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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死者的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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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艺昕听完他的分析,点头道:“有道理啊。那作案人应该是…天台?”
江莫稍许沉默,下令对天台展开勘察。顶楼通向天台的楼梯,有一扇上锁的铁门。“报告江队长,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经过一番仔细搜查,终于在毫无头绪之际,发现了线索。
“江队长,天台栏杆下侧发现一枚指纹。”江莫和孟艺昕上前查看,不锈钢的铁栏上果真印着一枚清晰的指纹。
江莫赶忙道:“快,和蒋小灵的做对比鉴定!”
“是。”曾一宁应道。
孟艺昕回过头,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江莫。
江莫站在天台边缘,眼神暗沉,校园的景象仿佛尽收眼底。良久,视线又落在远处的那幢旧教学楼。
他心里一直隐隐有个猜测,那里面是不是藏着一些秘密。
孟艺昕轻松地道:“江队长,只要能确定这枚指纹是蒋小灵的,这个案子就能破了吧。”
江莫双唇微启,没有作声。
“江队长,昕姐。”负责鉴定的蔡言一个电话过来,声音几分无奈,隔着屏幕都能想象到他脸上的苦笑,“那枚指纹不是蒋小灵的。”
“是当年的死者,蒋小蝶的。”
二.天台坠楼案
光明小区6幢201室。
“咚咚。”
“来啦。”屋里一个妇女声音响起。
“吱溜”是金属门锁转动的声响。铁门微微敞开,露出一个中年妇女的脸。蜡黄的皮肤,塌鼻梁,乌黑油亮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身上套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围裙。
她先是一愣,随即用狐疑的眼光扫视屋外的一行人,疑声问:“你们是?”
江队长面无表情地掏出胸口的警官证,冷冷道:“警察办案。”
“哦哦,警察同志请进。”她忙做了一个往里请的手势。
江莫与孟艺昕换上鞋套,踩进屋内,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沙发很老旧,黑色的外皮被喇破,暴露出里面已然发黄的棉絮。茶几上也布满已经干涸,擦不去的茶渍。周围的墙皮有几片脱落,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孟艺昕故作随口问:“这地方已经住了很久了吧?”
中年妇女握住茶壶的柄,倒进两个已出现裂缝的玻璃杯,摆在孟艺昕和江莫面前,从容地回答:“是啊,自我结婚起就住这了,二十几年了呀。再过个几年就要拆迁啦。”
中年妇女名叫张洁,四十来岁,是当年被害人蒋小蝶、蒋小灵姐妹俩的母亲。
曾一宁带着人,钻进姐妹俩各自的房间,在屋子里四处搜查。
“是这样的。”江莫开口,“我们此次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蒋小蝶的自杀案。”
张洁听到“自杀案”三个字,手中收拾茶几的动作不自觉地顿了顿。抬起头,眼底浮现一丝哀伤,声音略带沙哑:“你们…想知道什么?”
孟艺昕温和道:“张阿姨,你不要紧张。你还记得,蒋小蝶在…出事前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她小心翼翼地问,特意避开“自杀”二字。
张洁微微伏下头,道:“老大一直都很文静,也很乖,那几天心情一直不好。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肯说。我就想着考试完,带她去外面玩一回,应该就没事了。”
张洁小声地啜泣:“可是…可我没想到,她原来那么累,居然跳下去了…”
张洁情绪越来越激动,挤出皱纹的眼角多了一滴浑浊的泪。
过了好一会儿,张洁终于平复下悲伤。江莫见状继续问:“当时警方有查出什么证据,证明她是压力过大吗?”
张洁仔细回想,用力点头道:“好像有,好像有一本日记本,拿走前在老大桌上搁着呢。”
孟艺昕的视线在客厅里扫视一圈,一张摆在电视柜上的相片吸引了她的注意。两个女孩和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一起,左边一个女孩笑得很欢,依偎着母亲;右边的女孩却只是淡淡的微笑,与母亲似乎有一段若有若无的距离。
孟艺昕佯装好奇,问:“张阿姨,您的两个女儿似乎在性格上迥乎不同呢?”
张洁回答:“是啊,老大比较安静,老二比较爱笑。”
“不过。”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自从老大走后,老二就没那么爱笑了。大概是因为,老大去世带来的打击太大了吧。”
江莫询问:“蒋小灵现在在哪里?”
张洁叹声气:“老二在霖阳市上大学呢,要等到放暑假才回来。”
江莫:“张阿姨,蒋小灵最近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没有啊。”张洁摇摇头,紧张地问:“警察同志,老二出什么事了吗?”
江莫严肃道:“余城中学发生了一桩闹鬼的案件,蒋小灵有很大的嫌疑。”
张洁刹那间瞪大双眼,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是老二的!”
孟艺昕:“张阿姨,您别激动,这只是警方的猜测。不过如果有什么发现,请您一定要告知我们。”
“好好。”
孟艺昕瞥见面前的茶水,正好觉得喉咙有些干渴,便自然地拿起桌上的小玻璃杯,一饮而尽。片刻,一股茶叶独特的清香萦绕在她的舌根……
半小时后,余城市公安局五楼。
“江队长,我们在蒋小蝶的抽屉里找到了张洁口中的日记。”
藏蓝色的牛皮纸封面,手感很舒适。翻页那侧是一个磁扣,本子紧紧地合着。封面角落,勾勒着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3月5日晴
最近的学习状态有些下滑。再过几天又要月考了,好心焦啊。
3月6日晴
数学还是很难,我该怎么办…
3月7日
……
都是一些有关学习方面,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学习感到的压力如山。
3月11日雨
我累了,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我想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三月十二日,就是案发时间了。”
良久的沉默后,孟艺昕皱皱眉,疑惑地问:“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紧接着,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她的日记刚好是从案发前一个星期开始记的?”
“为什么恰好只记录了有关自杀的原因?”
“为什么她的每一篇日记只有寥寥数句?”
“前面几篇都只是在抱怨,三月十一日那天,为何突然有了自杀的念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日记本这种隐私的东西,在被收走前,为什么会光明正大地摆在桌上?”
疑点重重交叠,又仿佛将人引进了黑暗的深渊,去揭晓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