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温柔》自由往来的快乐99

9、1 （二）我不

　　（二）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
　　我做什么？
　　——《费加罗的婚礼》

　　到了异国他乡的人，面临第一个问题不是张口吃饭而是开口说话。
　　有个托福考六百分的留学生，一到美国去麦当劳买吃的，他对自己英语的会话能力和听力也相当自信，排队站到了柜台前，准确无误地报上一个套餐编号。里面的美国小伙随口问了句：“That’s it?（就这些吗？）”这位老兄愣住了，不明白要他“再吃”什么？语言不是照本宣科的东西，它在特定环境里有特殊变化，不是背单词背课文能掌握的。
　　像我这水平到了美国，别说“托福”这一个词都拼不出来，连数数都过不了十，等于一个文盲加聋哑人。别无选择，到安娜堡第二天，我被妹妹送进了语言学校。

　　这是一所属于安娜堡小城的成人教育学校，主要教授语言课程。安娜堡可算纯粹的大学城，所有设施与周边地区全都围绕密西根州立大学而建立。
　　到这来上课的学生都是安娜堡的居民，不论定居的短期的，都跟密西根大学有些关系。因此，入学手续并不复杂。
　　我在办公室拿到一份考卷，需要通过笔试和听力测试。负责登记注册的小姐非常亲切，虽然胖得离谱还有满脸雀斑，说起话来却细声细气婉转动人。我妹妹翻译说她叫我别紧张，考试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现有的英语程度，安排适当的班级。
　　我还是有点紧张，就怕丢人现眼。试卷里包括考听力的全是选择题，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始瞎蒙，从头蒙到尾，比规定时间早二十分钟完成了所有选择。结果出来了，没有分数，没有一年级二年级，我被编在某个班，英文的我看不懂。问妹妹，她鄙夷地说是最最初级的班。
　　我说那又怎么样？所以要学习嘛，美国人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英语。妹妹学美国人样翻了翻白眼，让我放学自己坐巴士回家。她开着一辆喘气咳嗽的小破车，自己走了。
　　嘴上说能怎么样，跟在胖妞大屁股后面往初级班走的时候，我还是难受了一会儿，想着妹妹刚才的神态，真让人无地自容。我不由得缩起脖子觉得抬不起头来。
　　初级班教室在走廊尽头靠东边操场，途经其它一个个教室，传出阵阵嘈杂，混合着世界各地的语言。我用眼角余光扫了扫，满足一下好奇心，生怕被人记住了面孔知道我是初级班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走进那个教室还有一段奇缘等着我。

　　拐进一道门，迎上来一条花裙子，办公室小姐挪开她的身躯，我才看到这位老师的脸。皮肤很白的白人，栗色的眼睛和金黄色的睫毛，浅褐色的头发梳成马尾辫，她笑容可掬地过来搭我肩膀，薄薄的嘴唇里亮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可以做牙膏广告的那种。我的登记表格到了她手上，算是这个班的学生了。
　　放眼再看班上其它同学，大约有十几二十个，分散在摆成方框型的长条课桌边，中间一块空地连着讲桌，乍一看不像课堂像开茶话会。学生有各色人种，男女老少，一概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像出席什么国际代表大会呢，实在可笑。我也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自己找位置坐好，摆出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尊容。
　　没有上课铃声，老师看看墙上的钟，送走了办公室小姐关上门走到讲桌旁。
　　她说了一串话，大概是说开始上课什么的，下面学生没啥反应，估计和我程度相当，都听不明白，都直愣愣望着她。只见她自顾自开怀大笑，继续自说自话，想必是当久了初级班老师，练就了如此超然地对牛弹琴而自得其乐。
　　然后，她的目光转向我，让我脸上温度失去了平衡，有点发烫发热。她的眼睛很温和，看出了我的惶恐，一转身她到黑板上写了几个巨大的字母：“Sarry”，目不识丁的我以为是“Sorry”，不明白她有什么对不起我们。后来闹明白那是她的名字，叫沙瑞。

　　沙瑞老师递给我一张对折的硬纸片和一支大水笔。四下里一望，每个同学的桌前都立着同样的硬纸片，写着每个人自己的名字。我按标准写好了放在面前。刚想喘口气，沙瑞示意叫我站起来，念自己牌子上的名字，并且作简单的自我介绍，用英语。我傻在那里，手和脚都没地方放，觉得全班人正虎视眈眈看着我出洋相。
　　旁边再旁边一个女同学说话了，“每个人刚来都这样，说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就行了。”
　　沙瑞用食指挡住嘴巴，示意那个女同学别说话。后来才知道，沙瑞规定在这里杜绝同学间说母语，杜绝使用各国的字典。
　　其实我能说两句简单的英语，虽然在国内的中学英语考试从来没及格过。含含糊糊说完，也算蒙混过了关。接下来，每个同学挨个向我介绍他们自己。
　　我能听出来的国家有几个，比如中国、墨西哥、俄国、韩国、伊朗、小日本……
　　沙瑞在黑板上写下几条用于自我介绍的句式，大家又跟着读了几遍。真叫依呀学语，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看上去一个比一个低能，我也觉得自己像弱智。
　　教室里的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纸片，写着斗大的英文字母，常用人称，常用动词变化形式等等，还有看图说话，像幼稚园。沙瑞上课的语气因此而颇有幼教老师的风范，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她逼着每个学生开口说话，不管如何生硬或者词不达意话不成句，她都饶有兴趣凭空想象猜测着种种学生发言中的异国风情。
　　教室中间宽敞的空地是让她连比划带动作的活动场地，让我们观摩她的哑剧小品，当然她是说着话的，我们听不懂能看懂。这样日积月累，学语言变成了很生动的事。

　　第一天上课，我不得不感慨沙瑞是个非常好的启蒙老师。
　　她鼓励我们要敢于开口，勇于表达，然后要求不管句子多么简短，不管词汇量多么贫乏，必须字正腔圆，发音标准。每提一个问题，她会绕场一周挨个跟每个人对话，纠正发音，根据她推测的意思补充句子。她说的第一遍我们听不懂，她马上换一种方式说，还不懂，再解释，如此反复又配以形象化的动作表情，直到每个学生都点头表示明白。所以一堂课围绕一个话题都讨论不完，比如她叫我们说出自己名字的来历，就要听每个人讲一段故事。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听懂了很多英文描述，还有一些表达中常犯的语法错误。没有死板的灌输，只有轻松的交谈和愉快的交流，从中却能学到更多有用的语言技能。我喜欢这个老师，庆幸被分到这个班上。
　　后来，有几天沙瑞生病，一个中年女老师来代课，发下一堆学习资料，全被我们当草稿纸乱写乱画。等沙瑞回来，全班同学更爱她了，没人怕她的感冒会传染。沙瑞很感动，说也很想念我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不知是伤风还是伤心。

　　走出校门好些年，我不是个孜孜以求的好学生，可在这里如沐春风细雨，格外滋润。
　　我恍然大悟，从前不好好读书都是被老师害的。得出这个结论，我更加勤奋，上课积极主动，踊跃发言，主要表现在跟沙瑞老师胡搅蛮缠，专拿刚学到的语言逗乐，属于班上头号搞笑选手。不过，沙瑞很喜欢我制造的气氛，配合她的灵活教学。
　　她介绍美国的国旗国歌，我会问她：美国国旗为什么只有星星没有月亮？
　　谈到土拨鼠报春，美国有个土拨鼠日，我问有没有苍蝇日，报告夏天的到来。
　　通常我能让沙瑞笑得前仰后合，用高八度的声调拐着弯叫我大名，然后乐呵呵地解说半天。有时她也会拒绝回答我的忽发奇想，笑完了鼓励全班同学向我学习。
　　我的英文表达能力在班上进步最快！

　　从课堂里出来，我就感觉穷极无聊了，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日子。
　　人生地不熟，没有工作没有车没有钱没有朋友，更没有娱乐，生活里一片空白。
　　每天，我搭上门口大巴士，坐到总站，换另一班车才可以到达学校。路上半个多小时，我通常戴着随身听耳机，来来回回放REM的专辑，是从大堆完全听不懂的英文盒带里挑出来的，喜欢他们既沧桑又充满幻想的音乐。独特流畅的吉他伴奏在那段时期充斥耳膜，陪伴着我一天又一天的路程，以至于后来只要听到REM的音乐，就会重现大巴士上一路看到的风景，重新咀嚼那时的寂寥心情。

　　上课时，我总是百无聊赖地观赏同学身上的异国风情。
　　来自伊朗的大婶，每天换一块花头巾，搭配不同颜色的长袍，能到美国的中东人应该算是有钱有文化的，所以很重视仪态。
　　墨西哥女孩只能用琳琅满目形容她，耳环估计在三对以上，稍微一动脑袋就叮噹作响，手上戒子最起码有八个，估计她的十指从来没并拢过。
　　从欧洲来的，要么很时髦很现代，要么很正统很讲究。有个从北欧独联体来的女同学时常坦胸露背，性感得呼之欲出，把班上默默无闻的男同学引得直咽口水。
　　两个韩国女同学喜欢穿穿小名牌，POLO什么的，言行很是拘谨。
　　印度女人很不习惯冬天，因为没法在户外展示她们身上的轻纱薄缎，一进教室脱了外套才露出花枝招展的长裙，扭摆着快冻僵的脖子。
　　中国同学，不约而同爱穿国产羊毛衫，五颜六色带花的，单纯的鲜艳。
　　我属于例外，首先痛恨羊毛衫，箍在身上冷不保暖一热就捂汗。然后我很快发现在这里室内暖气足，里面最好少穿点，外套要厚出门才挡得住风寒。我爱穿衬衫，白衬衫牛仔裤。班上同学中我是最朴素的。偶尔翻点花样，会套上一件手工编织的鸡心领毛背心。
　　我和每个女朋友分手，都要求她们给我织一件毛背心，所以我有七件不同颜色的。
　　记得从穿衣服可以自己作主开始，我就专挑男孩的款式。
　　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体现男女平等的一大进步是女人穿裤子，以及后来的裤子统一用前门襟。记得我第一次穿上美国带来的牛仔裤，大街上学校里绝无仅有，美得我好些天撅着屁股走路，惟恐别人看不见两个大贴袋。

　　这里的冬天很漫长，积雪覆盖着积雪，没有棱角没有色彩的世界。
　　人也变得麻木而单纯，没有方向没有欲望。
　　土拨鼠在睡觉，某个温暖的地方，他们一定是两只或很多只依偎着取暖。
　　我一个人走向公车站，积雪没过脚背。我有一双高筒大头皮靴，名牌的，标记是一棵树，最适合雪地里穿。这是来美国以后妈妈送我的最好礼物。她还送我一个电子英汉词典，沙瑞规定上课不能拿出来，平时却很管用。妈妈在更北边的东岸，靠近纽约。
　　我并不想她，这么多年习惯了没有妈妈。我想爸爸，他还在中国。
　　妹妹，几年不见成人了，半个美国人，说话夹着英文，我听不懂常被奚落。她大学快毕业了，成绩优异，拿着全额奖学金，准备继续读硕士博士，可她书读得越多越不近人情。回到家我们形同陌路。
　　孤独的感觉不是因为没有家人，来这儿以前我可是呼风唤雨朋友遍天下的。
　　我叼着烟等公车，几个陌生面孔的同学走过来。我的同班同学基本上有车或有人接，和他们也只是认识，不能算朋友。

　　上公车的时候和一个戴眼镜大男孩走到一起，堵在门口他让我我让他。上了车坐在同一排椅子上隔着过道。我猜他是中国人，一问居然也是从上海来的。大老远的老乡见老乡，我们在车上聊了起来。他也挂着一付耳机。
　　我问他听什么？他说张学友，最新专辑，女朋友刚从上海给他寄来的。
　　他问我听什么？我说带来的旧歌听腻了，随便翻了一盒英文歌，还不错。
　　我们交换耳机，听到了终点站。要换不同巴士，下车道别，我们交换音乐CD，各自带回家刻录。约好了明天在学校见面，他在中级班，叫“STEVEN”，他就是吴思迁，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朋友。

　　第二天，下了课我站在走廊外抽烟，吴思迁过来讨了一根，点燃猛吸几口，说是憋了很久了。我们在雪地里跺着脚，看一股股清烟飘升起来，消失在白茫茫的视野里。
　　他说住在阿姨家，必须行为检点，哪敢揣包烟在身上？
　　我们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一起怀念上海的风光岁月。
　　上海的早点，生煎包，大饼油条，葱油拌面……上海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市井风情，晾晒出来的衣服迎风飘扬色彩斑斓，到处飘散的诱人气息……上海的娱乐场所，带弹性地板的迪斯科舞厅，KTV包房，桌球俱乐部，通宵电影……上海的生活，谈恋爱，睡懒觉，打麻将，吃宵夜……最主要是朋友圈子，一呼百应。哪有寂寞、空闲、感叹的时候？
　　接下来又开始抱怨美国这破地方，到这简直是被流放，服苦役。
　　你一言我一语，时而愤慨，时而激动，时而叹息，恨不能说上三天三夜。
　　从下课聊到放学，一起坐公车一起逛小城，我和吴思迁两个无所事事的上海小混混，算是他乡逢知己，一见如故了。

　　几天下来更加无话不谈，可算是找到搭档了，放学以后逛到校园的商业街，坐进一家暖融融的咖啡店，看着外面的冰天雪地吃冰激凌。
　　听他讲完了上海的女朋友，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很自然的问题到我这就不自然了，不过凭我的判断，吴思迁应该能够接受我的情况。和他交往中不知不觉早有了称兄道弟的感觉，只是他有点木讷没直接反应过来。
　　我把冰激凌送进口里，含含糊糊地说：“你觉得我会去找男朋友吗？”
　　“你说什么？”其实他一定听清楚了。
　　“你觉得我会去找男朋友吗！？”
　　吴思迁一对小眼窘迫地在镜片里看着我，尴尬地笑了笑，说不出话来。
　　我坦然地往后靠了靠，说：“有过男朋友找我，不过，我只找女朋友。信不信我在上海的女朋友比你还多！”
　　吴思迁差点让一口冰激凌噎住，眼看着他硬把那块奶油冰霜咽下去，瞪起小眼珠。
　　我继续关注他的反应。
　　“我以为大冬天吃冷饮够意思了，原来你还有更刺激的。”

　　吴思迁夸张地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我想都不敢往那想，你居然自己坦白了，佩服佩服，……稀奇真稀奇，”
　　“大惊小怪！还来美国混，有什么稀奇的？不就‘五肢不全’，有点残疾吗？”
　　“五肢不全？”他翻了翻小眼珠才恍然大悟：“哦……哦！有道理有道理，亏你想得出来！佩服佩服，没想到来美国才三个月就让我碰上了，还是阿拉上海人。”
　　“又来了，什么叫碰上了？我是头上长角的怪物啊？”
　　“没……没这个意思，我以前听说过，可没想到认识了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啦？和普通人一样吧？”
　　他憨笑着，看看我，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那样？”
　　我开始不耐烦，“你这人真没劲！什么‘你们’‘我们’‘这样’‘那样’？直说嘛，同性恋，对不对？”
　　“对啊，为什么呢？很好玩吗？”
　　“去你的！能好玩吗？天生地养我也没办法！苦恼着呢。”
　　“那就试着改过来，何苦自找烦恼，被别人当作‘异类’。”
　　我简直火冒三丈，听到的话都那么刺耳。
　　“什么叫‘异类’？人和人没有完全相同的，连双胞胎都各有所爱，谁和谁不是异类？凭什么非要同化成一类，排斥异己，分什么正常不正常。习以为常！少见多怪！做人要真实，敢于面对自己，无损他人，关别人什么事？”一口气慷慨激昂发了通牢骚。
　　他干咳了几声，茫然地看着我，见冰激凌吃完了，又去叫了两杯可乐，小心谨慎递到我面前，“你接着说，我洗耳恭听。”
　　有个听众也不错，很多想法积压久了，需要释放。我晃动杯子，浮在上里的冰块哗哗作响。喝了一口，满嘴冰得发麻。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我喜欢女孩的心态和你是一样的。反而跟男孩在一起让我起鸡皮疙瘩，觉得像同性恋。我必须接受老天给我的男儿心，就像必须接受老天给我的女儿身一样。”
　　吴思迁听得一愣一愣，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现在所谓的同性恋，那是简单从生理上划分的性取向，因此一般人很难理解。其实生理与心理完全是两回事，科学上也是两个领域。大部分被称为同性恋的和我一样，在心理上的性取向根本就是异性！就像生理上的残疾，难道残疾人没有权利用健全心态正常生活吗？欧洲发达国家，文明程度高的社会早就接受同性恋是正常现象了。只有愚昧无知，顽固不化的人才会歧视所谓的异类。”
　　“哎哟，你在作学术报告啊，听得我云山雾罩，搞不懂，搞不懂。反正我们是朋友，我保证不歧视你，行了吧？按你说的，应该把你当兄弟。”
　　“我有个学科学的妹妹，只会给我灌输理论，可她还是反感同性恋。”
　　吴思迁揉揉鼻子，推心置腹地表示：“我说不上反感，以前不知道，听你这么一说，多少明白了：你认为自己是男孩，对吧？”
　　“不是我认为，是人体里给荷尔蒙下达指令的脑垂体起的作用，天生的……”
　　“越说越复杂，你饶了我吧。”
　　“行啦，朋友嘛，让你多了解我。”
　　“呵呵呵，听说交异性朋友最好是同性恋，友谊牢靠。”
　　“想通啦？想通了就好，以后可以兄弟相称了。”
　　“是是是，小弟今天算认识你了。”

　　有一阵子，我和吴思迁过得很开心，很有活力。
　　我们放了学到处找地方喝饮料，消磨时间，或者买一张票混进电影院看好几场电影。在学校，下了课抽烟聊天，到操场上打雪仗，对所有的女同学品头论足……
　　过了一阵子，我们又都觉着无聊，煞有介事互相鼓励学好英文。因为口袋里的零用钱越来越少，会英语才能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不然精力过剩。

　　有时候，我们大眼瞪小眼，发现一些不明不白的渴望，时不时在心底烧灼一下，不疼不痒。皑皑雪地上，偶尔跑着一两只觅食的小松鼠，蓬松的大尾巴上下跳跃，像乱窜的火苗一闪而过，踪影全无，留下一串似有似无的痕迹。
　　我知道这是潜伏的躁动，年纪轻轻的谁没点想法？
　　雪还很厚，一层盖过一层，刚下的很松软，却把下面的压成了厚硬的冰霜。天气还很冷，没有穿透力的太阳被寒风吹来吹去，徒劳无益。孕育生命的草草木木被封存了。
　　我们的心情也被封冻了，像冰面下的河流，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