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作》湖玄

20、聊聊补习

　　写于2022年，7月12日，12:30

　　今天听同事讲了个事，他们小区里有个老爷子是退休教师，这个暑假在家里给自己孙子补课，父母看孩子学得很好，就给爷爷打了个小红包意思意思了一下，没想到由此埋下了祸根。孙子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去举报他们违法补课了，并且最后举报成功。

　　作为一个大龄社畜，我并不清楚如今的学生对于禁止补课是什么情绪，反正这故事让我觉得别扭。

　　记得初中的时候，很多学校是提供寒暑假的廉价补习的，一个假期两百块钱左右。因为是自愿补习，人数也不多，学校索性把全年级最好的几个老师派了过来，这对他们而言其实很痛苦，钱少事还多，但对我这种穷学生而言真的是个很大的福音——因为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当时是个真·体育老师，教书极其吃力，所以寒暑假成了我唯一能接触到正规英语老师的机会。

　　后来，上面开始严打学校补习了，市面上的补习班雨后春笋般崛起，两三百块钱一个小时跟玩儿似的。

　　自此，我就和补习绝缘了。

　　直到高中遇见一个真正担心大家高考的老师，他很清楚，我们这帮穷学生这样下去不行，高考一定玩不过有钱学生，于是他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请来了水平极好的同行，偷偷给我们开了暑假补习。

　　当时，有不少来自名校的有钱学生都上门来找过他，想做私下一对一的补习，价格十分诱人。可他却选择了我们。扣除场地费还有给其他老师的工资，结算下来的余额少得如同慈善。

　　高风险，低收益，累死累活，图什么呢？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几年，因为厌恶补习而举报老师的学生很多，但很幸运我身边没有，我想一定是因为没人能狠下心来去伤害一个这样好的人。

　　等到我读本科的时候，教培行业已经成了大学生兼职的最佳蓝海。家长大把大把掏钱，补习机构大把大把捞钱，到了一种几乎病态的地步。我认识的有些老师，甚至开始计划要单飞出去开补习机构。我完全看不到这些逐步升级的禁令到底改善了什么，我只看到教育两极化被进一步拉大。

　　研究生毕业时，一条更疯狂的禁令出现了，那就是如今的“双减”——补习班被严打了。

　　那个夏天很热，毫无荫蔽的校门口人烟稀少，唯有米黄色的石墩在40℃的高温下发白发烫。有个人一直站在那里，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被太阳晒得脸颊通红，满背是汗，疫情管控让她无法进入学校，她只能在门口眼巴巴地等。

　　她在等什么呢？

　　我去校门口取了个外卖，隔着栅栏被她拉住，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孩子补习，价钱好商量。我跟她解释我是个学渣，给她孩子补习会误人子弟。

　　她满是血丝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双手攥的更紧：“不会的，不会的，你是名校的学生，你不要不愿意……”

　　因为担心外卖放久了会不好吃，我挣脱着拒绝了。我羞耻地在心里承认，我没有我的老师那么高尚。

　　我转身逃离了那里，留她一个人继续等待和彷徨。

　　如今我工作了，终于能从应试教育的折磨中逃出生天，却还是忍不住想去回想这些问题：“双减”真的公平了吗？补习真的从此绝迹了吗？其实我们都清楚——

　　答案是“没有”！

　　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开始高价招收985出身的家政阿姨，你会发现隔壁有些保洁人员箱子里装的不是清洁剂，而是教辅书。

　　补习的生意从此流入暗渠，要价再度翻十倍不止。

　　我始终相信，解决补习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人们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游戏规则的残酷，以及它所带来的高淘汰率——

　　换言之，是生存本身带来的。

　　当所有人都只能选择一条出路的时候，当这一条出路只能容纳一部分人通过的时候，生存与厮杀的恐怖就不会灭绝，至多会换个形式继续存在。而那个新形式是否就比补习更好，要公平，更轻松呢？

　　这很难说。

　　当然，我承认自己是个目光短浅的人，所以才会看不清楚补习这种一不伤天二不害理的玩意到底余毒多深，但我仿佛能看清楚，终有一天我们能播出这样的画面：

　　某个阴暗的地下室里，一群训练有素的警察突然破门而入，高喊“举起手来”，手握粉笔的眼镜老头被铐上手铐，学生们被鱼贯带出，他们双手抱头，蹲成一排，怯懦地接受着询问和登记。

　　这些被抓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罪名——

　　叫做“非法补习”。

作者有话说

　　注：以上全部剧情皆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