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何痒》文武之道

1、开始

　　我上学比一般的孩子早了那么一两年，而且男孩子发育晚，小时候记得自己永远是班上个头最小的，被人欺负那是家常便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班上一个叫胡凯的男生放到了垃圾桶里，拖着在操场走了一圈。
　　好多年以后的聚会上，大家说起这件事情，都还要在一番调侃和评论后加上一句总结：宋峰，你就是太老实了。
　　老实？据说这是委婉表达“没出息”的词语。我不知道我有多没出息，或者说我还能有多么没出息。我只知道，起码，混在这个社会上，我不能表现的那么没用。
　　我想再不能有人比我更能深刻体会到：‘学习好顶个屁’用这句话的含义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为了爹妈，也就是这一个原因，我一直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勤奋读书就像一个套儿，套上了，就这么习惯地走下去。如果我说我是懒人，肯定要被周围的同学揍。可是，我真的很懒，因为太懒，我甚至不想打算自己的将来。随大流成了我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而在我们那所全国重点大学里，出国留学，成了90%人的毕业选择。
　　所以，没有悬念，我跟着宿舍里的人一起去了新东方，一起报名考托考G，一起攒写个人简历和简介，一起填写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申请表，一起等待offer雨落在我的肩膀上。
　　爸妈自然是一百个支持，自打我上学以来，他们最大的人生爱好就是见到认识不认识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要拉着跟人家不经意地谈起我的成绩好和我的听话懂事。所以，从小楼道里的小孩儿就不愿意和我这个他们父母口中天天念叨的‘楷模’玩儿，全民公敌的压力使我很少和人聊天，也就是因为很少说话的缘故吧，我见到陌生人都会有一种不自在。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写作文，题目好像是：我的理想。我当时写的是科学家吧。这就像现在问我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事业一样吧。可是，当时，我真的想说，我的理想就是能让我爸我妈别再以我的考试分数作为他们心跳起搏的动力了。我的压力不会比他们小，记得中考前的一次模拟，因为语文考的不够好，我跑到了班主任家，求他给我父母打电话，让我进家门。
　　大四的下半学期，我又体会到了当年中高考时的压力，等待offer的过程是漫长而难熬的。看着录取通知书的雨点打在了周围很多同学的肩膀上，我开始有些坐立不安。眼看就要到传说中的415死期了，而我投出去的申请信都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所美国学校的申请费，一般在50-100美元，而核算成人民币，每一次申请对于生长于工薪家庭的我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钱打了水漂固然心疼，而更难受的是每周末回家的时候都要面对父母渴盼的目光，他们想问又不敢问的样子，使我感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压力和自责。
　　2002年的3月22日，是个我当时想表框纪念起来的时间。因为那天，在我第1001次打开自己申请学校所填的电子邮件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封英文的email，地址是×××@××.edu。我颤抖地点开鼠标后，果断地发现这不是一封系里秘书发来的据信，而是一封教授直接发来的信，信的内容是与我确定时间，进行电话面试。
　　“老大，我有电话面试了。”看到了这封信，我就激动地朝着宿舍里前几天刚刚接到另外一个学校offer的宿舍老大狂喊。
　　“哟，不错呀。恭喜恭喜，哪个学校？快回信呀。”老大一边催着我回信，一边以过来人的身份提点，“要礼貌，多说thank you，多表示要珍惜研究机会。”
　　“恩，好。”我一边说，一边准备给教授回信。
　　老大凑到了我的身边，看着email的内容，若有所思地说道：“恩？看这教授的名字好像是个中国人呀。你小心点，据说中国老板一般很苛刻。”
　　“有人要就不错了。”我一遍敲着键盘，一边说道，“谁能像叶合宇一样，拿offer拿到手软，斯坦福，哈佛随便挑呀。”
　　叶合宇是我们宿舍的老二，那小子是个天才，我一直觉得只要他肯努力计算机图灵奖的获得者名单里就肯定有他的名字。
　　我回信，信的开头就是中规中矩的“Dear Professor Li”留了自己的手机号，以及方便打电话的时间，我就按下了“回复”键。
　　给我写信的是US News上面全美大学排名从第50到100之间的一个学校的计算机系教授，英文名字是 Han Li。这两个字让我猜测了半天他的中文名字，李，黎？含，寒，汉，函？算了，电话面试的时候只要是喊Professor就好了。
　　等到了约好面试的当天，我一早上起来就像进行什么祭典一样，一直虔诚地捧着自己的手机，在宿舍里来回踱步。再接了两个以光速挂断的电话后，我终于接到一个开头号码显示为001的电话。
　　接起之后，我终于体会到心如擂鼓是什么感觉了：“Hello? Hello?”
　　“Hello？”——北美和亚洲之间的海底光缆铺得真好，对方的声音清楚的就像在隔壁说话。
　　“Hello.”那天一共说过多少遍Hello，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除了这个词，我竟然紧张的连中学课本上的How are you？都忘记了。
　　“Hi. I am calling for University of ××. Are you Feng?”
　　“Yes. Are you Professor Li?”
　　“Yes….”
　　然后就是一堆关于课程和计算机知识的问答。当时，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了。高度紧张状态下的我，脑子像一个转不动的石鼓，回答的慌乱而不知所言。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完了，肯定泡汤了。
　　不过，说完了专业问题，教授开始问起我一些传说中电话面试都要问到的问题。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apply to our university?”
　　“Because…”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答案背了一遍。
　　“OK. Thanks. I guess that’s all what I want to ask. Do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me?”
　　啊？对他有什么问题？这个好像我从来没有准备过。
　　我能说什么？不知道，但是总不能停着不说吧。
　　“Are you Chinese?”——这句话一出，我就想打自己一个嘴巴，一定是潜意识里想起跟老大讨论中国老板比较严格，所以才莫名问了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他英语说得比中央9的播音员纯，所以我怀疑他是个ABC。
　　“是呀。不过工作中我都说英文。”——他的中文也字正腔圆的像个播音员。
　　“Sorry.”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不过‘对不起’是我从小到大的口头禅，翻译成英文也完全没有觉得不顺嘴。
　　“No problem. I will contact you later. Bye.”
　　“Bye.”
　　挂了电话，我就开始后悔得用手敲自己的脑袋：真是个笨蛋，这下全完了吧！
　　不过上了半天新东方，就一句话我觉得还真的有用：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我最终还是拿到了这个大学的offer，而在我拿到offer的当天，父母舒展了愁容的刹那，想到就要离开他们，我忽然有种解脱的感觉。
　　这种不孝的想法，使我陷入了极度的自责，所以准备签证和行礼的那段日子里，我总是想法设法的陪在他们的身边。没有去毕业旅行，也没有像宿舍里其他人那样急急去寻找自己的f2陪读。记得当时叶合宇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别不听哥哥劝，要是现在不找，去了北美那片广袤的土地上，男女比例不是用失调能形容的了。单身女生数目求极限可就是个0！”
　　我当时没有特别理解这句话的深刻，直到几个月后联系学校来机场接机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女生下飞机是有n辆车来接的，而n个男生下飞机要攥在一辆学校中国学生会指派的车里搓成一堆儿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