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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言志,亦言情
同一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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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题材的诗,同一时代不同的诗人写,不同的时代的诗人写,甚至同一个诗人在不同的时期创作的风格都不尽相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从个人的差异,社会和国家的差异等因素分析。
从个人来看,意识是在人脑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具有主观差异性。
人和人是不同的,同一题材,甚至同一意象的使用都是又差别的。并称“李杜”的李白和杜甫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同是使用“酒”这一意象,李白诗中出现最多的是“清酒”,即使手中浊酒一杯,诗中的依旧是清酒。在《行路难》一诗里,即使自己怀才不遇,但依旧“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这与杜甫《登高》中“潦倒新停浊酒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主要是由两人心态和格局上的差异导致的。李白好道,在诗中追寻自我,清酒入诗,展现的是书生意气、豪侠感慨,是一种生命力量的张扬,是浪漫飘逸的象征,诗中谪仙一般的李白就这样具体了起来,他是大鹏鸟,有着“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能力,是谪仙人,有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傲气,也曾失意过,但却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豁达。这些都是与杜甫不同的。
杜甫是“诗圣”,他的诗是“诗史”,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看过了太多百姓疾苦,也受过了太多的颠沛流离,即便是寻访仙人隐士时也是“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独处闲适时也依然“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浊酒入诗,端的是苦闷心绪、百姓疾苦,诗人品尝的何止是浊酒,更是孤独落寞,也是身世感伤。
国家的发展会影响到社会文学的风格。首先影响的是诗人个人。
还是以杜甫为例,他并非向来就“细细地苦吟”,他也曾有着“一览众山小”凌云壮志,他也曾是少年,只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之后忧国忧民的特点才更为鲜明。影响了诗人个人之后,国家的发展进而就影响整个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过程和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主要是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反映。
唐朝,尤其是盛唐时的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全国上下都充满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此从初唐开始,诗风与前朝就大不相同。
先从送别诗来说,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改前朝送别诗的悲伤凄怆,显示着一种大气和旷达,再到后来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更显乐观和豁达,这何尝不是国家强盛的一种体现。若是国家还像魏晋时期一样战乱不断、饿殍遍野,怎么还会毫不担忧反而豪迈地说“天下谁人不识君”呢?正是因为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安定,才能让诗人放心地对友人说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再从边塞诗来说,唐代,尤其是盛唐的边塞诗是很少有讽刺帝王穷兵黩武的,岑参的“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唐朝国力的强盛,开边的战争基本都是胜利的,战争是在为国家开疆拓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所以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句子减少了,像“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诗句增加了,闺怨不再那么沉重,反而带上了些许娇嗔和灵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而帝国的衰落,使唐王朝建立以来的进取向上的精神和积极的自我调节力量渐渐消失。作为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这些知识分子感到悲伤绝望,他们思念盛唐,渴望济苍生、辅君王、扭转乱世、建立功业,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混乱的政治,他们只能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们感伤的心理,使他们笔下的诗歌也重重蒙上一层黄昏衰落的哀愁。于是,怀旧、惆怅、感伤、消沉,便成来晚唐诗坛的主旋律,秋风、夕阳、残星、落花、霜菊、衰亡的王朝等等,也成了诗人运用地更多意象,盛唐的大气磅礴逐渐转向了格卑调苦。
诗歌的创作者是诗人,诗歌,乃至文学都是一种主观色彩更为浓厚的艺术形式,创作者的经历,社会的安定与动荡,国家的盛衰都影响着诗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现,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影响到其中蕴含的情感甚至于哲理。
诗言志,亦言情,是诗人情感的外露,也是读者情感的共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唐诗,是尘埃里永不蒙尘的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