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拿枪》流川

4、第四章

　　安东（现在的丹东市）与新义州仅一江之隔。江宽约二百米，原被炸毁的大桥废墟犹在，成了美国侵略朝中的铁证。一座新的大桥在它一侧正频频通车。在江畔踞石而坐，可见对岸朝鲜人走动劳作。人们一律紧身小袄，男裤肥大，女长裙则高吊过胸。他们在江边汲水、洗衣或者架着小舟捕捞。我们“抗美援朝不过江”，与对岸可望而不可近。

　　浪头，原为市郊的一个小村，有群山环绕，需驱车曲折进入机场。空六师移师于此，并与苏联空军部队为邻。苏军也穿着中式的棉军服，碧眼黄发，鼻梁高高，说他们是中国军人也可以勉强冒相，因为中国有很多民族，俄罗斯族和维吾尔族都是这个相貌。不过，如果开口言谈，他们一口俄语便会暴露身份。中苏两国军人日常也会有接触，一些中国战士也学会几句俄语与之做简单的交流。如“达瓦许里 ”（同志），“绍达子”（士兵），“戈比里”（军官），“玛达姆”（女性），“古斯古斯”（吃），“赫勒嗦”（好）......等等。

　　我军与苏军各自独立作战，统一受联司指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随着中国空军的迅速壮大和苏联空军的逐步缩减，中国空军已经成为空战的主力。而在朝鲜空军中居然有个21岁的驾驶员驾米格15投敌，让美方拆机检查研究，彻底泄密。该叛徒卖国求荣，获美国重赏（哪里值得上该飞机的万一！）后，认贼作父，移居美国成了朝裔美国人。

　　我师驻浪头机场后，其时板门店的谈判仍在进行，但双方打打谈谈，摩擦不断。尤其是空中的交锋，始终是双方争战的重点。美方总想攻破“米格走廊”，我空军则寸步不让。敌来我必打！双方的装备均在升级。美方的F-84早已换成了F-86佩刀式，我方也由米格15升级为米格15比斯。一批空战英雄如张积慧、王海等令美军闻风丧胆。一批批航校新毕业的年青飞行员，不断地补充进来，经受锤炼。

　　塔台的工作，仍一如既往。因为一线出战频频，全师各部一切为了空战；每当捷报传来，大家会激动跳跃，奔走相告；但也会有战友腾空后就永远回不来的，大家会为之默哀。当时的空战，双方都靠目视，需要“能见度”，所以夜间无空战。每天晚饭后，会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和肢体。

　　我喜欢在这时候散步于操场，练练双杠、荡荡吊环，转转虎伏，或吹吹口琴，哼唱几首喜爱的歌曲，自得其乐。经常会见到有几位飞行员，手执米格模型，在演练空中编队，模拟绕行、升空、俯冲等动作。他们也会说说笑笑，在器械上翻转、锻炼。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操场上散步，一面用口琴吹奏《共青团员之歌》，正忘情地陶醉于美妙的旋律之中。当一曲吹完，只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吹得好啊！”

　　“吹着玩的。”我一看是一位飞行员，手里还拿着一架飞机模型。

　　“能吹一首《海港之夜》（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吗？”他问道。

　　“没问题！”我接着吹响了前奏......

　　“别站着啊，我喜欢边走边听。刚才你一路吹奏，我已经一路偷听了呢！因为不愿意打断你，所以一直没打招呼。接着吹。”

　　我们并肩而行，他顺着旋律的起伏，摆动着双手，轻声地和唱，嗓音浑厚有穿透力，乐感很好，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是他，那次联欢会上，随着我的独奏上台来唱歌的人。

　　“......亲人的蓝头巾在飘扬。”唱到结束，我们热烈握手。

　　我说：“听口音，你是南京人吧？”

　　“是啊，你呢？”

　　“上海人。”

　　“怎么一点也听不出上海口音呢？我们部队也有不少上海人，虽然都讲普通话，但一开口就能听出来，呵呵，就像我一样。”他笑道。

　　“我从小喜欢唱歌、演话剧，见谁就学谁的话，所以......就这么混过来了。”我想了想又问到，“你是南京人，那一定是在南京读的书吧？”

　　“是啊，南京人，人称‘南京大萝卜’，土生土长，所以乡音难改。你呢？”他答道。

　　“我也在南京读过书。”

　　“什么学校？”

　　“南大附中，也就是原来的中大附中。”

　　“原来我们还是校友啊！”他惊喜道。

　　“我是1948年考上中大附中，读初一。”我的话还没说完，被他打断了“那年我读高二。”

　　“那年我才刚满十三岁，带着一大堆行李铺盖，坐三轮车来到校门口。好不容易办好了注册登记的手续，但看到校园这么大，就愁起了我的宿舍在哪里？正当我为难之时，突然有一位高年级的大同学，扛起我的行李，就把我送到了宿舍，直到把东西在床上都铺放好后，拍着我的头说‘欢迎你，新同学。我还要继续去忙呢。’我都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他转身就走了。那个人是你吗？”我一口气地问道。

　　“我当时是参加过这次义务劳动，不过接过的新同学多了，也记不住每个人的相貌特征。当年能考入这所名校是很不容易的，我只是愿意为新来的小弟妹们尽一点当哥哥的责任......”

　　“这是我进入母校的头一个遭遇，使我至今难忘。记得当我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好后，也邀约了新同学去校门口，接着帮以后来报道的同学搬行李，干得特别开心。这大概就叫助人为乐吧。

　　我们不在一个年级，各自都有不同的课程。不过，在课余时我喜欢看大同学打篮球、排球，还有垒球。你们高年级的垒球打得特别精彩，一个漂亮的动作，一挥棒子，啪的一声，球飞得老远老远，让对方拼命奔也接不住。你们的体育老师是...... ”

　　“姓李，叫李琳文。”他接过我的话头。

　　“对啊，李老师也教过我们。不过，我总也打不着。握着球棍也摆出那么一副架势，眼看着投球手扔过来了，还没等出手呢，就被接球手给抓住了。”

　　听我说到这，他的兴致来了，接着说到：“我就特别喜欢玩垒球，还有各种田径运动。李老师当初很看好我，曾建议我毕业后报考中大体育系，我还答应过他。”

　　“我们那时候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你们一甩手打出一个好球了。大概是你，总能把球打得老高老远，让对手跑得直喘气，迎来场上一片欢呼声。总有几个女同学，尖叫着跳起来...... ”

　　“是啊，”他接着说到“我们无意中也发现了那几个高二丁班的女生，每次打球都有几个熟悉的面孔躲在人后面。有时候偶尔目光相对，她们会慌张地躲开。管她呢，反正有人观赛，我们就特来劲。”

　　“有女生捧场，那就更加斗志冲天了吧？！”我笑着问到。

　　“那时候也没有多想。这些同学，也早该毕业了。现在有可能就读于高等学府，或者已经为人妻室，我真希望她们能快乐！”

　　“那你怎么会当上驱逐机驾驶员的呢？”我接着问到。

　　“一九四九年过了暑假，我已读到高三。开学后不久，有消息说中国要成立空军，招收高中程度的学生。我们几个同学找到校党支部一打听，确有此事。我们几个反复地考虑，有的同学说自己体质不好，也有的家长不赞成。到最后有五位同学报了名，通过体检和审核的只有三位，连我在内。”他答到。

　　“当时我也听说过此事，我是低年级的学生，和这事都扯不上边，也不知道你的名字。从那段时间后，我还奇怪怎么再也没看到你打垒球了？”

　　“当时，校方为了避免在同学中引起波动，没有大肆宣扬，只是在各自的班级，准备了一大堆花生，泡了几杯茶，坐谈欢送。一位会弹吉他的同学，边弹边唱，就是你上次独奏的那首《快乐的人们》，给我们送行...... ”

　　“所以，开联欢会的那天，你唱得那么投入、动听又感人啊！”我恍然明白过来。

　　“小兄弟，谈谈你吧！”他接着说到。

　　“我在南大附中，只是个‘小八腊子’，懵里懵懂，啥事都不懂。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所以也无所谓成绩的好坏。只是解放后我觉得什么都新鲜，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课外活动我都参加。”

　　“我记起来了，好像当时的腰鼓队里就有你这么个小不点。”他笑到。

　　“那哪能少得了我呢！你们高中部也有不少同学在其中，我记得有楚钰辉、陈润声、徐澎声...... ”

　　“徐澎声是女体育老师金引璋的儿子，他和我同班，我们很要好。你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什么时候也参了军？”他问到。

　　“五零年，你一定知道，中央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发动起来。光我们学校，一下子就送走了二百多个同学。这个浪潮，终于在五一年初把我也给卷了出来。凑巧的是，你的同学徐澎生，和我都进了空军通讯学校，我们不在一个专业，我比他先毕业分配，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答道。

　　“说了半天，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互通姓名呢。我姓甘，叫甘海林。”他说道。

　　“像大海和森林那么壮阔，好志向。我呢，虽然不是南京人，却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叫刘宁仁，是仁字辈的。我还有个小名，这可是不太愿意告诉别人的，怕人笑话。”

　　“叫什么？说出来看看我会不会笑！”他好奇道。

　　“叫‘都都’。”

　　“哦，我明白了。你生在南京，那个时候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嘛。很有历史意义，比那种叫‘啊猫’、‘啊狗’的，要好多了。要不是我们都是军人，我真想叫你一声‘都都弟弟’。我有一位战友，叫刘图仁，会不会和你？唉，你们还真有点像啊！”

　　“刘图仁，是我大哥啊！他也在我们空军，可我一直联系不上。你能告诉我他的情况吗？”我又惊又喜。

　　“慢，别激动。这茫茫人海，同名同姓者多的是，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哪里去参军的吗？”他急忙说。

　　“我算算，也正是你参军的那段时间，我姐姐从上海来信告诉我，说大哥从苏州工专投奔空军去了。当时，他在杭州笕桥航校...... ”

　　甘海林一把抱住我：“没错，正是他。”

　　然后，他稳了稳情绪，接着说：“我们参军后，都在笕桥航校受训。江苏省的同学首先在上海集结。我看到从苏州来的同学中有一个人，显得忐忑不安，不像别人那样兴奋、激动。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也不下咽，时而发呆、时而叹息，一付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想我们都是同龄人，今后还要一起共事，便过去跟他聊了起来。

　　他说，他从小失去了父亲，现在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上海。大弟弟已经参加‘南下服务团’，随军出发到福建去了；小弟弟独自一人在南京读书，在那里举目无亲，年纪只有十四岁，不知道能不能照料自己；妈妈是自己开业的助产士，在上海没有固定的收入，年近五十要负担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十分困难；妹妹正在读高中，每年的学费都难以为继。他这次毅然参军，一是因为曾经历过日本鬼子血洗南京，知道当亡国奴会是怎样的下场；二是上海解放后，屡遭国民党空军轰炸，亲眼看到工厂损毁、居民死伤。说到这里，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帮他擦干眼泪，叫他深呼吸，慢慢说。

　　他说国家解放才几天，敌机就来轰炸。而我们也只有少量的高炮、高射机枪来还击。建设一支空军真是太迫切了。他参加了空军，妈妈就再不用为他的学费而发愁，他家就在上海卡德路（现在的石门二路），离我们的集结地很近。他想回家看看妈妈和妹妹，因为到现在他还没告诉过家里参军的事。但是，当时领队已经宣布，我们的行动是军事秘密，谁也不能离开集结地，他是个军人，知道这事没有商量，除了服从就是执行。过家门而不入...... ”

　　“从此后，我们成了挚友，又正好编在一个中队。你大哥为人忠厚、诚实，为大家办事出力很肯干。他的美工很好，队里出墙报、黑板报，都是他做美编，那些刊头、插图，真有点丰子恺的味道。他也吹得一手好口琴，就在那时航校组织的晚会上，我们中队编排了一个‘农作舞’，就是他用口琴伴奏。有其兄必有其弟，听你们二位吹琴，真有感染力。”他回忆到。

　　“你们那时也是男扮女装吗？”我想起来问到。

　　“你还真说对了。在航校里训练的空勤、地勤人员，清一色的都是男生。我在舞蹈中就是扮演一个村姑，头上戴块花毛巾，腰里系一块围兜，扭起小步子...... ”

　　“呵呵，怪不得你们飞行员跳‘采茶扑蝶’动作时，姿态还真有三分逼真呢。是你编导的吧？”我问到。

　　“见笑了，逗乐而已。”他得意道。

　　“我后来知道，你大哥在牡丹江黄河部队。但是寄信给他，他又转移了。我们在航校，首先是政治、军事的基本训练，等到要分专业了，因为你大哥是工专生，有机械方面的底子，就改学航空发动机、空气动力学等科目。后来，他就成了一名空勤机械师。结业后，会分到空运、轰炸师去服役。

　　对身体条件要求最高的是飞行员，特别是驱逐机驾驶员，百里挑一把我选上了。我们当初学飞行是什么条件啊！尽是摆弄那些缴获的，或是投诚过来的老飞机，型号、性能都不一致，美国的‘野马式’还算比较好的。当时汽油短缺，甚至还用酒精来代替过汽油。教官主要是一些起义过来的老飞行员，甚至还有日本人在做教官。

　　学业期满，你大哥被派到东北，我被派到福建前线的一个空战师里服役。在出发之前，你大哥本想请假先回趟上海探亲，我也想回南京去探亲。但各部队来接人的代表都到了，并都已办好了车票，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我们握手道别后，开始还有些书信往来，因部队经常转移，我们也失去了音讯。

　　朝鲜战争打响后，美国人开的是喷气式，我们仅靠几架老旧的螺旋桨飞机，无论是高度、速度、还有火力，都处于劣势。当苏联卖给我们米格战机后，整师、整团都开始装备起来时，我又被抽调去学习这种新战机，去年才再次毕业，现在给中队长当僚机。”

　　“那你驾驶的是红057号吧？”我知道为了保密，这种话题是不能探讨的。但塔台每次都要和飞行员校波，其实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语气、音质都能够辨别，所以是不言而喻的。“你们中队长已经有五颗红星了。”我又多嘴地加了一句。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一颗红星都没有？”他笑眯眯地问到。

　　“我不该这样问，真对不起！”我猛地醒悟过来。

　　“你不必说对不起，有话尽管说好了。不光是你，很多人都这么提起过。你知道，有句话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我马上接上。

　　“对，如果把长机比喻为螳螂，那么僚机就是专门对付‘黄雀’的。长机的战功，绝对离不开僚机的。我给中队长当僚机之前，他已经有三颗红星了。在一次空战中，他的僚机掩护他进攻，却挨了美机的炮弹，总算是奇迹般地飞回来了。但那个飞行员伤了腿，从此结束了飞行生涯。”

　　“那么，他后面的两颗红星是你们配合作战的结果了？”我傻呵呵地问到。

　　“对，虽然红星涂在他的飞机上，光荣榜上挂的也是他的照片。但我始终认为这光荣有我，也有你和大家，我们全师，甚至全国老百姓的功劳。”他接着说到。

　　“这战功有你的一份，自是不争的。但还有我，还牵扯到千千万万人的头上，那就...... ”我又说到。

　　“每当我坐进机舱，听到你们塔台的问答，就知道你们在为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在塔台的指挥下平安降落时，则将是地勤人员又一轮辛劳的开始。全师各部门，各工种都在为我们服务。我们在空中，一按炮钮，这射出去的就是全师的力量。如果，我上了天，不去保护好长机，而是只想着找机会给自己添上一颗星，那就没资格当一名飞行员！”

　　“你的话，真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不早了，咱们都回去吧！”我怕影响了他的休息。

　　“好啊，明天我还要战斗值班。我们以后再聊。哦，对了，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他又想起来什么。

　　“我能帮你什么忙？”我奇道。

　　“老大哥（指苏联空军师）那边，有一批飞行员就要回国了，为了两国的友谊，师部邀请他们过来，和我们飞行员一起联欢。就在明天晚上，在我们飞行员俱乐部里，我准备唱那首‘海港之夜’。刚才，我们已经合练过，我想请你到时候帮我伴奏，行吗？”

　　“这还用说吗？我是一百个愿意。可是，你们俱乐部，我怎么进得去？”

　　“这你放心，我都会安排好的。政治部通知我们搞这个活动时，我就请示过政委，说到时候要请一个人来伴奏，他答应了。既然你答应了，我再去打个电话，明天会有车来接你的。好好准备啊，都都弟弟！”

　　第二天，天高云淡，空气清朗，能见度无穷大，正好轮到我值班。当我和战机一一校波时，又听到了红057号的回答，多么熟悉的男中音啊！我心里多么想再加上一句“一路平安”，但通话纪律不允许，只能OK 一声。我小心翼翼地提高了两个分贝，又延长了零点三秒，为战友送行。

　　后来，雷达显敌情，我机迎战。空战中，破敌阵，有战绩，有伤亡，红057没有归航......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