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鹿鸣路明

4、大姐夫的叹息 大

　　大姐家住在青山村，跟我们不是一个公社，但相距只有六、七里路程。大姐出嫁的时候是我送的嫁，那时候我才五、六岁，还记得大姐坐在一顶旧花轿里，花轿门的钥匙用一根红绳系了掛在我的脖子上，到了青山由我把轿门打开，大姐由人扶着从轿子里走出来。我跟大姐和大姐夫亲近，以后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要去那里，有时是自己去，有时是大姐托人捎信叫我去。
　　这次我去的时候，大姐跟他们生产队的社员也在晒谷场晒谷子，大姐头顶蓝布印花头帕，身着一件侧边开襟的白色粗布衣，脸让太阳晒的通红。大姐见到我喜形于色，对我说：“昨日有人到茶铺，听说你考上了大学，回来就在青山传开了，大家见到我都向我贺喜，喜鹊也朝我家大门叫个不停。我本想回家去看看，队里正在打禾，不准请假。队里的事做不清，屋里的事也做不清，你姐夫在水库管理所，屋里的事他不管，全都丢给我一个人，我忙里忙外，人都快累死了。”
　　大姐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往家去。到了家门口，见外甥小亮正在跟邻居家一个小男孩在屋檐底下玩泥巴，小亮脸上身上脏兮兮的，只看见两个黑眼珠在眼眶里转。小亮还只三岁，农忙季节没人带，大姐就让他自己在屋前屋后玩耍，农村的孩子只图没事就好，哪里管他脏也不脏？所以大姐见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也不骂他，也不打他，反乐得直打哈哈。小外甥习惯了，见了妈妈不撒娇，妈妈要他叫舅舅，他也不叫，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自顾在那里玩他的泥巴。
　　大姐家的门虚掩着，大姐把门一推，只见里面的东西东倒西歪，满目狼藉。我对大姐说：“大姐你看，你家里的东西这么乱，也不收拾一下。”大姐说：“我没空啊，我忙都忙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收拾东西？你没看见你外甥那个样子，我连人都顾不上了，哪里还去顾这些！”
　　我见大姐这么说，就想帮她收拾。大姐说：“你不要动，你今天帮我收拾了，明天又变成这样，你能天天帮我收拾吗？你姐夫要是不管这个家，这个家就总是收拾不好的。”
　　大姐顾了跟我说话，把回家来要做的事也给忘了。大姐是个急性子，干什么事都慌慌张张的，这时她在屋里来回转，拿手不住地拍自己的额头，自言自语地说：“我刚才想起什么来着？......进门还记得的，怎么进了门......”大姐说到门才想起，就从门角里找出一个鱼篓子交给我，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来了，你姐夫从水库里提了一篓子鱼回来。今早一起来，我要你姐夫去水库带上鱼篓子，你姐夫走的时候忘记了。你现在去那里看看，顺便把鱼篓子带上，要你姐夫想办法弄点鱼回来，晚上给你炒辣椒吃。”
　　大姐说的那个水库叫背塘水库，大姐夫是那个水库的管理员。大姐家离那个水库不远，我见时间还早，就按大姐的吩咐，带着鱼篓子上水库去了。
　　背塘水库位于一个低窪的山凹里，比我们生产大队那个水库的库容要大。其时水库里的水位已经很低，放水涵槽的木塞已经全部拔起，一个个横放在涵槽的两边，水库周边让水淹过的山脚和田埂都已干裂，寸草未生。我站在水库大坝上，见大姐夫正在库内不远处给稻田放水，处于水库边缘的稻田，水稻收割总是落在生产队的后面，收割前要放水晒田，这样可以缩短水稻的成熟期。当我出现在大坝上的时候，大姐夫也同时看到了我，他把锄头往肩头上一扛，不紧不慢地朝我这边走过来。
　　大姐夫头大身短，其貌不扬，他的面孔像他的母亲，一张宽脸，脸色棕黑，眉毛粗而长，一见到他就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诚实而精明能干的人。大姐夫文化不高，只读过几年私塾，但他能说会算，还能识文断句，能通宵达旦说《薛仁贵征东》和《薛刚反周兴唐》，农闲时经常有人聚在一起听他说书讲故事。我小时候喜欢到大姐这里来，多半的原因也是想听大姐夫讲故事。大姐夫原是生产队的出纳兼保管，到背塘水库管理所已有两年时间，背塘水库属生产大队，每年由大队派人轮流管理，大姐夫由于管理有方，到了第三年，大队也没有换人的打算。
　　大姐夫今日穿一件白色对襟布扣衣，腰系一条罗布汗巾，头戴棕丝斗笠。大姐夫把我领进水库管理所，他把斗笠摘下来挂在墙上，让我坐下来喝茶。水库管理所是一座红砖青瓦平房，依山而建，位于水库大坝的一端，正中厅房是办公室兼卧室，东西两侧有两间厢房，东厢房是临时伙房，西厢房是储藏室，三间房成品字形状。这一带的人跟我们那里一样，住的大都是泥坯房。也有一些青砖瓦房，那是过去有钱人家盖的，解放后大都分给了贫苦农民，红砖房子几乎看不到，只有大队水库管理所才有这样的房子。
　　我喝过茶从厅房出来，站在屋前大坝上朝水库四周张望：水库周边大都是山，右边对过去有个村子，远远望去，只见一片灰色的屋顶，屋顶连成一片，分布在一个山脚下，村子后面是山土，山土上面有一片大松林。大姐夫告诉我，这个村子叫背塘村，背塘水库就是因这个村子而命名的。
　　听姐夫介绍，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学校上历史课，历史老师常常提到吕振羽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在历史教课书上虽然没有出现过，因为他是邵阳人，他的出生地在一个叫背塘的山村，所以历史老师在课堂上没少提到他。以前我总觉得吕振羽离我们太远，今天我就站在他出生地的对面，便想起了历史老师的话。
　　大姐夫说：“吕振羽的老家正是这里。背塘这个地方大都姓吕，吕姓不仅在背塘是大姓，在金称市公社也是大姓。吕振羽的曾祖父很穷，到了他祖父手里才置起几亩水田。吕振羽的父亲叫吕公斌，读过私塾，在本地算得上一个有学问的人，后来在村里开了一个堂馆，吕振羽小的时候就在他父亲开的堂馆里读书。没过多久，他的同乡吕金翅在乡里创办玉公经馆，吕振羽从他父亲的堂馆转到玉公经馆读《四书》《五经》，他的古文就是这个时候打的底。他在经馆读了两年，两年后又转到堂兄吕新民创办的塘田寺武东初级中学读新书，武东初级中学设在前满清国光禄大夫席宝田的大庄院里，就是你原来读初中的邵阳县四中的前身。在武东初级中学读书期间，吕振羽接触了革命，奔走于金称市、塘田寺、白仓和塘渡口之间。塘田寺初级中学毕业，考入武冈县立中学，从此以后，他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对大姐夫说：“你对吕振羽家的情况怎么这样熟悉？”
　　大姐夫说：“我跟吕振羽同在他父亲开的堂馆里读过书，后来搞土改，我参加了土改工作组，做过书记员和土地丈量员，对吕振羽家的情况特别留意。吕振羽的家境比我好，我因家里供不起，半途而废，他家供得起，就一路读上去了。不过他家也不很富裕，靠祖父留下的几亩水田和他父亲教书，不过自给自足而已，土改时却划了地主，房子也给分了，吕振羽后来不肯回来，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说：“划成分是根据土改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他家如果没有剥削，是划不上去的，后来又经过土改复查，划错了的还会得到纠正，吕振羽本人是历史学家，他懂政策，不会因为家里的成分而受到影响。”
　　大姐夫说：“唉，哪能不受影响？一个地主家庭就是一个大包袱，别人对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你不是不知道，在我们这里，谁家是地主，谁就要背时，他这一世人就抬不起头。”
　　我说：“这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吕振羽家是地主，但他背叛了这个家庭，他不仅对我国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对中国革命也有一份功劳，人民不会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歧视他的。”
　　大姐夫说：“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得到家乡人对他的礼遇，他的家也没有因他而免受其他地主一样的遭遇。吕振羽没有回家，但他对家里的情况还是知道的。人是有感情的，你待他好，他就会知恩图报。以前韩信背时的时候，没人看得起他，他有时穷的连口饭都吃不上，有个帮人洗衣服的老母亲见他可怜，就给了他一碗冷饭，韩信感激不尽，后来他做了淮阴侯，专程找到那个老母亲，一次就给了她一千两黄金。我这样说，不是要吕振羽效法韩信也给家乡送金子，我是希望他不要忘了家乡，希望他能关心家乡的事，能回来看看，向上面反映情况。可家乡对他没有任何恩惠，他对家乡没有感情，他哪里想回来？”
　　说到这里，大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的出来，大姐夫对吕振羽是抱过希望的，他心里藏了许多话想找个人说说，通过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上去，这样的人在近处就只有吕振羽，可是吕振羽不肯回来，大姐夫自然要叹息了。
　　经过一阵沉默，大姐夫又说：“像吕振羽这样有影响的人，如能抛弃前嫌回来看看，该有多好。我们家乡有好多事上面不知道，我先不说大的方面，就说这水库吧。水库管理主要是管水，要了解灌区内上万亩水稻的灌溉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及时给稻田分配水，还要协调各生产队的关系，化解各种争端和矛盾。但就水管水是管不好的，还得搞点综合利用，比如种水稻和养鱼什么的，这样既能充分发挥水库的特有功能，又能消化生产队剩余劳动力。我建议大队给我增加几个人，由我来管，让他们来养鱼和扩种水稻，派人专门搞田间巡视。大队不同意，他们说先前水库一直由一个人管的，你现在提出要增加几个人，我们大队如果同意了，社员们提意见怎么办？你说养鱼，大队以前不是没考虑过，大队觉得养鱼没什么希望，劳命伤财，还不如不养的好。我说以前养鱼是没管好，鱼没吃的都饿死了，如果大队给我几个人，我就安排专人来养，在水库周边种些鱼草和饲料，鱼种搭配，实行混养，再订一些规矩，包管能把鱼养好。大队摇头说，包起来养鱼更不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是你的想法行不通。”
　　大姐夫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我已猜着了大队的意思，他们以为那样做只会对我有好处，别人会眼红的。”
　　我不想听大姐夫说下去，他一个人承担了那么多的工作，还自讨苦吃要扩种水稻，要养鱼，大队不买他的帐，也不知他到底为了什么？
　　这时我想起了大姐的吩咐，看样子大姐夫光顾了他的水库，早把捞鱼的事丢到脑后去了。
　　我刚进管理所的时候，瞧见储藏室里有两张小鱼网放在那里，就去拿了往水库里去。大姐夫不喜欢捞鱼，他没有捞鱼的闲心，那两张网是别人放在那里的，旁边还放着没用完的鱼饵。大姐夫见我高兴，就帮我拿了鱼饵随我一道下到水库。
　　水库里的水已经放得快要见库底了，库底里的水有些浑浊，但水面平静，看不出有鱼的样子。
　　大姐夫对我说：“水库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放过鱼了，水库里的水年年干底，哪里还有什么鱼？我粗粗算了一下，大队如果同意我的计划，一年最保守的估计也有四、五千斤鲜鱼可捞，大队的收入增加了，水库里的水面利用了，水质也会得到改善，一举三得。可大队不同意，眼睁睁看着一年损失好几千斤鱼，几年下来就要损失好几万斤！这在旁人看来无所谓，我是管水库的，天天看到水库里没有鱼游动，心里真是不好受。”
　　大姐夫由养鱼想到种田，话就更多了，他说：“种田也是一样，连续几年粮食上不去，大家没饭吃不说，连菜都没有吃，天天是炒辣椒，直要等到入冬才能分点萝卜。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一年两年还能挺得过去，长久了农民就受不了，国家也会添麻烦。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又不难，只要从集体田土中划出一小块分给个人，由他们自己去种菜，生产队也不用去管。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在管理所后面的空地上种了点菜，菜地不过巴掌大小，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
　　我下意识地朝管理所那个方向看了看，问大姐夫：“你私下种菜，难道没人提意见？”
　　大姐夫说：“我的菜种在背眼的地方，不占集体的土地，附近的人又都是认得的，他们看见了也不会说的。不过时间长了还是有人到大队去告发，大队干部就跑来找我，说你什么时候种菜了？这怎么能行？快给我拔了吧！我对他们说，我住在这管理所，生产队不管我，你们大队又不供我菜吃，我只好自己种了点，你们如果连这点小自由都不给我，我在这里怎么活？这一小块地是我开荒开出来的，原来杂草丛生，乱石成堆，我把它开垦出来种点菜，又不损害集体。他们见我这么说，没有理由说服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做声。有时他们嘴里批评我，暗地里到我菜地上摘一点瓜菜带回去，巴不得我多种点。”
　　我对大姐夫说：“你这是搞自留地，搞自留地是政策不允许的，中央的政策“三自一包”不能搞，你今后可得留意点，再不要跟别人说起。”
　　大姐夫不以为然，说：“我不怕，我一个普通农民怕什么？我们农民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搞的都是集体，集体越搞越大，农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差，搞了几年，现在连吃饭吃菜都成了问题。这个情况上面为什么不下来查一查原因呢？□□那阵子，大家都把责任推给老天爷，岂不知人祸才是根源，瞎指挥，虚报浮夸，下面搞的一塌糊涂，上面竟信以为真。这些年我看来看去，觉得集体实在难搞，集体的田地也难种。为什么呢？你看大家都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僧多粥少，正应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一个生产队何止三个和尚？每天有几十人站在田头地边，一站就是一天，功夫没做多少，工分却天天在记，生产队又没别的收入，一个劳动日能值多少？我一个人在水库里，除了管水，还种了三亩水稻，除去上交大队，剩下的都归我所有，所以我种的水稻比生产队的好，产量也比生产队高。”
　　我从大姐夫的话里产生了疑问，说：“养鱼大队不同意你包，种水稻怎么同意包了呢？”
　　大姐夫说：“我种的是水库里的田，是水库里的水退下去后边缘上的可耕田。这些田在我没来管理所之前没人种，是我来了以后才种的。起初大队也不同意我包，他们不同意，我就不种，让那些田荒在那里，大家都得不到好处。他们后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我做了让步，这都是我逼的，连公社都不知道。我一连干了两年，大队有了额外收入，尝到了甜头。”
　　大姐夫得意地一笑，接着说：“我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包干，如果生产队的田土都像我这样让社员们包起来种，吃饭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一来，社员们才有奔头，才有希望。人是有希望的，有希望才会去争取，他们的积极性才会发挥出来。你看今年的水稻收成比往年好，大家都感到了希望，干起活来比平时有劲头。当干部的看不到这些，他们不爱想问题，只知道开会，干什么都听公社的。”
　　我说：“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不听公社的听谁的？党的组织原则历来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解放以来就是这样的。”
　　大姐夫说：“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懂，可上面的政策是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万丈高楼从地起，做为地方干部不把下面的具体情况如实反映上去，上面的政策如何符合实际呢？身在基层就要替群众说话，不能光做传声筒。所以我说，你去长沙读书，有时间去省里走走，把我们下面的情况跟他们说说，有许多政策是从省里来的。”
　　我说：“我去长沙读书，哪里有机会跟省里接触？我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他们不会听一个学生反映情况。对下面的情况，他们自有渠道沟通，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一无所知。最近有关农村工作和国民经济工作的政策正在陆续下达，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独立核算的权力下放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据传，安徽省有些地方正在搞责任田，还搞了点自留地，农民开始有了点小自由。不过这些还是传说，还不是中央的政策。中央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大姐夫叹口气说：“中央的政策再好，到了下面就走了样，有些政策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不是你说，我哪里知道什么三级所有独立核算？不过，大队也好，生产队也好，集体经济就那么多，核不核算跟社员的收入没多大的关系。”
　　我说：“你不要小看了‘三级所有独立核算’这八个字，这里面可大有文章。你想想看，这三级所有跟吃大锅饭是不是有所区别？这独立核算跟一大二公是不是有所不同？独立核算把集体划小了，把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分开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都有了一份自主权，有些事情可以不听公社的。”
　　大姐夫这才点头，说：“有道理，照你的解释，中央的政策有些松动了。不过话说回来，我对中央的政策还是有些不放心，别人都说中央的政策好比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天，明天说不定就变阴天了。对中央的政策，还有一个贯彻执行的问题，地方上有些干部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如在聋子头上打响雷。我们农民讲究实际，等到我们从政策中得到了好处，我才相信。”
　　大姐夫在跟我说的时候，时不时发出一声叹息，从大姐夫的叹息中，我感觉到他对现实的无奈，从他个人来说，由于他的这份特殊工作，以及他的精明能干，他的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些，他可以过上平安无忧的日子，可他不满足，他不仅想到了自己，还想到了集体，甚至想到了国家，他在为国担忧。然而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跟党的政策相违背，他一个普通农民，不安分守己，偏要去思考别人不愿思考的问题，这无异杞人忧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