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美滨海情》礼兰

6、刻苦学习为教育 苦学得师助

　　第六章刻苦学习为教育
　　一、敬业苦学得师助事业放在第一位
　　宋玉生对柳家玉有没有爱？有！而且，当时他爱得比较深。那么，柳家玉是不是宋玉生的一生的“最爱”？那可未必如此！——之所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总觉得柳家玉是他一生最爱的人，那是因为柳家玉是宋玉生一生中所爱过的第一个女孩，分手之后，受到的打击很重。
　　宋玉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在滨海市一所中学教书。应当说，此时的宋玉生的心中有“喜”也有“忧”。虽然这是一所民办中学，但是，他也感到很满意；因为，教中学有可能会迫使他更好地学习，会使他的水平得到更快的提高。但是，宋玉生失去柳家玉的痛苦，来自社会、朋友、同学中舆论的沉重压力，使他当时的精神几乎崩溃。幸好，宋玉生这个人，还算比较有“耐力”！他“咬着牙”慢慢地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经过多年的辛苦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创造了较为光明的未来。
　　一个人在他奔向成功的道路上，首先要有勇敢的精神。但是，仅仅有勇敢的精神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忍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痛苦。“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肌肤。”没有一个“忍”字，没有一点“韧劲”，不能坚持到底，就没有成功。如果宋玉生不能忍受失去柳家玉的痛苦，永远地湮没在失去柳家玉的痛苦眼泪中，成天的，悲切切，思悠悠，那么，宋玉生的一生有可能颓废、潦倒，最终，他什么也不是！由此来看，对于“成功”二字，“忍受”可能要比“勇敢”更为重要。失去初恋“最痛”的年轻朋友们，在这时，一定“咬着牙”从痛苦的阴影里站起来，相信明天早晨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
　　中国的许多史书中都提到了秦代的“焚书坑儒”。那时才“焚”了多少书，“坑”了几百“儒”？可是，“十年文化浩劫”所焚掉的书可能是秦代的上千倍，特别在“十年文化浩劫”之初，焚得连本小小的《新华字典》都不容易找到。《三家巷》《苦斗》要烧掉，《家》《春》《秋》要烧掉，《子夜》要烧掉，甚至《茶馆》也要烧掉。谁要是手里有本《金瓶梅》，若再借给别人看，差不多就是“黑五类”！什么莎士毕亚、巴尔扎克、大小托尔斯泰、大小钟马，雨果，莫泊桑，海明威……他们的作品往往都要被烧掉！即使有人偷偷地收藏了一点书，也不敢借给你或者不愿意借给你。老师有书敢借给学生吗？老师敢“传道授业”吗？所以，在“政治、思想、文化三浩劫”的早期，宋玉生想学习，好多书找不到；宋玉生想学习，向谁请教？最后，宋玉生不得不找到了周超老师和乔枫老师，求他俩给予指导帮助。宋玉生不但是周超老师的“爱徒”，也是乔枫老师的“爱徒”。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的三浩劫”中，宋玉生只写文章，从不动手打干部，从不动手打老师。这两位老师，在心里，对宋玉生这点都暗暗赞赏。这两位老师，不但正确地给宋玉生指出了学习的“路子”、方向，而且偷偷地借给了宋玉生大量的书籍看。乔枫老师对宋玉生说：“伟大领袖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那么，没有文化的国家就是愚蠢的国家。中国不会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总有一天，国家要建设，要发展，那就要有科学文化，就要发展科学文化。不过，现在，你看书学习还是要小心的，不要在单位看，要在家里看，晚上看。我与周超老师跟你说的一些话，未必都正确，你也不要对外人讲……”
　　在周超老师、乔枫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宋玉生学习了大学中文专业的基本课程，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也为他三十岁后能在滨海市崭露头角，为他中晚年成为讲师，破格副正教授，打下了基础，为他晚年成为国内某些领域的知名专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何做一名好老师，不误人青春，不误国家？在宋玉生的面前，周超老师多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教师，不读书学习，不认真备课，是对学生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这样的老师，一害子弟，二害国家，三害自己……”
　　宋玉生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父母在亲朋邻里中声望也比较高，因而，不乏有人来给宋玉生介绍对象。但是，宋玉生一律不见，一心学习，立志要做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中学语文教师。他怕误人子弟，怕背后被学生、家长“戳脊梁骨”。而且，为了不分心，为了防止被别人“说闲话”，宋玉生总是有意识地避开年轻的姑娘——因为自己已经有“有前科”了。他的姑父也是他的武术师傅张雨冲，经常摇着头说：“真怪了！玉生既聪明又有‘内秀’，可就是在男女问题上不开窍……不开窍……不开窍……”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初六那天，宋玉生来到周超老师的家里。一方面，宋玉生要向周老师还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周老师拜年。见面后，两人坐下，周老师给宋玉生倒了杯茉莉花茶，师生俩分别坐在茶几的两边，就聊了起来。宋玉生说：“最近报刊杂志上的一些大批判的文章涉及到《红楼梦》，批判有些人脱离阶级斗争抽象、教条地研究《红楼梦》。但我也听到有的院校研究《红楼梦》的老师说，周汝昌老先生似乎不赞同将《红楼梦》中的人物分派，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千红一哭’。老师，你怎么看？”周超老师说：“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深，而且，理论性也很强，我真不敢乱谈。青出于蓝，胜于蓝哪……我不是专搞古典文学的，提点看法，咱师生俩交流吧……”宋玉生说：“老师，你要这样说，我以后就不敢再向你请教了……”周超老师说：“从阶级斗争角度看《红楼梦》，是李希凡等先生的看法，但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既然是文学作品，那么就应该有矛盾冲突，有矛盾冲突，就会有“分派”。然而，周汝昌老先生的观点，我认为也有一定道理。周老先生的观点是，《红楼梦》中的两派女主角都是悲剧人物，她们都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所以周老先生提出‘千红一哭’。秦可卿、林黛玉、晴雯、尤二姐等是悲剧人物，那么，王熙凤、薛宝钗等就是‘喜剧人物’？在爱情上，也都是悲剧，她们也都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王熙凤控制不住自己的寻花问柳的丈夫，不是爱情的悲剧吗？薛宝钗守“活寡”什么时候才能守到七十岁……我说的，不一定对，就算胡说吧……”宋玉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对周汝昌、李希凡两先生的看法，我们都不应该轻率下结论。周老师，有的人说，曹雪芹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你认为对吗？”周老师说：“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周汝昌老先生是专门研究“红外学”的，但也仅仅是推断曹雪芹可能是官宦子弟，没拿出证据。但是，说曹雪芹是资产阶级激进派人物，也有些过分了。虽然在《红楼梦》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反封建的思想，我想，是‘作品大于作家世界观’吧……”宋玉生接着问道：“老师，你说的‘作品大于作家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周超老师说：“这个问题也可能有争议……曹雪芹的世界观是封建的，但是由于他的作品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因而作品就会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不过，不能说曹雪芹的世界观、曹雪芹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不能说柳宗元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
　　快好中午了，宋玉生离开周超老师的家里，从周水子乘车赶往转山屯，去给乔枫老师和师母张青拜年，同时，他还想向乔枫老师求教两个写作方面的问题。由于路比较远，等他来到乔枫老师家里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不巧，师母张青没在家，就只能给乔老师一人拜年了。乔老师怕他没吃饭，就再三追问。为了不给老师添麻烦，他撒了个慌，说自己已经吃过了，并且他也特意不告诉乔老师，自己是从周超老师家来的。
　　宋玉生说：“老师，议论文写作中所说的‘以小见大’的手法和‘点面结合’的手法，我区分不了。你能给我说说吗？”乔枫老师说道：“在本质上，这两种手法是一样的，都是在概括引述分析的基础上来拓宽、深化文章的中心论点。但是两者也有一定差别。‘以小见大’主体一般是三段：先概括引述，再初谈体会，后拓宽深化。‘点面结合’是两个‘以小见大’的先后结合。但是，概引与体会两部分要合一，这是‘点’；之后，再拓宽深化，这是‘面’。由于它一般是‘点面，点面’，所以文章主体常常都是四段。”宋玉生说道：“谢谢老师，我明白了。而且，我还认为，‘点面结合’也具有‘平行论证’的性质，是多种论证手法的结合。”乔老师说：“对的。相对来看，‘点面结合’要比‘以小见大’手法复杂。你在初中写作教学中，应当先要求学生掌握‘以小见大’，因为初中小孩子，刚开始学习议论文写作，要‘由易到难’。”宋玉生回答：“好的。”紧接着，宋玉生又问道：“老师，逻辑里提到‘类比论证’，但是没有‘喻证法’。是否可以认为‘喻证法’也是逻辑里的‘类比论证’？”乔老师说：“玉生，不能这样处理。在论证方法上，写作老师的认识往往比逻辑老师的认识要细微。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论证方法形成的基础也不同。‘喻证法’形成的基础是修辞学的‘比喻’，涉及的是两个事物，一般是名词性的。它是通过一个事物的论述，来说明另一个事物。‘类比论证’形成的基础是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类比论证’，是通过一个道理的论述来说明另一个道理。两者有一定区别……”宋玉生又问道：“‘道理’不也是名词性的吗？”乔老师说：“是的，但这‘道理’往往是抽象的……”
　　在周超老师和乔枫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宋玉生的水平一点点地提高起来，在语言、文学、写作等方面有了全面的发展。宋玉生的一生有后来的成就，一要感谢党和国家在中小学对他的教育培养，并给他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二要感谢他的父母省吃俭用抚养他，供他读书学习；三要感谢周超和乔枫这两位恩师对他的指导帮助。——人哪，特别是年轻人，应当知道感恩啊。
　　二、年龄尚小不急婚欲置婚姻八年后
　　一天，邻居老李大叔的女儿李明香突然来了。宋玉生心里“咯噔”一下。奇怪了，她从来不到我家，怎么今天来了？今天要刮什么风？“玉生，又在写文章呢？”明香说。“大姐，我是随便写写。”玉生回答。“玉生，听说你的‘笔杆子’也挺厉害，是大中院校群众组织的什么《红，红，红》的编辑之一，还与轰动全市的文章的，什么《纸的刺刀红》……的那个作者，叫什么来着，啊，毛银，一起写文章。”明香说道。宋玉生说：“大姐，别听人家胡说。那十一个人中我的文章写的最不好。我和德朝是中学生，人家都是大学的……”“玉生，想跟你借本书看，可以吗？”明香问。“可以，大姐，你打开书柜自己挑吧。”玉生答道。李明香打开书柜，仔细看着——她不是为了借书，而是要“侦察”玉生都看什么书。最后，李明香借了一本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走了。李明香走后，宋玉生心里喃喃道：“搞数学的，来跟我借古汉语音韵的书，能看懂吗？宋玉生一下想起，前些日子父亲曾说过向李家提亲的事。但当时宋玉生就不同意，因为三十岁之前他不想考虑婚姻问题。而且，宋玉生在婚姻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想法：明香大自己一岁！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像个小猫、小狗一样偎在自己身边，而不希望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倚偎在姐姐怀里……以后他到李明香家取回书，明香望着玉生远去的背影，心中怅然……
　　依笔者礼兰的看法，李明香“知难而退”倒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倒并不是因为李明香比宋玉生大了一岁，因为那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两人在思想、性格、情趣等发面，差别太大。李明香事业心不强，在她认为，当个小学数学老师，知道个“加减乘除”就可以了。别说微积分、解析几何、线性代数，就是指数、对数、三角函数学了都是白学。她所要找的对象是，能勤俭持家过日，能听老婆的话，丈夫能甘愿为老婆孩子“做牛做马”……。这与“事业型”的宋玉生要求夫妻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共同的爱好，互相能谈锝来，有着极大差别。而且，李明香过于成熟，老练，甚至可以说是“看破红尘”。她才不会描眉涂唇，“割双眼皮”，她认为朴素就是美，化完了装，反而失去了真正的自己。然而，当时的宋玉生，在爱情问题上，并不成熟，思想浪漫而幼稚。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个“女人味”，甚至他还有点“小牛贪小草”的意思……
　　杨春兰是玉生邻居老杨大叔的二闺女。春兰和玉生是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摔泥娃娃，打陀螺，滑冰车，“过家家”，两人互相看法可好呢。春兰与玉生同岁小两个月，白净的瓜子脸，凤眼柳叶眉，唇红齿白，身段苗条。从小到大，春兰称玉生一口一个“大哥”，玉生总是称春兰为“二妹”。这一天，宋玉生穿了个大裤衩，光着上身“大梁子”，在大街上筛沙子。春兰打了一个夜班，也不回家睡觉，却到玉生跟前帮着筛沙子。春兰就撮，玉生就筛；春兰还给玉生倒水，擦汗——春兰给玉生檫汗，檫了脖子檫前胸，从头擦到后腰。两人似乎有点“夫唱妇随”的意思。但是柳家玉给宋玉生造成的心理创伤没解除，玉生三十岁之前是不想结婚的……春兰的父亲、玉生的父母都私下同意这件婚事，春兰也知道三位老人的想法。但春兰母亲有点不同意，她闲玉生是独子，小时候太宠惯。于是，两个原因使这件事不了了之。以后两人虽有见面，但往往互相躲避，即使交流，也是三言两语。别看春兰对玉生这样好，其实，春兰因为自己长得漂亮，对婚姻相当挑剔，反而造成春兰结婚较晚。春兰也是“挑花了眼”，找了个好吃懒做，脾气粗暴的夫君。多年以后，宋玉生与杨春兰在人民广场相遇了。春兰领了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她不好意思地摸着孩子的头，让孩子问玉生好。玉生看到，春兰的眼睛湿润了。玉生也曾听人说春兰婚后并不幸福，宋玉生看到春兰这样，他的心中也有点酸楚。宋玉生不知所措，木然地站在那里，心中感到非常的同情和歉意。
　　一个人要求自己找的对象完全符合自己的标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与李明香比较，春兰做为玉生的妻子是比较合适的。至少可以这样说，从小到大，两人互相比较了解，两人的感情基础较好。可惜，宋玉生错过了机会，杨春兰也错过了机会。客观点说，婚姻是有缘分的，也是有机遇的。笔者礼兰认为，在宋玉生的一生的爱情生活中，柳家玉是宋玉生的“最痛”，以后结识的曲莲馨是他年轻时的“最爱”与“最爱他”，妻子陈培英是他“最感激的恩妻”。那么，杨春兰呢？笔者认为杨春兰应当是宋玉生爱情生活的“最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