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40、第 140 章 第

　　第十部分
　　（1935-1937）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昭和十年-昭和十二年

　　1934-1935年是平和而又飞快的两年，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件，但人们还尚且没有割舍个体情爱，投入到普遍的生死存亡中来。
　　1934年9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法西斯扩张,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并为应对假想敌苏联，日本意欲通过自治运动在华北建立一个与满洲国类似的“华北国”。除此外，日本在内蒙也开展了自治运动。关东军在内蒙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扶持了蒙古封建王族，并向南京政府提出建立“蒙古国”的要求。由此以来，斯大林开始重新思考对远东的政策。他认为现在远东依旧不能进行“常规建设”，仍然需要一个强权的军队领导，既能对关东军进行压制，也能对蒙古封建势力进行“怖吓”——也许伊万诺夫应该重新回到远东去。斯大林的想法得到了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的赞同，他甚至提议让远东增加更多军备。
　　1934年10月，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吴浩新跟随大部队行进十一个省、十八座大山、二十四条大河、五片雪原。他们的行进长达三百六十八天，平均每一两天就有一次小规模遭遇战，期间丧失四百多名战友，这些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1935年9月，吴浩新所在的部队在陕北延安会师，彼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不得不寄住在群众党春燕家里养病。党春燕是一名延安农村妇女，当过游击队长，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在群众中很有号召力。彼时吴浩新仍然无法走出亡妻带来的伤痛，组织认为其与党春燕的婚姻结合可以更好推进群众工作，也可以让吴浩新尽快从颓废中走出来。在组织的撮合下，吴浩新在延安与党春燕完婚，正式结为夫妻。党春燕很爱吴浩新，然而吴浩新对她并没有爱情。
　　1934年11月，华北自治运动和内蒙自治运动提高了苏联的警觉心，但因彼时刚开展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久，苏联不打算迈入中国的“浑水”。不过为了防御，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君子协定”，该非正式互助安排由伊万诺夫牵头主持。该协定约定：如果苏联或蒙古一方受到军事威胁，另一方将给予援助。在“君子协定”签署后，苏联加大了对蒙古的援助，并在所管辖边境牧民中普及“童子军教育”以应对意外战争的情况。尤金妮亚（周明月）在童子军教育课程中学会了用枪，除此外，她还学会了很多用以应对战争的生存技能，例如“被围困时如何找到食物”。出于一些长远考虑，帕斯捷尔医生让于湘湘（萨沙）也接受了这些教育——他认为男孩得比女孩学更多的防御和进攻知识。
　　1934年12月，基洛夫前往列宁格勒开展视察工作，中央候补委员伊万诺夫一同陪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基洛夫问伊万诺夫是否有意愿“牺牲些自我，于1936年离开莫斯科回到远东去”。伊万诺夫说如果这是斯大林的意见，那么他将无条件服从。在列宁格勒市委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基洛夫和伊万诺夫召开群众座谈会，有一人说他失业多年，多次上访无果。基洛夫说此事会在座谈会后回应，但这个人径直开枪。基洛夫当场被打死，而伊万诺夫因为反应快而躲过子弹。该事件在苏联引起从上而下的震动，苏联内务部门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而斯大林以此为契机加强镇压，扩大对破坏者、恐怖分子、间谍、第五纵队的清查——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将该事件定为“大清洗”的开端。
　　春燕完成了国际列宁学校的初级班学习，离婚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也将她彻底从妻职和母职解放出来。学习令春燕思想发生了激荡的变化，她经历了自我跌宕与苏醒。解放他人的第一步是先解放自己，现在春燕终于明白过去自己为何一直‘被压迫’，但又无法反抗压迫，因为封建残余和帝国列强的压迫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千百年的压迫不会因一朝一夕的幻想而改变，想要反抗，不能单枪匹马，而需要千万万中国人联合起来。基洛夫事件让春燕意识到苏联的局限，她对这个国家的光环祛魅了，并有了回到中国推进革命工作的想法。这种想法不是春燕独有的，也是其他中国同学们共有的：他们约定不久后一同回中国去。春燕想要狠下心和伊万诺夫告别，但他们的感情却仍旧揪扯不清——两人时而会面。公园人迹罕至的小径是碰面的地点，而小公寓的沙发则是共眠的地方。
　　与此同时，小豆子的幼儿园生活快乐又顺利。父母的离婚并没有给她带来影响，反倒带来了更多的朋友和陪伴。妈妈走后，保姆安德娅和米莎老师这对姐妹分别成为了小豆子家庭与学校的“母亲”，即使在基洛夫事件期间，两位“母亲”也把她照料地很好。那段时间，小豆子长得更高，也更胖了。她学了识字、画画、弹钢琴、跳体操；去过几个游乐园，参加过几场郊游，参观过博物馆、科技馆，在幼儿园认识了很多同龄的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宽敞的私人花园别墅。爸爸时而受邀去别墅里和这些家长打羽毛球和网球，他们既是阵营相同的官僚，也是彼此互通的“球友”。而在列宁学校的公寓楼，小豆子最喜欢和妈妈一起抓耗子。抓耗子的游戏经常搞得声势浩大，兴盛的时候一个楼的中国人都会被动员起来。爸爸勉为其难参加过一次，但很快就放弃了——他的眼力很糟糕。后来爸爸在水泥空地上教会了妈妈如何打羽毛球和网球，而妈妈很快就打得比他好了——这大概是因为她抓耗子练出火眼金睛的缘故。妈妈说爸爸是个半瞎子，老是被球砸，真不知当时怎么躲子弹的。
　　1935年2月，张学良戒掉了大烟，也从挫败中振作了精神，幻梦苏醒，他回到国内重新统率东北军。彼时蒋已经有了抗日的意愿，但依旧认为“攘外必定安内”，他命令张学良把东北军调往西北以配合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红军，然而日本行动之迅速与猖狂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1935年5月，日本向华北□□施压，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对何应钦提出一系列要求，形成所谓《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其中包括：罢免有抗日倾向的中国军政人员；取消和解散有抗日倾向的机构；撤退驻华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华北的一切民间抗日活动。《何梅协定》后张学良对蒋请缨抗日，而蒋的再三拒绝激发了他的不满，他的同僚杨虎城也在为这种逃避与软弱而愤怒。
　　1935年7月，日本关东军、华北驻屯军进一步把目标转向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狼子野心越来越大的东京方面甚至要求中国全面消除反日宣传、聘用日本顾问、处理中日债务问题，以及以日本顾问取代其他国家顾问等。对此一片向好之势，满洲国朝野上下一片欢庆，大小株式会社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而开拓团也变得更多。事务交接给予了濠镜打探情报的便利，他提供的情报令杨靖宇、赵尚志领导的抗日革命军取得了几场胜利，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响起了反抗的枪声。因为情报泄露地太快，濠镜被短暂地怀疑过几次，然而他的妻子嵯峨彩却表现得“异常勇敢”，她多次为濠镜作证，甚至公然指责与他相关的流言蜚语——因为她压根不相信自己丈夫会反抗日本。
　　相比满洲，嘉龙所处的上海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出于国际影响的顾虑，当时的日本尽量避免在上海引起冲突，所以嘉龙得以和香雪维持见面。两人见面的交际最初围绕于“洗衣服”，后来聊的话题多了些。香雪提起了“清子”，她说这个女孩和嘉龙很像，爱好是去各个地方旅游，然而当嘉龙具体询问时，香雪又对过往的秘密三缄其口。那段时间，嘉龙得到了一张“香港入境许可”——逃往香港的蒋光鼐一直记得嘉龙是香港人，担心其受十九军之事影响，遂设法搞了这张许可。证明说五年内入港则有效，嘉龙为蒋光鼐的好意而感动，然而他并不打算回香港去，因为南京已经是他的家了。
　　1935年7月，嵯峨彩的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姐姐嵯峨浩与溥杰订婚，其二是她的儿子嵯峨公子学会了走路。然而事情坏就坏在：嵯峨公子是在浩与溥杰的订婚宴上学会走路的。订婚宴非常隆重，浩与溥杰盛装出席，而伊势月作为日本军部代表送上了六个富有意味的花瓶，每个瓶面均绘制了日本如何引领中国摆脱贫困愚昧状态的文明图，分别为：王道开化图、五族协和图、铁路拓殖图、矿业振兴图、皇道教育图、剿匪安民图。然而，嵯峨公子是个手欠的孩子，趁着所有大人没注意的空当，他突然站起来扶着桌子走路，还顺手把桌布扯了。六个奴化中国的花瓶齐落地碎成渣，没有一个幸免。
　　川岛芳子和其他幸存的肃亲王府子女并没有参加这场订婚宴，起因是因为这些人在华北金融动荡中受到牵连，满洲国的华族和商社对他们避而远之，而日本军部也认为这些人失去了情报价值。虽然川岛芳子对其不满，发表过许多抗议言论，但是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还是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并回到日本。据后来学者考证，这些人倒戈下台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施压”，因为他们干预蒙古和中俄边境，而这正是撞到了当时苏联远东的枪口上。
　　在这些王室子女中，混得最好的是“金宪云”，此人通过远东贸易保全性命，获利颇多，后续又趁着家族倒台的契机整合了肃亲王在东北的剩余财产，零零散散凑起来也有一笔数额。金宪云是个懂势的人，他没有拿那些财产一分一毫，而是全登记在“爱新觉罗·显珩（王小珩）”的名下交给了老王。这做法实在聪明，即送了礼，又避了嫌。老王接管了财产，并建议金宪云不要逃回日本。他让琼先生介绍了一份律师工作，叫金宪云举家去美国生活。作为回报，金宪云送给琼先生一幅名为《洛神》的画，画里内容是一名苏州女子在河边浣纱。琼先生对那幅画没有兴趣，客套后就将其扔进了自己住处的仓库里——那里还有很多文物在吃灰。
　　1935年8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法币改革还没有正式开始推行，但中国已经做了许多预备工作。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十分重视，尤其是在西南大后方资源整合，毕竟单有法币改革是不够的。因此在琼先生在完成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工厂搬迁后，他立即投入到了一项新计划里：在未来三年时间里，他要负责在云贵川渝地区完成钨铁厂，炼锑厂，钢铁厂，铜矿厂等资源工厂的建设考察。工作原因让琼先生扩大了旅行范围，除却川渝，他还走遍了云南和贵州。这期间的琼先生至少和以下四个女人有了短暂的露水关系：A太太是重庆人，乃某西南改革委员会会长的老婆；B太太是四川人，是川西地方军阀的老婆；C太太是云南人，是昆明某矿业公司集团董事的老婆；最离谱的是贵州人D太太——她是某彝族土司的压寨夫人。和娜塔莉亚一样，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都帮助琼先生解决了一些棘手事情。“人妻琼”女人缘一直很好，这些西南女人们让他顺风顺水，但是除娜塔莉亚外，他并无和任何一个女人发展为婚姻关系。
　　1935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中等学校教育补充条例》——这也是配合经济改革所行的教育举措。在经济改革中，政府意识到中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将生产力和制造力低下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完成中等教育的劳动力不足够，而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国民政府鼓励外籍教师的加入以补充中国本土师资不足问题。中学生人数持续增加，画匠所带预科班学生人数变得更多。他用了很大心思加强自己的班级管理，并逐渐适应班主任的工作。同一个月，桐岛金陵（赵金陵）顺利通过升学考试，入学金陵女大美术系就读。而王小珩也顺利通过了升学考试，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初中生。进入青春期的王小珩越长越像老王，兄妹二人相貌哪里都是一样的，只是王小珩长得很矮，身高一直停留在一米五二左右。升入初一后，王小珩的心思一直不在学习上，考试门门挂红灯。画匠惆怅她无法上高中，而王小珩却乐观得很：大不了就不读了。此言论受到了老王的棍棒再教育，最后晓梅在护士宿舍收留了她几天。当时关振华所处的飞行队飞离南京，他也和晓梅告别。自之前荒唐的“离家出走”后，二人表面上断了联系，实际的恋情却一直在“暗度陈仓”。两人没见过几面，一直在依托书信谈恋爱。分别的时候晓梅在护士宿舍里大哭了一场，她害怕振华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王小珩却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考试挂科了”。
　　1935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要推出《兑换法币办法》，废止银本位，统一发行“法币”。然而，法币改革让奸商们看到了抬价居奇的好机会，官员们也大发国难财。他们和不法商人相勾结操纵部分商品的价格，以致粮价一时猛涨，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除此外，地方政府也对法币改革执行不一，“散装的中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例如山西发行了高达四千万余的地方纸币和南京政府作对抗；西南政府更是对法币表示明确抵制。老王与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陈济棠依次通信，然而阎白李陈皆没有提法币改革，反倒是问老王“蒋先生对持久抗日有何意见”，老王说“不容乐观”，几人遂说服老王加入到他们的抗日阵营。
　　南京政府关于“是否抗日”产生的分歧不仅与此。汪精卫在1935年前后担任行政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长，是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重要负责人。比起抗日，他偏向中国放弃对日抵抗进行妥协。1935年初，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后，汪精卫政府宣布停止抵制日货，并推动中日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对于汪的做法，彼时蒋赞成一部分，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日本全面战争，所以面对此前日本在华北的压力，蒋选择避免立即军事冲突，例如《何梅协定》后，蒋下令让南京政府从河北撤出部分军事和党务力量，日本由此扩大了对华北的控制。
　　老王向军事参议院汇报了分歧情况，这次唐生智站在了蒋的对立面：他计划进行抗日准备工作，包括军事训练、国防计划、江浙沪一带工事筹划等。在法币改革工作有了起色，被蒋转手移交给宋子文后，缺乏人手的唐生智找准了机会，及时将老王从经济部门调到了军事委员会执行部负责抗日准备——这点并没有取得蒋的同意，唐属于先斩后奏。不过老王没有犹豫，他认为蒋在联同汪把中国推往深渊，而这不是单靠经济改革就可以挽救的。
　　1935年11月1日上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汪精卫致开幕词，宣布了新的人事调动，并邀请唐生智和老王上台发言。这是一场久别重逢的会议，因为张学良也在场。蒋当时坐在台下，听闻张学良和唐生智都支持持久抗日，而老王也被唐擅自调动，脸色一时很不高兴。在老王发表新就职宣誓时，原十九军军人，当时以晨光通信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刺客孙凤鸣举起枪高呼“打倒卖国贼”，他本要开枪射杀蒋，但因为蒋坐在昏暗的台下未找到，情急之下孙只能朝着台上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被枪伤左颊、左臂及背肋三处。当时老王查看其情况，汪血流不止，却对老王笑说：
　　“老王，你知道以后怎么做吗？”
　　蒋在众人保护下上台，汪抓住蒋的衣袖喘息道：
　　“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汪的卫兵向孙开枪，孙中枪被擒。蒋下令奋力抢救孙，医生每小时注射强心针，但次晨孙仍因伤重在南京中央医院毙命。
　　1935年12月，北平大中学生走上街头，反对华北自治，要求抗日救国。游行学生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部分学生被捕或受伤。之后学生们又举行更大规模示威，该运动迅速扩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杭州等二十多个城市，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一二九运动浪潮推使苏联的中共们一同回到了中国，其中包括春燕。道别向来是件难事，春燕和伊万诺夫为此大吵了一架，伊万诺夫说春燕要是现在回中国去，那他们以后就再也不要见了。然而现在的春燕已经下定狠心，她还是选择了离开苏联回到了中国东北——伊万诺夫因此陷入了彻底的悲观和消沉。
　　1936年1月，蒋带领孔祥熙与对苏联进行谈判，孔祥熙巧妙的谈判让苏联改变了看法：现在压制日本是苏联稳定蒙古的需求，而非中国的请求。蒋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而此后苏联中央以基洛夫事件影响为由迅速取消了伊万诺夫的中央候补，并让他先以“满蒙事宜顾问”的身份前往中国以协助蒋——这意味着伊万诺夫将常驻中国东北。斯大林原认为伊万诺夫会对该“降级”提出抗议，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伊万诺夫一口答应，他当即就振作了精神，并带着狂喜踏上了去中国的飞机。小豆子也被带走了，她全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以为他们只是要搬一趟很远的家，而妈妈是先去中国“找新房子了”。
　　现在，让我们从1936年讲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