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些事》大唔该杯奶茶

7、接受免疫疗法的肝细胞癌的预后评分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肝细胞癌，是一种高死亡率的原发性肝癌，是肝癌的主要组织学亚型，占原发性肝癌的90%，是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率的第四大常见原因;遗传、表观遗传改变、慢性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毒素暴露、吸烟、肥胖和糖尿病等是它的主要危险因素。
　　Alpha-fetoprotein (AFP):甲胎蛋白，是一种糖蛋白，它属于白蛋白家族，主要由胎儿肝细胞及卵黄囊合成;甲胎蛋白与肝癌及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多种肿瘤中均可表现出较高浓度，可作为多种肿瘤的阳性检测指标,并且目前在临床上主要作为原发性肝癌的血清标志物，用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及疗效监测。
　　C-reactive protein (CRP):C反应蛋白，是机体受到微生物入侵或组织损伤等炎症性刺激时肝细胞合成的急性相蛋白; 主要生物学功能:通过与配体结合，激活补体和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将载有配体的病理物质或病原体清除。
　　Immune checkpoint blocker (lCB):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目前主要包括PD-1/PDL1单抗及CTLA-4单抗。
　　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并且通常发生在具有基础肝脏疾病的患者中。索拉非尼是近十年来唯一可用的系统治疗方法，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治疗蓝图迅速扩大。除了"一些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一种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单克隆抗体被添加到治疗实践中”之外，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Bs)的免疫治疗在HCC患者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那武单抗、派姆单抗、那武单抗+伊匹单抗已经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基于I期研究)，但是在一线及二线治疗环境中的后III期试验中，那武单抗与派姆单抗分别未能达到它们的主要终点。在III期试验中，阿特珠单抗+贝伐单抗联合方案最终优于索拉非尼，这使其成为大多数HCC患者的一线全身性治疗的新参考标准。
　　大约三分之一患者在接受阿特珠单抗+贝伐单抗后实现了客观缓解，其客观缓解率几乎是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PD- 1)抗体单药疗法的两倍。免疫疗法的一些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已被提出，包括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水平和激活的Wnt/B-catenin信号，但是目前尚无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来指导接受免疫治疗的HCC患者的治疗决策。CheckMate-040研究的探索性分析表明，一种炎症基因特征与接受那武单抗的HCC患者的反应及生存率相关，表明“炎症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识别能从免疫疗法中获益的患者”。本研究旨在开发及验证一种简单且易于应用的评分来预测接受使用ICBs的免疫疗法的HCC患者的治疗成功率和生存率。
　　在本研究中，开发了易于应用的CRAFITY (免疫治疗中的CRP和AFP)评分。该评分在独立的外部队列中得到验证,并且在一个接受索拉非尼治疗的患者队列(n=204)中进行评估。在索拉非尼队列中，CRAFITY与生存率相关,但是与放射学反应无关。在接受抗PD-(L)1免疫疗法的患者中，CRAFITY评分与生存率和放射学反应相关。该评分可能有助于患者咨询，但是需要前瞻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