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调色盘》一个话匣子

60、疫情

　　胡谣的大学生活像一首永远踩不准节拍的圆舞曲。军训第一天，当整个方阵的脚步声已经趋于统一时，她的胶鞋底仍固执地在地面多停留半秒。
　　“立定——”教官的尾音还未落下，她已踉跄着多跨出一步，迷彩帽檐下的碎发被汗水黏在额角，像一簇倔强的音符。
　　跆拳道课上，老师的横踢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道服下摆猎猎作响。轮到胡谣时，她的右腿像被无形的丝线牵扯，踢出去时膝盖不自然地内扣，落地时脚踝一歪，整个人跌坐在垫子上。
　　“回去多练练协调性。”老师的叹息飘进耳朵，她低头盯着自己发红的脚踝。
　　英语课的噩梦从点名开始。当老师用流利的英音问“How about you, Miss Hu?”时，她的舌头突然变成笨重的软体动物。“I...I think...”每个单词都像卡在生锈齿轮间的石子，后排传来轻微的嗤笑。
　　课后她躲在公共教学楼后的台阶上练习，录音里自己的发音像台老旧的打字机，每个字母都带着不合时宜的重音。
　　只有在水课的最后一排，胡谣才能找回些许从容。近代史老师播放着二十年前的PPT，她耳机里放着《错位时空》，铅笔在素描本上游走。
　　画着画着，线条突然变成了军训时教官示范军体拳的剪影，那个四川口音的男人此刻正在教新生如何标准地顺拐。
　　窗外，一片梧桐叶旋转着落在窗台，像她永远跟不上拍子的舞步。

　　封校的日子把生活压缩成一张褪色的三格漫画。宿舍铁架床的嘎吱声、食堂阿姨舀菜时颤抖的腕力、教室后排永远关不严的窗户，这些构成了胡谣全部的十月记忆。
　　2000元的生活费在记账本上总是余下半截，像条被斩断的蛇。第二食堂的番茄炒蛋从4块涨到4块5那天，她在微信余额里发现自己的消费欲望和校外的世界一样，正在缓慢地枯萎。
　　杨珩生日前半月，胡谣翻出了那枚淘宝订单截图。128元的银戒在照片里泛着冷光，如今他指节上的那圈金属已经氧化成模糊的灰。
　　她想起去年自己生日时，杨珩送的那条纪梵希手链在画室灯光下流转的光泽，当时他帮她戴项链的手指，现在正戴着这枚发黑的戒指。
　　ipad里开始夹着陌生人的面孔。她接了三张头像委托，每张50元，画到第二张时右手腕隐隐作痛。
　　奶茶店的会员卡被塞到抽屉最底层，新出的秋款女装在购物车躺了半个月。
　　蒂芙尼官网的银戒页面在手机浏览器里藏了整整一周。下单那晚天津刮大风，宿舍楼的铁皮屋顶发出空洞的轰鸣。胡谣盯着订单确认界面，突然想起杨珩总爱揉她头发的那只手，骨节分明的手指配上素圈银戒应该很好看。她想象着快递送到他手里时，那双总是含着笑的眼睛会不会突然亮起来，像他们第一次在画室相遇时那样。然后他一定会用那种无奈又温柔的语气说：“笨蛋，花这个钱干嘛。”
　　窗外，一片枯叶啪地打在玻璃上。胡谣把手机扣在胸口，记账本最新一页的“支出”栏里，终于有了除食堂消费外的另一行字迹。

　　可还没等到戒指到货，疫情突然反扑。

　　十一月底的消毒水味渗进了墙壁。每天清晨，棉签捅进喉咙的瞬间，胡谣都能从志愿者面罩的雾气后，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扭曲消散。
　　班级群消息不断炸开，“3栋207混管异常”“5栋需要上门核酸”，每个红点都像未爆的雷。
　　宿舍成了困兽场。张婉晴和祁哲的视频通话从早黏到晚，安晓的机械键盘在深夜迸发出激烈的枪响，陈琳的行李箱始终处于半打包状态，拉链齿像随时准备咬合的獠牙。
　　那枚蒂芙尼戒指在抽屉里日渐沉默，包装盒上的香槟色丝带始终保持着完美的蝴蝶结弧度。
　　12月初，杨珩的消息在凌晨两点刺破黑暗：“学校要赶人了。”
　　短短七个字后跟着高铁站的定位截图，候车厅的座椅像被遗弃的琴键。
　　胡谣猛地坐起，手机屏幕的光惊醒了旁边床位上的陈琳。“没票了？”对方哑着嗓子问，递来半包纸巾，胡谣这才发现自己的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
　　购票页面残忍地泛着冷光。高铁栏一片灰暗，唯一亮着的是02:17分的K字头列车，硬座，四小时车程。
　　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时，安晓的梦话正骂到“推塔啊傻X”，胡谣突然想起军训那天自己顺拐的步伐，原来命运早就为这场仓促的离别埋下伏笔。
　　收拾行李的动作像在演哑剧。画板、颜料盒、没拆封的樱花味固体水彩，每样东西都在无声质问“带不走的怎么办”。
　　当她最终把戒指塞进背包夹层时，金属与内衬摩擦发出轻微的叹息。

　　拖着行李箱走过宿舍长廊，消毒液的味道突然浓得呛人。
　　校门口的路灯下，她的影子被拉成细长的炭笔线条，末端指向火车站铁栅栏外那辆绿皮火车，它正喷吐着浑浊的白烟，像头垂暮的兽等待吞噬所有未完成的告别。

　　南城县的北风卷着碎雪粒子，抽打在火车站褪色的横幅上。胡谣的行李箱滚轮卡进月台缝隙时，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杨珩的消息浮现在锁屏：“我也到家了，发烧38.7。”她盯着那个温度数字，恍惚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扭曲成同样的形状。
　　回家后体温计的水银柱像失控的电梯，一次次冲破39℃的红色警戒线。
　　被褥在身下拧成潮湿的漩涡，汗珠滚落时带着灼烧般的痛感。母亲端来的退烧药在床头柜上结出褐色药渍。
　　胡谣蜷缩着，听见窗外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又远去，那声音让她想起梦圆画室的下课铃，想起杨珩总爱用铅笔轻敲她画板的节奏。
　　梦境是碎玻璃拼成的万花筒。一会儿是画室暖气片上融化的雪水，一会儿是复式公寓落地窗上他们的倒影。最清晰的是杨珩俯身时垂落的睫毛，在夕阳里变成半透明的金棕色帘幕，这个画面反复出现，直到被剧烈的咳嗽撕碎。
　　胡谣在混沌中挣扎着摸手机，相册里去年冬天的合影已经蒙上指纹的雾霭。
　　高烧的第五天夜里，胡谣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突然发现杨珩笑时眼角的纹路在记忆里变得模糊。
　　她惊恐地抓过素描本，炭笔却只在纸上留下颤抖的划痕。
　　她迷迷糊糊地想，如果这场病再严重点，她会不会连他的脸都记不清了？
　　凌晨三点十七分，胡谣在高热中猛然惊醒。
　　手机屏幕亮起的刹那，一条新闻推送刺破黑暗：“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健康码、行程码正式下线。”
　　蓝底白字的公告在锁屏上闪烁，像一纸迟到的判决书。
　　她怔怔地望着这行字，恍惚间听见远方传来隐约的鞭炮声，不知是谁在深夜提前庆祝这场漫长的围城结束。
　　三年了。
　　画室被封存的炭笔、隔着栅栏传递的外卖、永远在视频里出现的半张脸。
　　那些层层叠叠的核酸报告、行程码截图、健康打卡记录，突然都成了作废的票据。
　　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在解封后的阳光下，好好看一次杨珩完整的笑脸。
　　晨光微熹时，她发现自己的烧退了。
　　喉咙不再像吞了火炭，呼吸时肺叶也不再发出破风箱般的声响。仿佛这场病只是在等待某个仪式性的句点，等时代终于盖章认证“结束”二字，那些疼痛便识趣地退场。
　　她拉开抽屉，蒂芙尼的蓝绿色小盒子静静躺在杂物堆里。手指抚过盒面细腻的纹理，丝绒质地摩挲着尚未痊愈的指尖，像在确认某种真实。
　　窗外，第一批早班车开始在马路上奔驰。胡谣突然攥紧了戒指盒，金属包边硌得掌心生疼。
　　得去见他。
　　这个念头像破晓时分的第一缕光，骤然劈开浑噩的迷雾。她翻身下床时碰倒了床头的水杯，玻璃碎裂的声音清脆凛冽，宛如某种封印被打破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