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何痒》文武之道

7、6

　　一个留学生有多穷？
　　我一个人不太有代表性。但是，当我暑假从研究生宿舍搬到了校外，和一家另外的中国家庭住到一起，分担房费的时候，我还是为了每月省下的200美金而高兴了一阵的。
　　不过这高兴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因为我渐渐发现：跟这家人住在一起十分有难度。这家里的男人是个化学系的博士后，女人就是过来陪读的，在家带孩子。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而现在这个女人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挺着6个月大的肚子，追着两岁的女儿满屋跑。
　　“佳佳，把东西放下！”
　　“佳佳，别扯厕所里的纸！”
　　“佳佳，过来吃饭！”
　　我承认，这小女孩比小媛还要淘。而且淘的十分有创意，比如有一天，她要求我跟她玩，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拿了一根长长的绳子，从头到脚，非要把我绑起来。这让我觉得她肯定从电视上看了什么非天线宝宝或者芝麻街之类的节目。
　　不过，就算她再淘，再闹，也不是我决定搬家的最终原因。我是个什么都能忍耐的人，就是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像居委会大妈那样古道热肠的帮助别人。
　　渐渐地，我发现男人和女人之前的和平相处，都是为了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敷衍。后来，日子久了，不知是他们对对方又聚集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还是跟我慢慢熟络起来，两个人恢复了以往的争吵状态。几乎每句话都是呛着出来的，为了多一勺盐吵，为了谁去给佳佳换尿不湿吵，为了男人晚到家一个小时，饭菜凉了也吵。
　　为了少听几句，有几次就是我去给佳佳换的尿不湿，我去给佳佳喂饭。当然，这个时候，两个人都会有些不好意思，同时收敛一点点，然后女人开始接过佳佳哄着睡觉，男人则做到客厅书桌的电脑旁开始浏览网页。
　　为什么吵成这样还要在一起呢？为什么吵成这样还要不停生孩子呢？为什么吵成这样还要家丑外扬找个人来住呢？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也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原因，我才一直没有好意思提出离开。

　　为了尽可能躲避他们的争吵，我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很早就出门。办公室是个好地方，朱琴并不怎么来，所以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一个人的。
　　车牌检索的项目基本上告一段落了，而我在这个学校也呆了整整两年了。2004年9月的开学，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要开发一个新的项目：人脸识别。
　　我真的不想花一千页的A4纸写下了这识别‘人脸’比‘车牌’的难度大多少。谁都见过长得一样的字母，可是谁见过长得一样的人？
　　老板说：识别人脸是为了做最终的图像识别，而其中的一个应用就是以量化审美标准，计算机判定一个人长得是否叫作美丽。
　　不知道这话，在那些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人听来是多么地滑稽。但是，对于我来讲，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在用数字，比例，公式，和程序量化着数据库里的每一张人脸图像。
　　跟我们合作的是同一个学校心理系的一个教授，他让自己的学生对路人进行抽样调查，然后分析排列出大多数人认为最美的脸，和最（有创意）的脸。然后，把这一堆大大小小的调查结果发给我，让我从中提出量化标准，然后带入样品库进行检测。
　　每次见到那个心理系的学生，我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他的头像就在抽样调查的问卷里。看着他，我总觉得很熟。这只是这个研究项目对我心里产生的最小影响，渐渐我发现，我看谁的脸脑子里都忽然反应出：瞳距与脸宽的比例，鼻子与人中的比例，嘴巴长度与宽度的比例等一连串数字码。
　　这个研究后遗症，一直保持了很久，包括我在圣诞节前，拿着初步结果去见老板。我递给他数据分析，和结果举例的同时，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仔细看过，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沉稳，干练，有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味道。即使和他一起吃过饭，帮他看过孩子，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仰头看他的态度。而他也从来没提起过这些插曲，再回学校见到我，又是一堆资料，成篇成篇的研究计划。还有每周一次的meet，以及依旧公事公办的英语对话。如果说，有什么改变，也许就是他在非办公时间见到我，比如在走廊里偶尔碰到的时候，用中文偶尔聊上几句。话题是：吃了吗，住的远吗，买车了吗，之类等几乎等同于问今天天气是不是不错的话题。）
　　今天，我终于认真看了他的脸：很奇怪，所有量化的标准在他的脸上都处在误差范围之内。之所以奇怪，是因为这量化标准是按照美国人的面貌设定的，而作为亚洲人，是该有误差的。他有，但是都很小。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老板的五官长得很立体，很像个混血。
　　看我盯着他看了那么久，他忽然笑了：“too much research?”
　　我知道他这是在嘲笑我犯了职业病，我立马有点窘迫：“It is ok.”我觉得就是让我一个人去修长城，我也会工头说：不累。
　　接下来的讨论就是老板一贯的方式了：先肯定了一下我的初步工作，然后提出了改进方法，和方向。朝我说了句：“Clear?”
　　“Yes.”我这一辈子后来居上，再过几年一定比同龄的美国人说的yes还要多了。
　　圣诞节过完，我终于鼓起勇气跟那家人说了我要搬出去。他们开始让我好好想想，后来见我坚持，就说了句：你要多付一个月的房租，才能走。（我当时的确问了句不是有以前交的押金可以扣吗？那个男人和女人难得联合起来一次：这是这里的规矩。）
　　千方百计想省的钱，往往是省不下来的。我又交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搬了出去。出去后，我找到了王新，问他说找房子的当中，我可不可以住在他那里。王新租的也是别人先租下来，再转租给他的房子。他回去问了二房东，人家嫌太乱，人太多，并没有答应。
　　车到山前总是有路的，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买个睡袋，睡在办公室。我已经到处去联系住处了，估计出不了一两个星期，我就能找到房子了。
　　2004年的圣诞节后的商品促销季：我买了一个大大的睡袋，拉着自己本不多的一箱子行礼，安营扎寨在了办公室。这个时候，是校园里最清净的时候，大家都在放圣诞和新年的假，没有人会注意到，学校里还有什么可疑人群深更半夜在楼里活动。
　　我就这样，从12月26日，一直住到了12月30日。没什么不方便，唯一的坏处就是：快一周没洗澡。不过过了年，学校的体育馆就会开放，到时候就可以去洗了。况且，我已经收到了一个房主联系我的电话，说他1月3日就从外州赶回来，到时候就可以去看房子了。
　　美国的Holiday season指的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从圣诞到新年，家家户户都布置起彩灯，这时候走在校外的居民区，就像走在童话中的仙境里一样美丽。
　　我乘着末班车，从超市拎了些吃的和水，回到了办公室。一边吃着冷冷的三明治，一边敲着程序。我计算的人脸数据，还完全没达到心理系的那个学生所提供的人工评判标准，加班那是难免的了。况且，除了加班，我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了。
　　就这样，敲着敲着，我忽然听到了办公室开门的声音。探起身一看：是老板？！这不是放假吗？他查岗来了？
　　“宋峰。你真的在？”
　　“恩？”什么叫做我真的在？
　　“我刚才在楼下，看见这里灯亮着，估计就是你。”
　　“噢，我在编程。”不知道这算不算有表功的嫌疑。
　　“还编呢？歇歇吧，大过节的。”——我居然干到连老板都说歇歇的地步了，不知道算不算PhD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有个坎儿，我想弄过去。”才发现：原来研究这东西，用英文说习惯了，中文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就是想说我在debug。
　　“明年再说吧。回家吧，我送你。”
　　明年就是后天，这跟今天完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况且我也没家好回。
　　“你不是住在办公室了吧？”老板在地毯上发现了我平铺的睡袋。
　　“没有。”我如果会撒谎，就不会再说完这句后，低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了。
　　当然，出卖我的，不只是我的胆怯，还有一旁的行李箱。
　　“怎么了？没地方住了？”
　　我想我不能再说谎了，因为我就没这个天资：“我在等房子呢，1月3日就能住进去了。”
　　“那这几天呢？住这里？”
　　“恩，凑合一下。”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打开二楼的窗户跳下去，‘无家可归’——我终于知道自己有多么难堪了。
　　“走，跟我回去。到我那里住几天好了。”
　　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就想说：别了，让我自生自灭吧。可是领导的关心，不给面子，那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收拾一下，走吧。”老板又催了一次。
　　“恩。”我嗫嚅着答应，然后收拾起自己的睡袋，拉着一箱子行礼，跟着他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