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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疫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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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谣的大学生活像一首永远踩不准节拍的圆舞曲。军训第一天,当整个方阵的脚步声已经趋于统一时,她的胶鞋底仍固执地在地面多停留半秒。
“立定——”教官的尾音还未落下,她已踉跄着多跨出一步,迷彩帽檐下的碎发被汗水黏在额角,像一簇倔强的音符。
跆拳道课上,老师的横踢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道服下摆猎猎作响。轮到胡谣时,她的右腿像被无形的丝线牵扯,踢出去时膝盖不自然地内扣,落地时脚踝一歪,整个人跌坐在垫子上。
“回去多练练协调性。”老师的叹息飘进耳朵,她低头盯着自己发红的脚踝。
英语课的噩梦从点名开始。当老师用流利的英音问“How about you, Miss Hu?”时,她的舌头突然变成笨重的软体动物。“I...I think...”每个单词都像卡在生锈齿轮间的石子,后排传来轻微的嗤笑。
课后她躲在公共教学楼后的台阶上练习,录音里自己的发音像台老旧的打字机,每个字母都带着不合时宜的重音。
只有在水课的最后一排,胡谣才能找回些许从容。近代史老师播放着二十年前的PPT,她耳机里放着《错位时空》,铅笔在素描本上游走。
画着画着,线条突然变成了军训时教官示范军体拳的剪影,那个四川口音的男人此刻正在教新生如何标准地顺拐。
窗外,一片梧桐叶旋转着落在窗台,像她永远跟不上拍子的舞步。
封校的日子把生活压缩成一张褪色的三格漫画。宿舍铁架床的嘎吱声、食堂阿姨舀菜时颤抖的腕力、教室后排永远关不严的窗户,这些构成了胡谣全部的十月记忆。
2000元的生活费在记账本上总是余下半截,像条被斩断的蛇。第二食堂的番茄炒蛋从4块涨到4块5那天,她在微信余额里发现自己的消费欲望和校外的世界一样,正在缓慢地枯萎。
杨珩生日前半月,胡谣翻出了那枚淘宝订单截图。128元的银戒在照片里泛着冷光,如今他指节上的那圈金属已经氧化成模糊的灰。
她想起去年自己生日时,杨珩送的那条纪梵希手链在画室灯光下流转的光泽,当时他帮她戴项链的手指,现在正戴着这枚发黑的戒指。
ipad里开始夹着陌生人的面孔。她接了三张头像委托,每张50元,画到第二张时右手腕隐隐作痛。
奶茶店的会员卡被塞到抽屉最底层,新出的秋款女装在购物车躺了半个月。
蒂芙尼官网的银戒页面在手机浏览器里藏了整整一周。下单那晚天津刮大风,宿舍楼的铁皮屋顶发出空洞的轰鸣。胡谣盯着订单确认界面,突然想起杨珩总爱揉她头发的那只手,骨节分明的手指配上素圈银戒应该很好看。她想象着快递送到他手里时,那双总是含着笑的眼睛会不会突然亮起来,像他们第一次在画室相遇时那样。然后他一定会用那种无奈又温柔的语气说:“笨蛋,花这个钱干嘛。”
窗外,一片枯叶啪地打在玻璃上。胡谣把手机扣在胸口,记账本最新一页的“支出”栏里,终于有了除食堂消费外的另一行字迹。
可还没等到戒指到货,疫情突然反扑。
十一月底的消毒水味渗进了墙壁。每天清晨,棉签捅进喉咙的瞬间,胡谣都能从志愿者面罩的雾气后,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扭曲消散。
班级群消息不断炸开,“3栋207混管异常”“5栋需要上门核酸”,每个红点都像未爆的雷。
宿舍成了困兽场。张婉晴和祁哲的视频通话从早黏到晚,安晓的机械键盘在深夜迸发出激烈的枪响,陈琳的行李箱始终处于半打包状态,拉链齿像随时准备咬合的獠牙。
那枚蒂芙尼戒指在抽屉里日渐沉默,包装盒上的香槟色丝带始终保持着完美的蝴蝶结弧度。
12月初,杨珩的消息在凌晨两点刺破黑暗:“学校要赶人了。”
短短七个字后跟着高铁站的定位截图,候车厅的座椅像被遗弃的琴键。
胡谣猛地坐起,手机屏幕的光惊醒了旁边床位上的陈琳。“没票了?”对方哑着嗓子问,递来半包纸巾,胡谣这才发现自己的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
购票页面残忍地泛着冷光。高铁栏一片灰暗,唯一亮着的是02:17分的K字头列车,硬座,四小时车程。
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时,安晓的梦话正骂到“推塔啊傻X”,胡谣突然想起军训那天自己顺拐的步伐,原来命运早就为这场仓促的离别埋下伏笔。
收拾行李的动作像在演哑剧。画板、颜料盒、没拆封的樱花味固体水彩,每样东西都在无声质问“带不走的怎么办”。
当她最终把戒指塞进背包夹层时,金属与内衬摩擦发出轻微的叹息。
拖着行李箱走过宿舍长廊,消毒液的味道突然浓得呛人。
校门口的路灯下,她的影子被拉成细长的炭笔线条,末端指向火车站铁栅栏外那辆绿皮火车,它正喷吐着浑浊的白烟,像头垂暮的兽等待吞噬所有未完成的告别。
南城县的北风卷着碎雪粒子,抽打在火车站褪色的横幅上。胡谣的行李箱滚轮卡进月台缝隙时,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杨珩的消息浮现在锁屏:“我也到家了,发烧38.7。”她盯着那个温度数字,恍惚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扭曲成同样的形状。
回家后体温计的水银柱像失控的电梯,一次次冲破39℃的红色警戒线。
被褥在身下拧成潮湿的漩涡,汗珠滚落时带着灼烧般的痛感。母亲端来的退烧药在床头柜上结出褐色药渍。
胡谣蜷缩着,听见窗外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又远去,那声音让她想起梦圆画室的下课铃,想起杨珩总爱用铅笔轻敲她画板的节奏。
梦境是碎玻璃拼成的万花筒。一会儿是画室暖气片上融化的雪水,一会儿是复式公寓落地窗上他们的倒影。最清晰的是杨珩俯身时垂落的睫毛,在夕阳里变成半透明的金棕色帘幕,这个画面反复出现,直到被剧烈的咳嗽撕碎。
胡谣在混沌中挣扎着摸手机,相册里去年冬天的合影已经蒙上指纹的雾霭。
高烧的第五天夜里,胡谣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突然发现杨珩笑时眼角的纹路在记忆里变得模糊。
她惊恐地抓过素描本,炭笔却只在纸上留下颤抖的划痕。
她迷迷糊糊地想,如果这场病再严重点,她会不会连他的脸都记不清了?
凌晨三点十七分,胡谣在高热中猛然惊醒。
手机屏幕亮起的刹那,一条新闻推送刺破黑暗:“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健康码、行程码正式下线。”
蓝底白字的公告在锁屏上闪烁,像一纸迟到的判决书。
她怔怔地望着这行字,恍惚间听见远方传来隐约的鞭炮声,不知是谁在深夜提前庆祝这场漫长的围城结束。
三年了。
画室被封存的炭笔、隔着栅栏传递的外卖、永远在视频里出现的半张脸。
那些层层叠叠的核酸报告、行程码截图、健康打卡记录,突然都成了作废的票据。
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在解封后的阳光下,好好看一次杨珩完整的笑脸。
晨光微熹时,她发现自己的烧退了。
喉咙不再像吞了火炭,呼吸时肺叶也不再发出破风箱般的声响。仿佛这场病只是在等待某个仪式性的句点,等时代终于盖章认证“结束”二字,那些疼痛便识趣地退场。
她拉开抽屉,蒂芙尼的蓝绿色小盒子静静躺在杂物堆里。手指抚过盒面细腻的纹理,丝绒质地摩挲着尚未痊愈的指尖,像在确认某种真实。
窗外,第一批早班车开始在马路上奔驰。胡谣突然攥紧了戒指盒,金属包边硌得掌心生疼。
得去见他。
这个念头像破晓时分的第一缕光,骤然劈开浑噩的迷雾。她翻身下床时碰倒了床头的水杯,玻璃碎裂的声音清脆凛冽,宛如某种封印被打破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