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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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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趟我出门后回家,走进庭院时都没有人搭理我,甚至不瞥一眼,除了时常歪卧在小楼里的那位门房,他会对我笑一笑。
门房是个比我稍清闲些的活儿,整天只便在狭窄的小楼里坐着喝闲茶,每月的银两子就到手了;他屋子斑驳的木门上有一个不大牢固的闩子,由于经历的年月多了,总有些潮湿黏腻,每回他走进走出时倒要费力劲些。门房是个很高大的人,时常穿着深青色短衫,灰黑刻着精细绣花的阔裤,虽灵巧之至,却也颇为烂旧了;黝黑脸孔,毛糙的虬髭像被胶水黏住似的极其扭曲地贴覆在他掺杂雪色的丛林之上,眉心有几处凹陷的如何也抚不平的横纹;他的手掌布满了茧,还有些亟待破裂的红胀,指缝常常是黑黢黢的,大拇指还缺失一角指甲。他待人说话做事,语气神态从来都是不同的。倘若是我这样的小伙计管他借烟草扯闲,他便总是微微昂起头,斜着眼以他厚实开裂的嘴唇见人,说话也声调高了不少,因为每月领发的银元多些而很骄傲似的。但倘若是小姐们弯着眉梢经过呢,他就会露出黄中发黑的牙齿讪讪地笑,细小的眼睛眯成一道缝隙。假如老爷来问话,他倒是连头也不敢抬一下的,空留悄无声息的乱麻般的头顶。可我是孩子,唤他“阿叔”,他待我亲切些。
有一回我在院中和比我年纪还小一岁余的五小姐追逐玩耍,嬉笑得太过,不慎绊在后院新修的假山上,我咯吱响的双腿瞬间便殷红一片,片刻有些颓唐。太太皱着眉头赶来,口中念着咿咿呀呀的说辞,命人把小姐带走了。她只是碰着一下,倒像有什么事似的,最后还是门房把瘫坐在石板上的我扛回小楼里,翻箱倒柜地找出被尘土封存的泛黄的老旧布条为我包扎。我无意识地晃动完好的脚腕,口中不住地说着,“阿叔,我以后再也不和五小姐玩了。”他没显出什么表情,只是略笑笑。我没了话,不一会儿他却看上去十分恳切地说道,“你该先离那医生远些!你看他整天像个懂文化的罢,实际只是一个呆子。他压根不会给人看病,你懂么?”我听别人说过,门房原来是读书的,却没有考取什么成绩,只好做了这么一份差事,便暗想阿叔你不也是科考落榜吗,让我怎么看得上你说的话。但还是冲他点点头,他也冲我点点头。
那天下午我随大小姐回来,进门便瞥见门房戴着他那边框生锈的眼镜读报纸,一副努力的模样。我问他,报纸上说了什么。他额前的皱纹颤了颤,颇缓慢地抬头看着我,用黑漆漆的指甲点点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字,说,“我同你说过的,要打仗了。那个记者就写了一篇我看着没头没尾的文章,他还叫我们不要抵抗,跟人家背枪的握手问好呢。”他呵呵笑两声,摇头抖开宽大的纸页。这实在是荒谬至极的说法,怒气的果子如同山洪般于我内心中迸发。记者先生,我见得不多,只知道他狭细上挑的眼,总穿着个灰布缝补的长衫,捧着经书到处游逛,嘴里时不时蹦出一些之乎者也的艰涩的文字来。然而无论他说的话多么稀碎破烂,有一点是说正确了的,毋庸置疑——要打仗了。
没过几天,一个灰青色乌云遮蔽天空的日子,老爷让我们上了一辆宽阔的车,沿着暮晚的田野开过去,直到一个漫天都是黄土,高矮不平的草木错综复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