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拂》阿初

3、三、这一种格格不入（小修）

　　窗户朝南，开着几扇，光秃秃的没有挂窗帘，窗外灿烂的阳光无遮无拦的大块大块洒落。
　　我走进六年级三班的教室，迎着阳光，微微眯起眼睛。
　　记忆里，我也曾走进这个教室，低着头，阴郁、不甘、委屈、沮丧并且愤怒，所有课余时间，边完成四年级的课业边自习五年级的内容，终于成功跳级，却没有被分到傅文楦所在的班级，这种结果，怎么可能接受？但除了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泣，我又能做什么？用什么理由闹脾气？
　　我后来想过，也许我碰到傅文楦的时间不对，我们相遇得太早，可当时我认为这没有错，我只是比别人更早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早努力。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放弃，忍耐着年龄的限制，忍耐着失望，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终于肯跟自己承认，爱情这种东西并不是拼命努力顽强坚持就能够胜利获得的，所谓的永恒不变，从来都不是现实，而这份认知，可能比失去爱情和失去自由更让我绝望。
　　不知道是不是人到了一定年纪，那些过于鲜明和尖锐的感情，那些认真到近乎执拗、勇敢冲动、不顾一切的品质，会被不断流逝的时间慢慢磨平，为人处事，更加淡漠和从容，不再轻易的说喜欢什么，也不再轻易的说讨厌什么。
　　人总要改变的。

　　第一排只有一个位置还空着，显然那是我的（客观因素！！比其他同学都小两岁，人矮），我走过去坐下，将军绿色的布书包放进课桌，拿出两支削好的铅笔、课本和笔记本，摆好，放松身体向后轻轻靠在椅背上，双手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
　　同桌是一个短发的女生，我侧过脸对她看了一眼，想不起她的名字。
　　预备铃响过，高个子扎马尾辫左上臂带着大队长标志的女生走到讲台前，圆圆的脸上表情严肃，她拿黑板擦敲了两下讲台台面，开口点了几个名字，叫他们坐回自己位置。

　　1979年全国小学刚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匆忙间，79年这届的小学六年级用的是1960年版的课本。
　　课程有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历史、地理、自然、手工劳技、体育、音乐和美术，我记得傅文楦当时所有课目都很优秀，尤其语文课，成绩历来排全校第一。
　　我以前最喜欢数学，当时是想长大后要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当科学家，所以很用心学习数学，这种念头一直保持到出国，大学选的专业也是数学，却没想到正是数学，让我碰上了赫勒尔。
　　数学，我翻着崭新的小学数学课本，在心里默算上面的计算题，我真的很喜欢数学，纯然的理性的，再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论构筑出来的世界仍然是简单的，我可以安心的沉浸进去。

　　开学第一天，全班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是那种小孩子的懵懂的小集体意识在作祟，我这个突如其来的插班生外来者，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跳级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个异类的标志，所以下意识的排斥。
　　我呢？
　　我的身上被刻着很深的西方痕迹，从脸上的微笑，到一个最简单的抬手动作，到行和坐的姿态，英国老式贵族那种刻板的礼仪几乎深入我的骨髓，不经意间就自然而然的表露出来。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代沟是存在的，事实上我已经五十三岁了，我要跟这群十一二岁的孩子谈些什么呢？难道要我讲讲素数的算法？抑或伦敦的天气？或者我可以参与讨论有关五分钱一块的泡泡糖和五角五分钱一袋的红宝桔子水的话题？并愉快的接受一场结伴上厕所的社交活动？

　　之后一段时间，我安安静静的往返于学校和家里，课间，我通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翻字典，毕竟几十年使用的是英语，作为母语的中文看和说是没问题，可一旦要写些什么的时候，常常会忘字。
　　逐渐有同学来找我说话，虽然看起来有些拘谨的样子。
　　上下学依然独来独往。
　　十月份，学校开展五讲四美月。
　　我想看书，可市图书馆还在复建中，而目前书店里卖的要么是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要么是养猪养鱼等科普类书籍。

　　小学教学的进度太慢，上课时管束严苛，将课本看过几遍后，我感慨，1970年□□提出的口号“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也许没什么不好，甚至最好再加上“学龄要提前”跟“课程要深广”。
　　三岁儿童的小脑基本发育完全，欧洲一些大家族的孩子通常在四岁时就开始有专门的家庭教师辅导，接受读写、音乐、绘画、礼仪、气质、性格、能力、需要、情绪、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培养。
　　真奢侈！
　　前世，我入读牛津大学后就发现自己的眼界狭窄的可怕，还有中西方不仅国体、政体和经济制度不同，文化背景更相差巨大，比如：课堂上，教授拿一则圣经典故开玩笑，其他同学都笑了，我一片茫然；教授在黑板上写出Αριστοτέλης，我不知道那是古希腊语，亚里士多德的名字；一次教授在精讲完一个数学公式的三次演变后，突然兴起，问到高斯对二次互反率的另外八种推导证明，很多同学都能说出一二，我恨不得多一只手记笔记。
　　出国前我背下了近万个英语单词，但那远远不够，加上中国式的英语发音也是问题，另外，大部分数学专有名词、公式名称和数学家名字，我都是以中文译文形式来记识的。
　　很熟了以后，赫勒尔曾调笑我，说在某些方面，那些混迹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都比我强，她们至少懂得为她们的男人挑选雪茄，品出红酒的年份和产地，在宴会上弹一段肖邦的钢琴曲，唱一小段舒曼的艺术歌曲，对主人挂在会客室墙壁上的画作说几句恰当的赞美，明白卡地亚与蒂梵尼的区别。
　　是的，我不知道，我那时甚至连《安徒生童话》也没看过，对西方著作中轮番出现的希腊神话典故和圣经典故感到非常头痛，毫无艺术修养可言，不懂为什么一块牛排就必须是半生不熟的，吃熟肉难道就野蛮无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