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半的列车》郁琪

1、第一章

　　四点半钟的时候，我盘腿坐在凉爽的地板上，面对着堆在一起重达一百多斤的行李。

　　“护照，护照千万装好。你别等到了机场才发现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带。这次的机票可是不能退的，好几千块钱买的机票。而且买新机票耽误了时间怎么办？”

　　“我早就都装好了，就在那里面。” 我用手指了指蜷缩着靠在茶几上的挎包。

　　“到了机场是不是要等好几个小时，千万别睡觉，睡着了就耽误登机了。等上了飞机再睡，随便你睡。”

　　安惠一边窸窸窣窣地整理着茶几上的水杯、果盘、烟灰缸、薯片袋，一边嘟囔着。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只要一紧张，就开始摆弄身边一切可以摆弄的东西。似乎整齐划一地把杯子按照高矮胖瘦排列起来，生活中不确定的混乱就也跟着有了秩序一样。

　　“护照，钱包，手机，还有什么来着？这些千万千万不能丢了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金前辈……”

　　“是，是，我都背过了，人家能把钱包落在酒店，我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哎呀行了行了，你别收拾了，倒腾来倒腾去的。说了多少遍了，你以后茶几上少摆点东西就不乱了。你这样摆上一大堆，怎么都乱，怎么归置都是没用的。”

　　安惠本来一手叉腰，一手拿着纸巾抹着脖子上的汗珠，同时俯视着被自己摆放得像一个军营的沙盘一般的茶几。听我这么一说，她把脸一甩，冲着我吼起来：

　　“我哪样东西是乱放的？遥控器，眼镜，水果刀，你这些东西放在茶几上顺手就能拿到，都塞抽屉里想找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走吧，四点半了，再不走堵车了。” 我费劲站起来，揉了揉压得发麻的腿。

　　“你还是去换个短裤吧，凉快。你这个牛仔裤，在飞机上坐久了血液不循环的。”

　　“来不及了，走吧。我到了机场找个洗手间换，听你的。” 我按灭了手里抽尽的烟头。

　　打开门的一刹那，闷热的空气夹杂着灰尘像掀开了蒸锅一样扑在我们身上。安惠跟我费力把四个大箱子，两个登机箱，还有一大一小两个背包一起连拉带拽搞到电梯口。走廊像是请老鼠们做工人来给冬眠的熊挖的地道：狭窄逼仄，光线昏暗，墙皮剥落。在潮湿到几乎能看到水珠的空气里，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是这一层的八家住户经年累月生活里的腌萝卜、辣白菜、大酱汤、葱姜爆炒、马桶冲水、烤五花肉、吸烟饮酒，以及无数个二十四小时里的每分钟每秒钟里的各种生活元素混在一起形成的气味因子集团军。

　　那天是2019年的8月16号，我跟安惠在韩国结婚刚满六十天。三个星期前，我辞掉了出版社里的工作，带着银行账户里面仅剩的三万块钱，跟安惠一起回到了家里留给我的，那所三线城市的新房子里。

　　我跟安惠认识七年了，那时候她还是安惠姐，新闻系大我三个年级的姐姐。在这所本就二流的大学里，她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九月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或者大学城附近的旅馆、夜市、廉价首饰店，你只需要一眼，就能看到无数像安惠这样的女生。七年前的时候，她跟所有初出茅庐的大学新生一样，带着满身小地方的气息，拖着贴满廉价贴纸的箱子，排队等待进入未来的检票环节。

　　她也算不上美女，五官既不突出也不分明，反而遗传的是扁平的脸庞，扁平的身材，和细长的眼睛。唯一值得称道的，也许就是她在每年夏天，合租公寓里其他三个女生嚷嚷着减肥的时候，自顾自吃整桶芝士辣酱炸鸡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她不到一百斤的、瘦骨嶙峋的身材，和将尽一米七的个头。

　　她也不是那种年年拿奖学金的尖子生。当整个图书馆灯火通明，人人埋头复习的时候，她常独自一个人在校门口的便利店呆坐着，夏天喝汽水吃冰激凌，冬天吃年糕和泡面。但是，就像她说得那样，我是极少数她身边朋友里，愿意承认她天赋的人。在我看来，安惠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有一些连真正的学者教授才有的机敏头脑。

　　在经历了三个小时的飞行，一个小时的排队等出租车，和两个小时的堵车之旅后，我们呼吸着闷热的空气、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站在了公寓的楼下。跟我们一起的，还有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摔坏的黑色行李箱，以及逃过一劫的两个绿色一个白色的行李箱。在我们不由自主地抬头向上望去的一刹那，她牵起了我的手，她的手小小的，指甲剪得短短的。她白色亚麻衬衫的袖子，被闷热的夏夜催出的汗珠，紧紧粘在单薄的手臂上。

　　九楼的家门口堆满了快递箱，有大有小，几乎盖住了半个房门。在我们还没有启程回来的时候，安惠就早早网购了一堆东西，送到我们现在住的地址。\"别挂了，明天再挂，洗洗澡睡吧。\"十一点四十分，我整个人蜷缩在旧沙发里，对着安惠喊道。洗手间里的她，正锲而不舍地把一副装饰画挂在马桶后面的墙壁上。

　　“你知道什么你。明天早上咱俩肯定起不来，起来怎么着也十一点了，然后就又收拾不完了，哪次不是这样？咱们不如今天晚上一鼓作气。我多挂一个，就离把箱子清空又近了一步。不然晚上起来上厕所，被箱子绊倒了怎么办？”

　　我知道自己拗不过她。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对待生活的时候对细节一丝不苟，但是对除此以外的所有事情，学业呀，事业呀，全部都是能懒则懒，能拖则拖。不然也不会每一次都在提交论文的前一分钟才完成任务，更不会仅仅读了一年的博士，领了一年的奖学金，就被导师扫地出门。

　　“那我跟你一起弄”，我说着站起身来，登上拖鞋。

　　“我弄这些就行了，你赶紧把箱子里的书摆书架上去。”她喊道。

　　“好”，我蹲下身子，拉开那两只绿色的箱子。

　　白色的箱子是我们从韩国带的礼物。要送礼的人太多了，接下来几天要拜访的人，这个一套化妆品，那个两盒高丽参，不知不觉就填满了一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黑色的箱子里，除了零星的几本诸如《高更与梵高》之类的书之外，满满当当塞了一箱子的画，都是我在过去的七年里所画的，大部分都是水粉画和油画，只有七八幅素描。网购的商品里就有几十个画框，整整一个大纸箱。

　　从我们十点钟进家门开始，安惠水都没喝一口，蹲了一个小时把画一幅幅拿出来，小心地展开，分门别类地装进大大小小的画框里。未到午夜，这些画已经挂满摆满屋子的各个角落。一副风景油画，如今静静地伫立在餐桌旁的柜子上，背倚着一堵墙俯视着狭小的餐厅。画面里，一个推着婴儿车坐在公园里的年轻妈妈，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扭着脖子，看向看画的人。那是三年前的一副习作，那时候我们还没毕业，安惠刚刚流产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就像是一个仪式，安惠要用这些大大小小的画作，填满这个对我俩来说都陌生的空间。仿佛我们根本不惧怕未来的生活那样。对我来说，这副画简直我们俩的紫心勋章。画面里的婴儿跟她妈妈一起在首尔的阳光下，准备好了观察我们未来的生活。紫心勋章挂在胸前，就证明这个美国大兵受过伤了。我对这种事情感到好笑，伤口明明就嵌在肉身，子弹还留在骨头里，却要用这么个玩意证明自己确实有一颗子弹在身体里。

　　“记得先擦一遍书架，上面肯定都积灰了。我跟你说，就算是带玻璃柜门的，时间长了里面也有灰尘的。”

　　“知道了”，我朝着洗手间的方向喊去。

　　绿色的箱子里静静躺着四十多本或新或旧的书，最厚的一本，书脊已经快散架了。整个箱子打开的一刹那，油墨和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七年了，我们兜兜转转，生活了四个国家，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如今，我们又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