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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 音像社里温旧情,民工族中品苦辛 景台镇上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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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台镇上新开业了一家小小的音像社,位置在村委会对面,黄丹开的理发店的旁边。音像社很小,能毁成五六个普通的农家厕所。音像社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小小音像社。小小音像社的主人是一个小巧的少妇,名叫梅儿,也就是我初中时那个心仪的女孩。如今她已经成了别人的新娘,她的丈夫叫于浩,长的很胖,在一所乡村小学当体育老师。怕妻子闲居无聊,便为她开了这家音像社,出租出售一些影碟和磁带。
我是在玉龙的带领下才有胆量去她的音像社的。她虽然结了婚,但依然一副少女模样,依然让我心动不已,回忆起许多美好的往事。以后,我便经常到她这里做客,她同我一样百无聊赖,于是我们凑到一起,谈的很开心。我教她下围棋,演八卦,一起玩扑克,下象棋。她有时肆无忌惮、忘乎所以的与我谈笑。有时又紧锁眉头,一言不发,不知在思索着什么。邻人黄丹和她丈夫也常来看两眼,唠两句。
一天傍晚,我骑车从龙家回来,路过音像社时,我见到于浩正在和别人在门外蹲着下棋,梅儿和我打招呼,我停了下来,扶着车子去观棋,也许是棋士之竟不在棋吧。无意之中,我的自行车的前轮将立在道边的自行车碰倒,差点将于浩砸了。我暗想,别人会不会认为我存心陷害呢?
之后我向于浩宣战,当着梅儿的面,大胜他两盘,然后迈上车子,如得胜的将军跨上战马,但却一不小心将腿磕在车子上。我不动声色地扬长而去,回去一看,发现腿处有些发青。
除了周末之外,每次我到玉龙家之前总先到她那里光顾。一段时间后,玉龙告诉我,有人在黄丹的理发店听来的议论,黄丹说:张立东咋那样呢?人家都结婚了,他还总来。
其实我的心中是绝无非分之想,我对她依然如初中时那样敬之如宾。我只想为她解闷而已,同时也可以让我摆脱孤独,忘记苦痛。但这只是片刻的麻醉而已,没有她的时间里,苦痛反而更加清晰地凸现出来。我感到我的生命毫无意义,真的好难挨。这难道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吗?我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
天上的风雨来了,我无法出去看她,心中异常的焦躁。心中的风雨来了,我蒙头强睡,只盼望能在梦中相逢。“脚正怕鞋歪,人前事难论。”人间的风雨来了,我该何去何从。
6月1日,我去与梅儿辞行,我要与父亲去长春干活了,那里我二叔------爷爷的大哥的次子------张森包的工地。梅儿听了,眼中也流露出怜悯与忧伤,她写了首词送给我。
卜算子
细雨故人来,对弈谈心事。
暮色当酒夜当歌,走马拔旗帜。
明早君将行,再见知何日?
挥手一鞭荡风尘,不负男儿志。
还有一首《钗头凤》,是她抄唐婉写给陆游的那首,一起夹在我借她的《周易》里还到我手中。我明白她的意思,尽管她心中依然对我有着那种朦胧的感情,但一切都只能饮恨而止了。“世情恶,人情薄”,“人成各,今非昨”,无可奈何。
几个月后,小小音像社不知何故关门了。接着房子也扒了,整个从地球上消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不解之谜。
6月3日,我与父亲,还有范家屯的大舅-------大武子一起来到长春郊区的工地,中午到的,下午便开始干活。我也拿着铁锹跳到地基的大坑中向外掘土。
我忽然懂得了“能力”的含义:有“能”耐就去施展,没有能耐,就只能出“力”了。
但我却连力也没有。别人用脚一蹬锹,便能挖出满满一锹土来,我只能在那里墙抢地皮,手很快就磨得发硬,起了水泡。我知道,我是完全靠别人才完成这个任务的。如果只有我自己,也许我一辈子也挖不好这个坑。我是三上诸葛亮也顶不上一个臭皮匠。父亲说让我帮二叔管管帐,咋地不得给我二百块钱。我想反正闲的无聊,能挣点是点,也算找个吃饭的地方。有了钱,才能包装一下自己,在毕业之前返校时给大家留下一个最后的美丽的回忆,这便是我的动力所在。
晚上,我们住在用砖搭起的简易的工棚里,我很不习惯,频频醒来。
次日,工地因为没有来人放线,所以还不能正式开工。这么多工人干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呀,带工的很会找活,让我们把几垛砖搬到另一边去。工人们很能干,有几个比我还小的小伙子,一次能拿很多块砖。我刚开始便比不过,手筋累伤了。后来只能一手拿一块跟着来回走。二叔后来说:“你干不了这个,用你帮忙反而耽误活。”
下午,没什么活,放假了。我坐车到长春市里去转转,迷迷糊糊地,没什么意思,我买了本《围棋天地》就回来了。
二叔给我找了个打更的活,让我晚上看着放在邻院加油站内的钢筋。二叔怕我呆,会一直守在外面,特意嘱咐我:晚上出去几趟就行。
在别人都睡下的时候,我开始行动了。一颗孤星,半弦惨月。我就站在这样的天底下来回地踱着。偶尔听见蛐蛐的狂叫或是蚊子的哼哼。除此之外,便是宁静。我不由得顾影自怜。打更,本应是由老年人做的事,老的没有其他用处了就可以打更,或者用一条普通的狼狗就可以完成此任务,也许母狗也可以。而我,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却只能做这样无聊的工作!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和着月光,亮晶晶地敲击在心田上,孤独的我,开始思念远方的朋友和亲人。
一个小偷也没有,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价值,我转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和衣躺下,也睡不安稳,迷胡一会儿就再出去,一夜四五次。白天,我可以不用和他们一起干活了。我躺在床板上,希望能做些好梦,然而总是昏昏沉沉的。等到醒了,也不记得是否做过梦。
一天下午,大家都出去干活了,我一个半死不活地躺在床板上。忽然,我感到床在剧烈地震颤,整个屋都在有节奏的颤抖。我敏感的判断出,地震了。我忙起身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大道上刚刚过去一台重型推土机。
也许是由于领导者无能吧,工地迟迟不能开工,有两个敏感的力工赊了两条烟后逃之夭夭了。工地每天都要白白浪费许多大米来供养这二十几口人。菜不算好,终日的土豆、白菜汤。我们从家里拿来的咸菜条成了抢手货。每到晚饭时,众人都要喝上点白酒,以缓解一天的劳累与无聊。我也学着他们喝上两口,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我和父亲闲着没事,一起去市里闲逛。我们是走着去的,说是为了欣赏风景,其实只为省两个钱。
父亲在马路上不住地麻木地东张西望,多年的肌体的劳累与精神的折磨使他的动作变了形。我忽然发现他老了,我开始注意照顾他过马路。我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我应该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可我却表现的如此的懦弱和无能。
我们去百货大楼看看。我自觉人穷衣裳破,不敢离商品太近,就怕人家问买啥。我想售货员应该有这个眼光,能看得出我们只是来过过眼瘾。事实却非如此,穿着大方得体的年轻的售货员们主动而热情,向我们介绍着各种商品。我们则显得很尴尬,如坐针毡。这世道真是变了,数年前的服务态度不好与表情冷漠已一去不返,私有化的好处可见一斑了。
我们很累,很饿,但身上已没什么钱。父亲说,到你大姐那看看,你大姐一年挣一万多呢,让你大姐给你找个活。
大姐是我爷爷的大哥的长子之女,是我小学同学,她本叫张红艳,但幼时的她觉是名字太俗,就随我的名字,自改为张立波。她由于学习不好,早早的就不念了。在电脑培训班学习了几个月,然后自己在长春找了个打字的工作。如今,她已自己做起了老板,开了一个小小的打字复印社,收入还不错。我在上学坐车时曾见过她几次,不过由于我的性格,我没有和她说话,关系已十分淡薄。
我们找到她的门口时,她在屋中端坐着,脸上没有什么笑容。她看了我一眼,也许感到有些惊讶。此时的我衣服旧而且脏,脸又黑又瘦,胡子也长起来了,双目虽跨着眼镜,但已呆滞无神。头发长而蓬乱,是大风给定的型。
随便聊了几句,父亲让她给我找个活,大姐婉言拒绝了。她说她的生意也不好,但说话间就有人来取打好的菜单,付了十元钱。我凑到电脑旁看一看,她却关了电源,把电脑小心地盖起来。
无话可说,我们要走了。父亲陪着笑说:“给你这个老弟拿十块钱坐车回去吧,脚都走起泡了……我们忘带钱出来了。”大姐冷冷的把刚才收入的十块钱给了我。
几日无事,父亲回家了。我更加孤单,晚上只出去巡查一两次,白天依然昏睡。
傍晚无聊,我独自在工棚后用砖搭着小屋,又拣了一个树根,如弓箭状,我拣木棍在道旁胡乱地射着。后来坐在沙堆上,用小棍掘土,在沙上练习书法,一直玩到日落天黑。
第二天中午,我向二叔要了车费回家,行李也没拿。我在工地一共呆了八天,这八天毫无进展,以后工地终于开了工,一切建完之后,大家却没拿到钱,这是后话。
回到家后,脚气又犯了,那个最初感染的脚趾流血、化脓,数日不愈。加上我心中沮丧悲伤,我终日在家,无颜出门。无聊之时,我拿出《三国演义》,收起了老庄哲学,想借此增长点英雄气概,增添一些勇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