年在去晋见大马士革的苏丹的途中,看见死亡正伫立在宫廷花园里。死亡一见他便伸出了手，似乎是一种有意的威胁。青年于是恳求苏丹给他一匹最快的骏马,好让他飞骑逃往巴格达,躲避死亡的纠缠。苏丹准许了他。青年就跨上马飞奔而去。苏丹愤愤走出宫殿质问死亡，怎么竟敢威胁他所疼爱的仆人。死亡严肃地说:我向您保证我并非有意威胁他。我只是见他还在这里，不禁吃了一惊，举起了手，因为我跟他早已有了个约会，今晚，在巴格达。

　　死亡的邀请，未必合乎礼节，也未必合乎习俗,但却坚决,不容置疑,没有人能够拒绝。只是，确实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容甚而带着兴奋赴约的。诗人或许例外。

　　1989年3月26日，被誉为天才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到龙家营之间一段火车慢行道上卧轨。他的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人们说这25岁青年的死是殉诗，他自己在遗书中写:“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66天后,海子的挚友、杰出的前卫诗人骆一禾,因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和大面积出血中止了28岁的生命。一禾没有选择死亡，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承诺过死亡。在他创作3000行的长诗《世界的血》的时候;在他构想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时候;在他希望写出或者说用词语建筑起一座大海之下的城市，一座只有穿过大海的人才能抵达的城市的时候;乃至当他在北京天坛医院长达18天的昏迷中，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和死亡有过怎样的交流。

　　1992年9月24日,24岁的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他几乎毁弃了全部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干脆彻底。就像他在《誓言》一诗中宣称的“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

　　戈麦的一位朋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起首就说:我有理由拒绝他的死亡。我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理由阻止戈麦接受死亡的请柬，但我知道，戈麦确实已经赴约,戈麦确实已经自沉。

　　世界是多么的奇怪。可以被随意拒绝的活着,人们总是不愿拒绝，并把这种不拒绝称作勇气。不可以被轻易拒绝的死亡，人们又总是企图拒绝,还总把这种拒绝称作理智。为了最终否定死亡的至高无上，人们穷尽着各种各样的想象，有关灵魂,有关转世，有关来生，以此证明死亡并非一切生灵的最后归宿。说到底其实是人们没有勇气理智地面对死亡，面对这不可避免的无从选择的结局。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场人生其实只不过是放学后一出顽童们的街头游戏。在闹哄哄的街头,祖传的游戏连规则都不改变，传了一代又一代，顽童们仍然兴致勃勃，重复着一遍又一遍,不愿归去。而死亡,就是那暮霭沉沉中穿梭在大街小巷一声声归家的呼唤。顽童们流连在自己的嬉戏中，他们东躲西藏地抗拒着呼唤，却终究敌不过一盏盏灯穿透黑暗的温暖，还有晚餐桌上袅袅的喷香，一个一个地归去了。大街于是安静。

　　死亡,原是我们最终无法离弃的家园。因为知道死亡的不可抗拒，在情深意浓的相爱中就总暗藏着一份不安。爱我的大男孩常常在长久地凝视我的时候怜惜地问:我死了你怎么办?

　　我不吱声。我想肃然地说:跟你走。可我们都明白这几乎是一个谎言。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我的承诺，也不是我最终应该做的选择。我也想诚实地说:更好地活下去。可我们也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宽慰。对于世界来说，无论少了谁,照样有日月星辰的交替,照样有风轻云淡的美丽。可是，两个人的世界里，少了哪一个，另一个都不可能再活得更好。两个答案都不准确，我只好不说。

　　其实，我们常常没来由地讨论起死亡。就像我们讨论一场刚刚看完的电影，一本刚读过的书,随意、热烈，仿佛死亡并不比吃饭睡觉走路离我们的生活更远。

　　他说他不怕死，但他却怕面对死亡。我懂。他是不愿所有见过他直直站立的人们再见他在死亡的权杖下窝窝囊囊地躺倒。所以他更愿意是一头非洲大象，在预知生命已走到尽头的时刻，远离象群,独自走进原始森林的浓荫里,独自去和死亡做一次对话。一次男人和男人的对话。一次有形的和无形的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不知道当他就这样坦然地去与死亡会面时，我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坦然。我想我会心碎，我想我会流泪，我想我会悲怆，但我想我决不会嚟喋不休地倾诉。我将长久地保持我的缄默，对死亡，也对生命。缄默将更长久地使我们，来得生命的全部的高贵，无论是对生者，还是欢死者，死亡可以把我们分离却无法把我们摧毁，无法把我们隔开。

　　我们无法拒绝死亡的约请，但我们可以绝在一切死亡的威仪前流露怯懦。

　　我们无需追逐生命的永恒，只要我们始终站着生站着死，我们就必将在终极意义上赢得死亡的尊敬,赢得生命的绚烂与宁静。

　　死是容易的，活着未必就是艰难。只是有尊严的活和有尊严的死都是绝不容易的。

　　旧历新年的第一天，在窗下,我读着死亡。我听见小提琴正奏出一段降B大调的下行主题,这是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第13首，别名，魔鬼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