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第四十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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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还没有彻底过完的时候，战争结束了。
汤玉玮一早去了片场。难得有不亲日的戏开拍，她和导演又是故友，应人家邀请，来帮忙拍些现场照片做宣传用，她很乐意，还主动提出一道写宣传稿，分文不取。结果前几天到了片场，导演高兴得不得了，拉着她到处与人介绍，末了才看见编剧，编剧说，人才难得，过几日我把你介绍给黎民伟好了。
她说好，又问，黎民伟还没有回香港去吗？我听说他要回去。
编剧愣了愣，道，也许吧，我还没听说，又摆摆手，不怕，他要是回香港了我就写信给他，来日你去香港找他时，他一定承情照顾你！
她笑着谢谢人家好意。其实知道黎民伟要走，还是军统的消息。她人虽然已经被边缘化，听些小道消息的渠道还是有的。这么一问，也不过是一时顽皮，想试探一下这个编剧是说实话还是吹牛。现在看来说的还是实话。
虽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却还有这样做的心。
关于终战，她提前从中美所那边得到了消息，心情早已平静。所以一开始她只是正常工作，等到半上午，广播已经播放结束，片场正在拍摄，突然那个编剧冒冒失失地冲进来，瞪着两眼，高喊着“日本投降了”。
他喊着，在场的人都愣了，全部转过去看着他，连一向专注的导演都没有在看表演，连素来专业的演员都没有在继续表演，除了他的喊声现场什么声音都没有。
汤玉玮不好表现出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只是用视线向周围扫视。这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事情啊，为什么大家都愣了呢？难道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苦难太深了，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了？
我可怜的——
霎那间，人群爆发出欢呼与尖叫，有的人笑，有的人笑得像痛哭，有的人拥抱，有的人跪在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嚎叫。没有人在乎今天的工作，导演激动得拥抱了每一个人之后宣布，今天不拍了，我们把预备庆功的酒现在就拿出来喝掉！
一时众人倒酒，众人碰杯，因为每个人都要和每个人碰杯，喝酒的时间变得无比得长。她不是剧组的人，拒绝了喝酒，磨不过就以茶代之，心想的是酒难得，留给剧组的这些辛苦人喝吧。
她快乐吗？她也很快乐。只是有些落寞，已经失去了那种原本该有的站在舞台中央应该获得的快乐。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另外一些什么。而这得失永远不是等价的，因为无法替换，不可能说用这一份来换那一个，但彼此又相辅相生，全部删除自己都将不复存在。
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她算是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比如陈歌辛。她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觉得日本投降了，也许很快就要清算这些“附逆”、“变节”的人。陈歌辛出狱以来，已经给日本人写过歌了，身上的污渍看来很难洗干净了，一旦开始算总账，恐怕又是新的劫难。
念及如此，她在角落里靠着桌子端着玻璃茶杯，想着不如最近抽个时间去探望陈歌辛。可以先去买点东西、必要的生活用品，尤其是那些别人没有渠道买到的东西，就当给他家里带点礼物，实际上简直是一种难民援助。要给他买点，给他夫人金娇丽买点，再给他那三个孩子都买点——给孩子买东西总说什么“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从小到大不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成年人可以打熬得过的，他们未必，父母们也舍不得……
她在那里漫无边际地想了半天，末了购物清单都想好，准备趁今天大家庆祝应该好买东西就先置办好，遂抬脚便走，一边走一边和众人告别，视线越过人墙，忽然看见一个场务——那个她一早认出来的场务——正急匆匆地去接电话。
这个时候接电话，也无非是那些事。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她脚步一点都没有放慢。
谁知道走到门口，眼看着就是外面的阳光满地了，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她听出那脚步，站在了门边，阳光照在她的膝盖以下，很热。
“汤小姐。”
“有事？”
“有话带给你。”
“说吧。”
信使用约定好的暗语说了一大堆接下来的安排，监视这个，盯住那个，等等等等，“总之德堂的意思是，希望你继续发挥作用。”
“哦，是吗？”她说，“好的，我知道了。”
一边走，心里一边冷笑。这种不信任的冷笑要直到她开始给陈歌辛一家五口买东西才渐渐消散，要等到她敲开陈家家门才彻底从她心底消失——说到底，不还是她满腔热血报国的时候就明白的那个道理？这世上有的是坏蛋烂胚，也有的是好人，同胞同伴同仁都是这样，她到底该为了谁活呢？这总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了吧？
陈歌辛在家，正好来开门，见是她立刻让进来，又是找座位又是倒茶，两夫妻忙得不可开交。她见了十分不忍，一下又劝陈歌辛歇一歇，一会儿又让金娇丽也不要忙了，休息一下吧，“东西一会儿再收。”
三人坐下，那两夫妻感谢她带这些东西，她说是今天大家都高兴，她又知道地方，直接去买，方便又便宜，“老板还打折。胜利了，都高兴。”
陈歌辛的脸上流露出笑意，可那笑意中还有一点焦虑无奈。她一下子自悔失言，便把手伸过去，拍了拍陈歌辛的手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麻烦，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
陈歌辛不知道她的身份，只知道她是个记者，自然不确定她的能量，也就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说好。幸好两人还算熟，接着就聊起最近的生活，往下的安排，她不断安慰他，实在不忍看他再受折磨——毕竟他有那样的才华！——说了许久，他也不曾放松，双手依然紧握着手里的玻璃杯，眼神望着地面，“我也高兴，我真的、真的很高兴，我好想写一首歌，一首庆祝的歌，可我——”
“没有那么多‘可’，你想写就写，”她把手覆在他手腕上，“被束缚得已经够久了，不要再为那些东西束手束脚了。”
陈歌辛说好。可望着他的眼神，她忽然理解了有一些卖国者的言不由衷、迫于无奈。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是钢铁，也不是每个人都犯了滔天罪孽。像陈歌辛这样的人，她能原谅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坚持气节、投靠日本人的事吗？往日的自己也许能说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现在却说不清了。老话说论心不论迹，现在若是论迹则个个可杀，也就没有人要去论心了。迫不得已？一旦这四个字在脑海里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那是罪没错，但何尝不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时留在人们身上的疤痕？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将好的坏的全部炸成废墟，混同一道，消灭任何界限和留白，人们的生活乃至思想也是一样，一切都变得锋利尖锐，冲撞在一起互相毁灭。
她离开陈家的时候，天色尚早，人们都在欢笑。但有些人的欢笑中也藏着几分的哀愁。她望着他们的脸，觉得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心中还存有迷惘与怀疑。
但举起相机的时刻，她从无犹疑。
胜利了，她就开始为《胜利》杂志写稿，从陈家出来之后拍的很多胜利日的照片也卖得很好，一时收入可观。然而德堂说要她回来，要的几乎是立刻。重庆派来不少人，一个冯友贞，一个詹文浒{71}，德堂算计得精，指派她和对方接触，名义上是配合工作，实际上还带着监视的目的在。这是任谁都能一眼看穿的，而且詹文浒既然知道她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监视，一箭三雕的好计。她不满，但无可奈何。只好转换自己的心态，无论是詹文浒让自己帮忙跑腿、还是德堂让她去监视詹文浒或者被詹文浒监视，她只要在路上就拍照，两样不耽误。
你们一箭三雕计算计我，那我就再加一招，把自己的钱先挣到。
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如此在乎挣钱的人。但现在，她没有别的可行做法，也别无奔头。哪怕就这么一段时间，让她单纯为了裴清璋去努力挣钱，活得如此简单，不也很好吗？有些事情太早去担心也没有用，比如陶静纯的想法和态度，就是担心起来也没意义的事情——像现在这样居家过日子，也好。
裴清璋当然知道汤玉玮为了她们这样努力挣钱。她不希望汤玉玮这样，然而汤玉玮总是可以找出解释，总之就是没有劳累、这样很好，没什么比两个人这样在一起更好的事情了，这叫一道好好过日子，很快乐。
两个人一道好好过日子，这几年过得像是十几年一样，又密，又忙，似乎跨越了许多沟沟坎坎，眼下依然和这世道一样，合该太平无事，底下却藏着些大事不知道会怎么样：第一，她和汤玉玮在中美所的事业可能快要到头了，不知道往下两人会不会恢复到半敌对阵营的立场，这是远虑；第二就是近忧了——母亲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那天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她刚刚在翻译公司的办公室坐下，话没说几句，刚交完稿、准备聊几句家常，电话响了，走廊里的人们开始欢呼，她眼看着大家变得激动、兴奋，终于等到一个人过来抓着她的手肘、满脸通红地对她说，日本人投降了，她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没有酒——是夜她听到汤玉玮说片场有，有点感叹，早知道应该把家里没人喝的酒带去——也没有茶，没有咖啡，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有用杯子喝水，杯子都不够，有的人还要去现借。
那水是咸的吧？她落泪了，就像很多人一样，她几乎和一直留在翻译公司苦苦支撑的女秘书相拥而泣。
庆祝完，她想起自己应该早点回家，路上要去买东西，尤其是给母亲买药。本来是疲倦的劳累的——昨晚上赶工，做完了因为照顾母亲而落下的进度，忙到夜里一点——但因为心情喜悦，走路都比平日快。等回到家里，这欢喜非常的状态依然未散，她一方面喜滋滋地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走去准备打个电话给汤玉玮，让汤玉玮也早点回来。拿起听筒才反应过来，汤玉玮就算在片场，估计也是一片庆祝欢腾，未必有空接电话，还是算了。
放下电话时她才从母亲复杂神色上察觉到自己满面的笑容。那笑容灿烂，可谓是多年未见，难怪母亲会盯着她看。
“妈妈……”
母亲又转回去不看她了。
她其实一直怀疑母亲对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有所察觉，但不能确定。有时候自己回想，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子就像是当初躲避汤玉玮的真实身份时那种心态的反复，希望而不敢，躲避而煎熬。但这是母亲，不是洪水猛兽啊。
她走过去坐在母亲身边，“妈妈，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陶静纯扭过头来看看她，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她看见母亲的嘴巴在笑，眼睛却似乎在哭，为什么要哭？“那怎么哭了？”
“没、没什么……妈妈只是觉得，好不容易……终于胜利了。有些事情……有些事情……”
不用母亲真的把那些事情是什么说出来，她也知道那可能是什么事情。年月太平了，世道好了，母亲肯定会想要重新把她的婚事提上日程，积极张罗起来。可往日里要是说到此事，母亲从不支吾。她不知道现在是因为母亲一直病着缺乏力气，还是因为母亲已经多少察觉了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因此觉得困难重重同样不愿面对——这也是她熟悉的、只是这些年不曾展露的母亲（难道是被自己保护得太好了？），一个给了自己面对人情世故的艰难时有可能选择逃避的性格的母亲。
母亲终究是不认可的。她想起母亲在病房说的话，竟然一时愧疚，悔恨往日不曾制造一个好的时机把话都说清楚，现在给母亲出了这样的难题。
可是说，又如何说？
自己今年三十一岁，三十一年来，她们一直都是沉默的母女。
那夜她终于什么都没有对母亲说，避免加重母亲的心理负担。胜利之后，她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要开始努力地找另一份工作，不再只是做翻译，何况中美所的事情很快就会没了——气象情报就不需要了——她得赶快寻找收入来源。
找工作才是她确定自己何去何从的一根中流砥柱。
她相信自己因为有公董局的履历和优秀的外语能力，寻找一份工商业的工作不说轻而易举，也应该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唯一的难关应该是竞争激烈。谁知道是没有时间在阻拦她。就比如她最想去的那家美商公司的面试，她本来要去的，结果母亲病情突然加重，她只好和汤玉玮连夜把母亲送往医院。到了医院，一经诊断，母亲甚至开始有了肝腹水。她努力稳住自己不要着急不要慌，然后是汤玉玮来了，从家里带着一堆东西赶过来，拉着她的手腕让她不要着急不要慌。
然后她就接连错失了接下来的好几个面试。再去问，自然也不再考虑爽约的人。
是啊她爽约了，她不该。机缘巧合那时候她都在这里，而不是提前选择去面试现场。机缘巧合那时候她本来要走了又出现突发情况，她放不下心。总是如此。她不知道该怨谁，最后谁也不怨。
人她不怨。但她会恨重庆政府，会恨财政部，恨俞鸿钧、孔祥熙、宋子文、还有陈行亲{72}，恨这一切人，因为那份《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因为按这份办法200元汪政府的中储券才合1元法币！还要“替换回收”！要知道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73}，哪怕是汪兆铭，也只是用2元法币合1元中储券收换法币！现在日夜盼望的“王师”来了，明抢的程度比汪政府还有过之无不及！
想想当初汪政府来了，2:1打对折抢走多少人的财富，现在200:1，就算把近年的通胀都算进去——不，通胀算进去就更是抢了！
她尚有好一笔翻译稿费是中储券发的，因为出版社也没有别的可以发给她，拿着中储券也几乎换不到别的——到现在也是什么都不好换了——她本想看看胜利之后市面会不会好些，哪怕是2:1也行啊，现在她手里的钱根本是废纸，她过去一段日子的劳动根本是无效的，除了磨练自己的技能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
汤玉玮安慰她，但她只是摇头。她知道自己的情况远比其他普通家庭好得多。她也知道不能完全责怪政府，毕竟这是个难题，换成是自己也许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可是！这山是一座一座地往她头上压啊！
一片晦暗混乱中她唯一听到的比较确定的消息是，朱家骅复任教育部长，还是巫山告诉她的。这么久了，她很少再去见巫山，巫山也几乎不曾找她，有一度她都怀疑巫山是不是也逃到重庆去了，毕竟巫山的声音听起来始终是个胖大而优雅官太太。胜利之后没几天巫山就主动联系了她，透过郁秉坚，还是在教堂忏悔室与她“见面”，说的内容倒是很简单——中美所应该不会再工作了，你回来吧，我们很需要你，但短时间内你还是跟着郁秉坚。
她说好。
巫山似乎笑了笑，又说，我听说你最近在努力找工作。朱先生回到教育部了，你要是有需要，可以去找他。
她没回答。
毕竟此刻如果说不想，那就是连巫山也回绝了。
虽然她还是和当年那样，觉得最好是离这些人这些事越远越好。但现实情况也是和当年一样，想归想，做并不能做到。
万小鹰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撵着走的，她一向在潮流中划着一叶扁舟，想要去往梦中的方向。千千万万的扁舟汇成一条大船，将带着这个民族走向更光辉的未来。所以当时代变样子的时候，她除了忙于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之外，别有一番兴奋、紧张、怅然以及冷眼旁观混杂的情绪。
比如那天正式宣布的时候，早就听到风声的她如常走进76号的办公室，穿着一样华丽的衣服、烫着照旧时新的卷发，纤纤玉臂上挂着的包是倒不新了——镶鳄鱼皮，当年一家富豪破产倒台、家里姨太太逃亡菲律宾的时候买的。
日本人在菲律宾也为非作歹，不知道那姨太太怎么样了。
一切都结束了。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出戏的结尾、另一出戏的开头。
她走进后面的办公楼，听见一片乱哄哄的声响。全是人，人的声音，人的动作，人的烦躁，人的选择，人不由自主的失去和得到。她想穿越人群上楼去，眼前是重重人海——忙着打电话的只是看她一眼就继续着急地说下去，等着打电话的只是两眼喷火地盯着打电话的人，忙着销毁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的秘密还是特工总部的秘密的人手里抱着的一大沓文件总是掉落，还有年轻的女职员不知所措、只能坐在座位上哭：她从他们颈肩背臀的夹击中小心穿过，手放在楼梯的木头扶手上，回头看了一眼。
泱泱众生里也有这样一群人。
转身，上楼。
李士群死后，丁默邨对她信任也不信任，唐惠民还是那样子，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她也就照旧做她的机要秘书。丁默邨有时候为了昭示自己对日本人的忠诚，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和李士群房间的钥匙都给她一份，让她“随意”。她往日都不曾随意，唯独今日——今日再不消受就没得消受了。她把提包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拉开抽屉拿出钥匙，走进李士群的房间，把唱机打开，在唱片里选了一张，放上去，坐进一旁的扶手椅。
《珍珠台》的剧情其实很理想主义，但她喜欢，因为好听。其实她一个北方人，会讲上海话而已，不知为何就喜欢听苏州评弹，甚至还会唱不少，就是唱的不好。《珍珠台》里，她最喜欢的是《妆台报喜》，也许多少有点儿像她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千分惊险千分喜，好比那浪里扁舟傍水涯；千分辛苦千分喜，好比那万里行商已到家；千分着急千分喜，好比那断线风筝有处拿……”
整个二楼就只听见她和唱机两个咿咿呀呀。
其实她应该喜欢京剧的不是吗？原先也喜欢的，只是还没把这种喜欢发展成爱，就到上海来了。也许也等不到别的东西成为爱——
有人敲门，她抬头，看见是位同事，和自己的职级一样，但不太受重用，大概少了几分运气，因此似乎私下对自己不满，“万小姐？”
“嗯？”
男子趁机走进来，靠在门边，“这样高兴，看来是找到下家了？”
她笑了笑，不答，伸手去把唱针拿起来，换了一张唱片，一看，心道真巧，然后放了上去。唱机里转而流出《四郎探母》的声音，她也没跟着唱，听了一段之后才答道：“我又不是杨家将，也没有赵官家，难不成还打一回沙滩会？”
男子看着她，她挑着眉毛看回去，男子见她还是这副样子，心中忿忿，“你倒是转得快。恐怕一早就通了辽吧？”
她这下笑出声来：“没看出来，你对日本人还忠心得很呐。可是王先生，日内瓦公约也只保护这时候投降的人，早前儿投降的人，就是跟着走，谁也不保护了，侬晓得吧？”
那人走了之后。她又把《妆台报喜》放上来听。对方给她提了好几个提议，她一个都不喜欢。请她帮忙，晚了。何况这个前倨后恭的，她凭什么帮忙？再说，帮他，她还不如去救自己的日本老师——
那日本男子在哪里了？回去了，还是留在东北？也许无论在哪里，他都已经玉碎了。那人会的，即便可惜。
唱片听完了，她将唱片唱机都收好，关上门，从自己抽屉里找出个信封，把钥匙放进去，封好，放在桌上，然后收拾了包——没有几样要带走的东西，连小小的坤包都装不满，正如她来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简直是无牵无挂——又从从容容地下楼去。
楼下的人们还在吵闹，见她来了，照旧有人抓住她的臂膀求她帮忙、请她救命，也有人用眼睛射来愤恨嫉妒的毒箭，她谁都不理，推开众人向外去，满脑子回响着刚才听的《西厢》中《请宴》那一段，嘴上没完没了地唱着“雨打梨花深闭门”，一直到“相公啊，想你恭敬不如从命好”——众人想必都以为她疯了，或者就是招摇跋扈已极，这时候都开始唱评弹了！谁知道她是边唱边想。
她想要干掉丁默邨——陈公博往下会怎么样她说不好，但她总觉得重庆未必会接受此人，有一个周佛海就够了，现在还有一个丁默邨，你陈公博用来杀，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合适的手段，跟张生一样，而且自己可能比张生还不如，张生到底不过被困寺中，自己往下还不知道是要改名换姓潜逃他方，还是长期留在上海掩护其他人。风云变幻太快，她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也只是应该而已，自己看到的信息和上面做决定的依据，恐怕是两回事。
要是这样，就得抓紧时间，借一个白马太守。
为了保证丁默邨死，就只能依靠汤玉玮。否则任何军统其他人都有可能放走这家伙。
想到汤玉玮是白马太守，她不禁笑起来，笑着笑着又觉得苦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甘愿。有时候两件事甚至混杂在一起。比如她愿意留在上海，多少也是为了丁雅立，但又不能明说更不能让丁雅立知道。可让她留在上海，一直留在这种灰色的地方，她开始担心自己再也不能恢复清白了。
这两者不能互换，她明白。愿意的她愿意，害怕的她害怕。
不知道汤玉玮和裴清璋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如果有，也许她会平衡些，也许不会。
未几，等她真的确定了丁默邨的下落之后，她就把消息交给了汤玉玮。汤玉玮很高兴，说会想办法交给中央社的一位记者，到时候就等着看好戏就行了。她也笑。两人正在对坐喝咖啡，忽然有人来给她送条子，是丁雅立找她，请她赶紧来家一趟。
来家，说得好像那地方她们两个的家一样。
她立刻告别汤玉玮，赶到了丁家。等门打开人落座，她看见丁雅立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她——姿势是好整以暇，等落座了她才看见，丁雅立的眼神有些不安。
“怎么了？”她听出自己的声音比丁雅立更不安。
“你——”丁雅立欲言又止，她感觉自己的心悬到嗓子眼儿，
“盛东声跑了，和其他的汪政府的官一样，一早跑了。你知道吧？”
她愣了愣，心里的石头好像放下来一点，“我知道。”
“我现在想和他离婚。”丁雅立说，定定地看着她。
她不知道如何回答，也不知道丁雅立是否要自己的回答，只能无助地看回去。
“我要去见他，你觉得呢？”
作者有话说
第41章 第四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