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足迹》观月澜

25、小凉山——痛，却生活着的人们 在滇西北宁

　　在滇西北宁蒗县小凉山地区，除了彝族——当地人笑谈“一族”，还生活着为数较少的纳西族、普米族等十来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归为纳西族的摩梭人，除了泸沽湖边被旅游化的摩梭人家富裕起来了，其他地方的摩梭人生活仍很贫困。
　　1996年的一场洪水冲毁了新营盘一个河边自然村的房屋、田地，房屋倒塌，山上落石堆满田间。一二十户摩梭人家被迫逃离家园，重新开辟生活，有五六户搬到了邻近的宁蒗县城。一户周姓人家在遭遇洪水之后，只剩下倒塌的房屋四周一点点自留地。没有土地这个生存根本，往后的日子不堪想象。于是一家人前往县城谋生活，只留下一个小子带着个老人固守家园。
　　据这户人家说，当时受灾后政府并没有给予救济金，只是帮他们安排了租金较低的住所——一排废弃的林业局办公室最靠里的一户三间房。在停着一艘旧铁皮船的仓库旁有两扇铁门，门内便是他们的暂住地。客厅正对着门的墙边竖着简易的锅桩，墙上挂着串串包谷、红辣椒。抬起头发现人字形的屋顶连通了整一排人家，四面的砖墙就在这屋顶下圈起了一间间房，却没有升至屋顶彻底分割头顶的空间。
　　女主人别嘛说，这儿的租金是每月每间房50元，也就是说，他们每月总共要负担150元的房费。一家六口人，上有一个老母亲，下有一女两儿，就靠阿那开和别嘛夫妻俩收了农家的菜去市场卖菜为生。猛地失去了土地，生活的压力压迫着他们。别嘛说，收入好的时候除去房租能盈余两三百，差的时候只刚好贴了房租。如今，别嘛的大女儿阿里妹嫁给四川来打工的汉族人，两岁的孙子小一点儿（小龙龙）给家里添了许多欢笑。别嘛的两个儿子也已上了高一、高三，每人每学期七八百的学费却是个大数目，而就要面临上大学的费用，家里将更加入不敷出。
　　一个月前，阿里妹开始摆起烧烤摊。每当夜幕初降，阿里妹和父亲就推着铁皮车、抱着筐筐扁扁来到离家不远的岔路口，燃起炭火。我就是因为吃烧烤才认识了他们。每天下午，阿里妹和母亲就开始为烧烤准备材料，洗小瓜，切藕片，串洋芋……
　　在离他们家不远有个兴民村，那里居住着一百来户摩梭人，由于挨着汉族村三棵树，多少年来已经有些汉化。传统的木结构房屋依然延续至今，屋下的人却不仅仅是摩梭人。我碰到的两户人家都娶来了汉族媳妇儿。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汉族姑娘领我们走进摩梭婆婆家。家里只有婆婆在，她正忙着晒包谷喂猪。婆婆汉话讲得很好，家里已很少讲摩梭话了。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也就是汉族媳妇儿的丈夫，现在开货车到山上运沙去了，要两三天才回来，一个月据说能赚到一千块；女儿在县城卖饵块；小儿子初中毕业就到丽江打工了，家里人不知他现在做什么，他也没给家里寄过钱。婆媳俩热情地留我们吃饭，煮了一大锅糯米洋芋饭，她们说，这是招待客人才煮的。拌了猪油的糯米颗颗油亮晶莹，夹在其间金黄色的洋芋块香滑绵甜，沾在锅底焦黄的洋芋更是酥脆诱人。下饭的小菜只有一碗凉拌野薄荷和一点昨天吃剩的鱼腥草，他们平日的饭菜竟是如此简单。
　　也有日子过得较好的人家，丈夫在农机所工作，每月到田间七八天教农民种田，其余的日子自行安排，一个月也能有一千的工资；妻子在山上的医院当会计，平均工作十天后下山回家休息一段日子，每月有900块。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工资，要比打工有一日没一日的生活强许多。但大多数人家都以务农为生，农闲时，男人们便聚在一起玩玩乐乐。
　　摩梭人，仍在不断摸索着新的生活方式。
　　“困”在山坳里的人们
　　她，生长在小凉山竹山上的普米族村子——梨园社。山上有一座土房，破烂的没有门窗，那就是小学，只有四个年级的小学。上课时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老师先开始上一年级的课，然后是二年级，三年级……她二年级只上了一天便辍学了。十三岁时家里给她订了亲，十七岁就出嫁了。而在过门的当天，她和妹妹逃回娘家。
　　普米族的传统习俗——婚后，由双方长辈确定是否需要留下女方，如果娘家没劳动力，新娘过门后就回娘家，但最多不超过三年。所以，普米族新娘“逃婚”的现象似乎有着这样一个现实的背景。而现代越来越多的新娘逃婚后却再也不回婆家了，她们有的下了山，见了世面，不再被家长单方面的决定束缚，选择了自由。
　　在她逃婚后不久，山上来了一个汉族教师，他挨家挨户劝学。她和他恋爱了，而她家里却坚决不同意，也许是普米族人不喜欢和外族通婚。七年后，她终于解除了婚约，与教师结婚。然而她的家人却始终不能接受她的丈夫。她的哥哥差点要把他吊起来毒打一顿，亏了她的父母明事理，看他是个好人，才阻止了惨剧。
　　婚后，她跟着四处教书的丈夫生活，前几年来到玉鹿，在一个山坳里安家落户。她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小儿子上了高三。而多年与各族人交往中，她学会了彝语、傈僳语、纳西语、摩梭语等。她的大儿子笑说，要是他妈妈有文化都能读博士了，加上普米语和汉语，会六种语言就能直接读博。
　　清苦却幸福，她是个知足的女人。然而从年轻时她就被病痛折磨，从头顶至脊背一条神经常常痛得直不起身。丈夫会帮她按摩，也到过丽江看病，却查不出毛病。山坳里的医疗条件很差，一痛她就到村口路边的门诊部挂水拿药，拿完药依然要干农活。可是挂水拿药对她的病痛根本不起作用。她无奈地说：“没有钱啊，不可能去大城市看病，等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再说吧。”她是那么温柔贤淑，每年还要和全家爬上高高的竹山看她的父母，忍着病痛。
　　他，是大凉山奴隶的后代。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大凉山奴隶主叛乱时逃到了小凉山，解放后，他的父亲也不再是奴隶。而他上了师范学校，当了老师。他在许多小学当过教师，在竹山教书时，认识了一个普米族姑娘，后来便与她结婚生子。
　　几年前他来到玉鹿一个山坳里，规划建成了一所土库完小。现在的校长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学校还配备了远程教育用的一台电脑和一台电视。
　　如今，他调到玉鹿完小——又称彝人制造希望小学。据他说，彝人制造乐队曾在宁蒗县城活动中心开音乐会，说是要捐十三万给玉鹿完小，最后却只到了2.8万。他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当地村民想砸“彝人制造希望小学”的牌子，后来经劝说才又挂上至今。
　　他曾在自己家中办过扫盲班，全村没上过学的农民都聚到一起，很是热闹。一次上课时突然轻微地震，慌张的人们乱作一团。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学校读书，不住在家里，他便把竹山上小舅子的两个孩子接来。吃、住、学费都是他掏。
　　当老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记得在西川小学教书时，一个学生病了，他的老师就背他回家，没想到半路上那孩子就咽气了。孩子的家人就向老师索要赔款，最后老师拿出四千块钱。
　　说起放蛊，他亲历了这样一件事。某个学校的司务长和摩梭采购发生了口角，不久后司务长就肚子发胀，到昆明、攀枝花都查不出病因。于是他将那个采购告上法庭，告他放了蛊。最终以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慢慢的，得病的司务长吃了些草药才得以痊愈。
　　他记得刚搬到山坳时，对面山上的彝族人经常下来偷走村子里的猪啊鸡的，一次还打伤了和他们理论的女主人。事后全村人备了火药、猎枪准备对付再来寻衅的彝族人。此后，彝族人便不再敢从他们村子前走过了。
　　我们正巧赶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抵达这位老师和他的普米族妻子共同的家。
　　老师带我们拜访了村里的普米族和傈僳族人家。这里曾经居住着不少普米、傈僳人家，现在留下的不多，都搬到别处去了。由于这一带汉族居多，他们的下一代已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近几年，从山上搬到山坳里的彝族人家多起来。据说能搬下山的彝族人都是比较富裕的，穷的只能呆在山上。他们下来后，以2000块一亩买了原本属于山坳里的村民的田地，开始种烤烟等。
　　山坳里的人们大多种烤烟，因为这是最值钱的经济作物。但是风险也十分高。脆弱的烤烟叶遇到病虫、冰雹就完了。在成熟泛黄的烤烟田间，架着个像望远镜的三脚架。老师说：“这是用来打散天上的云的。烤烟最怕冰雹，一下冰雹烟叶就会被打穿，整片烤烟田也就没用了。所以村民就用硝和硫制成的炸弹打上天，要下冰雹的云就散开了。”
　　八九月正是烤烟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忙着收烟叶、烤烟叶。收完烟叶的烤烟一株株光溜溜，顶端开出一簇簇粉色的小花。一户人家种了八亩烤烟，今年收成不错，赚了一万二。
　　经过一连三个土砌的烤烟房，火洞上方被烟熏成黑色火焰状，一些人聚坐在烤烟房不远的地方。他们说，烟叶需要烤七天才能成为半成品等烟草公司来收购，由于烟叶分优劣等次，烤制过程中温度的掌控格外重要。所以他们在烤烟过程中不能离开烤烟房，以便随时添减柴火保持适温。“嘀”一声，挂在烤烟房墙壁上的温度显示器叫起来。高高的烤烟房内架着一层层捆扎好拴在木棍上的烟叶，没烧火之前就靠人踩在木架上将烤烟一层层往上架去。打开侧面的小木门，浓浓的烟味呛鼻。
　　我们在一户彝族人家里吃了苦荞粑粑，热情的主人还宰了一只鸡款待。苦荞吃在嘴里略感苦味，咽下后留有一丝清凉，这种生长在高寒地区的粮食产量低，但对身体很有益。杀一只鸡全家人都要尝，所以每个人最多吃一块，谦虚的人只喝一口汤。鸡汤用彩绘的木碗盛着递给我们，这是对尊贵的客人的尊敬。当然，临走少不了给“卡巴”——一种礼节。我掏了五十块钱给这户人家，表示礼尚往来。
　　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彝族长辈说，这里的彝族文盲，每年都会集中扫盲，西南民族大学学彝族文字的学生会来这里，教他们怎样写自己民族的文字。他还说，离这不远有座药山，是小凉山地区最高的山，山上风景很美，每到三四月，满山开遍杜鹃花，十分壮观，山顶有一池叫“青海”的湖水，由于海拔高，山上能见到牦牛、虫草。如此仙境，却由于交通不便，没有通往药山的路，致使到今天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修好了路，变其为旅游资源，那沿线地区就该会富裕起来，长辈感慨道。
　　天色渐晚，一骑摩托缓缓驶过坑洼不平的泥路。那是收松茸的人正背着小筐赶去县城，趁新鲜卖个好价钱。他是本村人，收松茸已有十载，每年只有一个季度能收到松茸。根据松茸的优劣、市场的价格，收入常有很大波动。今年松茸的价格跌到了一百多一公斤，而收松茸的人仍要来回赶上几个钟头的路程，在夜深时才回到家。收松茸十载，却不食松茸味。
　　山坳里的人闲时便上山采菌子，山之大无奇不有，但是能捡到松茸以及今年卖到一千多一公斤的羊肚子菌等珍贵菌种却是凤毛麟角。而且其艰辛更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一大清早就要上山，不知翻过几个山头，穿过多少林子，还要有敏锐的视觉，才能将菌子从地下挖出来。终其一生，也许他们都不曾品尝过自己亲手捡的菌子。
　　回到老师家里，我们有幸分得一口月饼。在这里，人们中秋时吃的月饼就像一块大饼，大得装在蛋糕盒里，黄黄的，豆沙馅。卖相不太诱人，但据说是和了苦荞，营养应该不错。我们啃着黄饼，仰望苍穹，山坳里的月亮分外美丽，有云、有树、有山，有犬吠，有虫鸣，有泥土的清香……
　　高山上露天听课
　　据云南宁蒗小凉山地区当地人说，在他所居住的竹山上，“从九月开学至今，两位老师带着五十多个孩子，四个班级，都是在露天上课。”身为村民，他埋怨道：“临近冬天不知该如何，县乡两级没人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
　　自九月开学，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到这所“露天小学”上课。“‘教室’是用不规则的木桩四周围拢，顶上盖一层薄塑料。”一位村民说，“家长反映最多，两位老师也到乡政府和县教育局反映过了，群众、村委都在反映，可是没有效果。县乡都说没资金改善校舍。要等下去这可不是办法啊……”
　　今年八月时，我曾到小凉山，由于当时正值云南的雨季，我花了两个半小时才爬上竹山。和我一起的还有两匹马，几个人。那儿是人背马驮的年代，曾经修过一条路，但还没修到头中间就断了，等补好了中段，两头又塌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辆车开上竹山，甚至连一条能称之为路的小道都没。闪雷骤雨让我体会到山洪的可怕，等到了山顶，鞋子裤子都湿了。山上的人下一趟山不容易，山下的人更是不知道山上还有人居住吧。
　　山上有两个村落，梨园社是普米族村，前进社是彝族村。高山上缺水地贫，至今还没有通电，只有两户人家在小河边安了涡轮机发电。普米族、彝族人都住着木屋，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惯。
　　梨园社的人指着破旧得几乎要坍塌的房屋说，这就是小学校。我被镇住了。当地的小学就是两座土坯房，据说其中一座竟是教师住房。由于正值暑期，老师学生们都回家了，不在学校。两栋土屋被雨水冲刷得溃烂不堪，皮开肉绽，墙体大块的白粉墙面已经被侵蚀剥落。房屋没有门，里面空空的。三间所谓“教室”的门框上，用粉笔隐约写着“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最高只有四年级，再往上念就要到县里或是一个叫西川的地方去。
　　走进歪在一侧的门框，这里就是教室？三条低矮的木棍钉在地上横成三排座椅，坑洼的泥土地，木条搭起的窗棱，墙角渗了水。屋顶透着光，两根木杆倚在墙上——据说这是用来支撑小黑板的。这里只有两个老师，上课时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先上一年级的课，别的年级的学生就在旁边听，上完一年级的再上二年级……看着眼前残破的景象，想象不出这里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课学习。
　　没想到事隔两三月，村里人告诉我，由于房屋严重破损，自九月开学至今，孩子们都是在临时搭起的塑料棚下上课。普米族、彝族的孩子，现在连那微颤的教室都失去了。冬天临近，难道还要继续让他们在海拔三四千米，严寒的高山上露天听课，而无人问津吗？
　　彝族，从高山上下来
　　由于历史、战争等原因，彝族大多住在滇川地区的高山上，据险而居。而近几年，云南宁蒗（又称小凉山）的彝族出现了“下山”的趋势。从2000年开始，政府对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无望的彝族实施扶贫搬迁政策，让那些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彝族或投亲靠友，或靠政府救济，搬迁到低海拔地区。据宁蒗县扶贫办和计划局的数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搬下来的彝族共有7771人，扶贫拨款4495万元。县人大办公室有关人员说，搬迁下来的彝族每人补贴1000、2000到3000元不等。从数据来看，2000-2002年，每年都有1000到3900户下山，而2004年，人数却骤降至200人。不知是高山上没有多少彝族了呢还是扶贫款项减少了。
　　宁蒗彝族自治县是1986年被□□列为全国首批治理的272个贫困县之一；1999年，被云南省政府列为全省八大少数民族贫困山区之一；2001年，又被□□列为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3年末，全县总人口233327人，有12种民族，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60.75％。按新的脱贫标准计算尚有19.14万贫困人口，其中6.28万人处于绝对贫困境地，占总人口的27％，是个典型的山、少、边、穷县。
　　自古以来，彝族都是哪儿高在哪扎寨。关于彝族尚高的原因有两个传说。相传，上苍在安排彝族人的命运时，想让他们过上贵族般的好日子，于是下了道谕旨：坐高马，做高官。可他们的祖先却误会成了：住高山，做高官。另一种传说是，三国时代，诸葛亮平南蛮，为安抚彝族人，对彝族说“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彝族错听为“高山任驻，骏马任骑”。于是，彝族后人世代都居住在贫瘠的高山大川里。这些传说都无从考据，而大山上彝族贫穷落后的现状却真实地存在着。
　　小凉山解放后，药山上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走下山，当时他一字不识。来到攀钢后，他通过自学开始读书写字，后来又到省党校学习，成了国家干部。先进的思想使他认识到，继续生活在高山上，环境恶劣，广种薄收，那么彝族人贫困的生活现状永远也改善不了。1975年，他从山上搬到山下的坝子地区，成了当地汉族坝区的第一户彝族人家。为了致富，他买田种植苹果、烤烟，盖圈圈养鸡、猪、羊，还承包建筑项目。他退休后，村里人选他当了前任村支书。如今，他在当地的威望依然很高。村里的一个汉族人指着一条小河边说：“这河堤就是老书记承包修的。”
　　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也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从2000年到今年，这个村子里已经有了七八户彝族人家从山上搬到坝区。据村里的汉人说：“听说搬迁下来一户彝族，政府就给2000块补贴。宁蒗县城里搬下来的彝族多，我们这儿少。搬下来的都是比较富裕的，穷的还留在山上。搬下山花费很大，盖房子、买田地，光靠2000块补贴是不够的。彝族搬下来占了村子上面的地，就问村里人买，每亩2000块。县城里更贵，要十万一亩。”
　　走进山坳，经过几个汉族村，走到坝子上头，砖土房没了，坝子里、平缓的山坡上星散着几处木屋。这就是彝族人家。“你看远处一栋小木屋，那家比较穷，买不起瓦，还是黄板房顶。是用一片片木板搭在一起，再压上石头，过去比较普遍的屋顶。”当地人说。
　　前面一连三个土砌的烤烟房，火洞上方被烟熏成黑色火焰状。几个男子聚坐在烤烟房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彝族百褶裙的妇女正蹲坐着抽烟袋。“这烤烟房就是那个老书记家的，那妇女是老书记的妻子。在这烤烟的小伙子是和老书记一家的，都搬下山住在附近，现在来帮书记家烤烟。”当地向导说。
　　八九月正是烤烟收获的季节，烤烟的小伙子说，烟叶需要烤七天才能成为半成品等烟草公司来收购，由于烟叶分优劣等次，烤制过程中温度的掌控格外重要。所以他们在烤烟过程中不能离开烤烟房，以便随时添减柴火保持适温。“嘀”一声，挂在烤烟房墙壁上的温度显示器叫起来，温度升了一度。高高的烤烟房内架着一层层捆扎好拴在木棍上的烟叶，没烧火之前就靠人踩在木架上将烤烟一层层往上架去。打开侧面的小木门，浓浓的烟味直呛鼻。
　　山坳里的人们大多种烤烟，因为这是最值钱的经济作物。但是风险也十分高，脆弱的烤烟叶遇到病虫、冰雹就完了。老书记和几个青壮年侧身在成熟泛黄的烤烟田间，捧着采摘下来的烟叶轻轻堆放在地上。收完烟叶的烤烟一株株光溜溜，顶端开出一簇簇粉色的小花。一户人家种了八亩烤烟，今年收成不错，赚了一万二。田埂边架着个像望远镜的三脚架。当地人告诉我们说：“这是用来打散天上的云的。烤烟最怕冰雹，一下冰雹烟叶就会被打穿，整片烤烟田也就没用了。所以村民就用硝和硫制成的炸弹打上天，要下冰雹的云就散开了。”
　　老书记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坐坐，一根根圆木横着搭起三间屋子，围成一个小院儿。院里木架上挂着几张狐狸和獐子的毛皮，那是小伙子们去后面山上打猎时捕获的猎物。我们坐在火塘边，正赶上一大锅洋芋刚煮熟。这是他们的点心，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剥着滚烫的洋芋。老书记宰了一只鸡热情地挽留我们吃晚饭。书记的妻子拿出自家的苦荞粉，做了苦荞粑粑款待我们。苦荞吃在嘴里略感苦味，咽下后留有一丝清凉，这种生长在高寒地区的粮食产量低，但对身体很有益。杀一只鸡全家人都要尝，所以每个人最多吃一块，谦虚的人只喝一口汤。鸡汤用彩绘的木碗盛着递给我们，这是对尊贵的客人的尊敬。当然，临走少不了给“卡巴”——一种礼节。我掏了五十块钱给老书记家，表示礼尚往来。
　　老书记说：“这里的彝族文盲，每年都会集中扫盲，西南民族大学学彝族文字的学生会来这里，教他们怎样写自己民族的文字。”他还感慨道：“离这不远有座药山，是小凉山地区最高的山，山上风景很美，每到三四月，满山开遍杜鹃花，十分壮观，山顶有一池叫‘青海’的湖水，由于海拔高，山上能见到牦牛、虫草。如此仙境，却由于交通不便，没有通往药山的路，致使到今天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修好了路，变其为旅游资源，那沿线地区就该会富裕起来，药山上的彝族人也就不会这么穷了。”
　　坝区不再是汉族的专署地
　　在云南丽江小凉山地区，有一个叫宁利的坝子，近四五年间，忽然在乡中学周围平地崛起一个自然村，全村三十四户都是从高山上走下来的彝族。此村没有名字，当地人称它“新迁村”。乡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都感到极其纳闷，从1978年建校到2000年，学校周围一直没有多少人家，只是一片空地。而近几年一处处木屋土墙包围了学校，令许多人不解。
　　在小凉山，有许多像宁利这样的坝子，四面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田地。从古时开始，“汉人住坝区，彝族高山住”似乎已成定理。而近十几年，这个定理被逐渐搬下山的彝族人打破。2002至2003年，“下山”更成为一阵风，刮到这个“密不透风”的宁利坝区。“新迁村”就是在那一两年倏地形成，而由搬迁的彝族自然形成一个村落的现象，据说在整个小凉山也只有这里可以见到。从四面不同山上走下来的彝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乡中学附近造房置地，彼此由隔山而望变为隔街为邻。究竟是什么动力让这些祖祖辈辈据高而居的彝族人忽然心血来潮似的搬下山来呢？
　　去宁利乡中学的路上，黄土路两边是一幢幢木屋，那种用一整根一整条圆木密密摞起的木屋，院落的围墙则是用黄土砌的，盖上松针或瓦片。杨校长指着这些房子和学校前后的一片屋顶，说：“这些都是搬下山的彝族，四五年前，这里还没有一户人家，都是空地。前年，忽然一阵风一样陆续搬来许多户，眼见着他们在这里造房生活。我们也搞不懂怎么回事。”
　　到了学校门口，只见门前收割后留下一茬茬稻梗的田里，矗立着一幢未修完的木屋。石块垒起的地基上，红色廊柱撑起木屋，蓝色线条勾勒出屋檐，木板搭起屋顶，只差几片瓦就是一幢完整的房子了。紧挨着房子的地上铺了一层石头，大概是另一幢房子的地基吧。离房子几米有一个小布帐篷，两个男孩坐在帐篷口，前面地上杂乱摆放着锅、壶、桶、盆。一个青年从田边走来，他就是这个正在修葺的木屋的主人。“修了有一个月，今年过年就能住进去了。”彝族小伙子笑着说，“我们同村三户人家总共花了10050块买了这三亩多地，然后三家平分。我先下来，过年后另两家也要开始搬了。”他指着山背后对我说，他的家在那座山后的高山上。
　　“造房子的木头是从山上搬下来的，把原来山上的房子拆了，请亲戚们帮忙运下来。造这栋房子花了四千多，加上买地三千多，是用卖牲畜和粮食积累下来的钱。一头牛能卖一千多，猪五六百，羊一百多。”小伙子告诉我，“山上太冷了，气候没有山下好。山上的学校也不如山下的，我的两个弟弟在这里上学，搬到山下比较方便，这里靠近小学和中学。搬下来后还能打工挣钱，给那些不够劳动力的人家翻翻田犁犁地。在山上根本不可能，给亲戚干活都是没有酬劳的。等以后有了钱再慢慢考虑在山下买田，现在暂时不买，这里的地太贵了。”
　　一个穿着旧棉袄的彝族人牵着一匹马沿着土路走来，穿过路边的树篱笆，回到自己的家。那是一栋较新的小木屋，孤零零地立在平坦的田地中。“我才搬下山住了一个多月，今天从山上家里驼了些洋芋下来。”他边喂马边和我聊。从现在的家走到原来山上的家，要三四个小时。“在山下买不起田，还是回山上种些洋芋、荞麦的。平时在山下可以给那些子女出去工作的人家翻地，每天能挣十块钱。”瘦瘦的他很勤劳，说起为什么搬下山，“因为我的孩子刚上学前班，就在这里的小学，搬下来比较近。”
　　他和学校门口正在盖房子的年轻人是同村的，山上还有三十多户村民没有搬下来。一会儿，他的母亲也回到山下的新家。
　　近几年随着彝族搬下山成为一种趋势，山下的人也看好这里的地皮，地价逐渐攀升，从最初三千一亩涨到现在的九千一亩。这户刚搬下山一个多月的人家就正赶上地价最高峰。不知是因为地势好还是什么，相隔不远、差不多的两块地，一块只要三千多一亩，一块却高达九千。那为什么不早两年搬下来呢？“那时没钱啊……把十几条马、牛卖了才积了些钱买地。”他说，关于政府补贴，他摇头说没有。
　　家在山上的杨校长告诉我：“山上的彝族就靠卖些牲畜、粮食、药材换点钱，也有的出去打工。他们真的很艰难，从高山上把洋芋、梨柴驼下来，才卖三毛一斤。山上的人也和山下的一样，有勤劳的有懒惰的。勤劳能干的挣的钱就多，懒的连吃都吃不饱，一年种的粮食只够吃两三个月。所以能够搬下山的大多是一个村里最勤劳富裕的，其他懒惰没本事的人哪有条件搬下山？”
　　一位68岁的老先生是较早搬下山的人之一，可以说他算是引领了彝族下山的潮流。2002年底，他独自带着11个孙子从高寒的药山上搬到坝区，花了两万多造房置田。“我56年到64年当完兵回来就一直在药山上，没有工作。后来我忽然觉得，我的子女都没有上学，失误了，不能再让他们的下一代失误。所以我一个人带着所有的孙子搬下山，让他们上学读书。从山上到这里的学校很远，特别是冬天下雪结冰，路更不好走。搬在学校附近上学方便。”老先生反复强调，“我的子女失误了，不能再让他们的子女失误。一定要读书才能有出息。”一个小男孩从屋里钻出来，腼腆地倚在门边，他就是老人的孙子。老人家里养了几头猪，他又告诉我：“现在我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搬下山了，在山下租地种，大儿子做点木匠活。山上出产太低，一亩地只能出产一二百斤荞麦，洋芋也只有七八百斤一亩，在山下能种谷子，比山上条件好。”
　　搬下山的彝族，日子要比在山上好过，但生活依然艰难、清苦。一个中年男子在03年在山下砌好房子的地基，妻子就因脑瘤去世了。家里少了个劳动力，他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因给妻子到处看病欠下一万多的债，仅靠他和一头耕牛每天三十块的工钱一点点偿还。虽然搬迁时政府给了三千块补助，但他的负担仍很沉重。漫长的岁月流过，如今还有五千多的债等着他。
　　临走时，学校门前的那户人家热闹了许多，几个人抬着一块长木板，两个彝族妇女搬来了一堆被子之类的东西。走到村口，一个人正赶着两匹马从山上到乡上的集市卖，虽然一趟就只能卖十来块。
　　从高山到坝子，对彝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转变。而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根源于思想的转变——为了孩子上学。彝族人逐渐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所以有条件的人家不惜花巨资，从山上搬到离学校近的地方。因而出现新迁村包围学校的现象。生活在高山上不仅土壤贫瘠，缺水没电，交通不便，教育也很落后，只有让彝族搬迁到低海拔地区，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要把所有的彝族一起搬下山是不现实的，坝子也容不下那么多彝族。那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将山上的彝族往低处迁，并解决他们下山后的住房、耕地、就学等生活问题。而不愿下山的彝族，通过建设一些公共设施，让山上的彝族有电用，有水喝，有学上，改变落后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修路通车使其与外界的接触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