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评《笑尽红尘天悠悠》·出世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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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烤雁子的设想中，无论是最后林间手谈的祁寒阳和楚骁，还是一起游历山川的祁云潇和姜琦，最后都选择了远离权利中心，他们都选择了“入世”相对的“出世”，不过都不是“遁世”。
什么是“入世、出世、遁世”呢？记得某年潍坊的期末统考作文就出过这个题，题意解读“入世、出世、遁世”是人生的三种姿态：“入世”是积极进取、当仁不让，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世”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保持一种心灵的距离，这种距离可以让自己回身审视，从而生活得淡泊超脱、从容自在；但如果不能把握好“出世”的“度”，就会陷入“遁世”的境地，从而心灰意冷、消极逃避。人生奋斗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千世界，就显得至关重要。
说到“入世、出世”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陶渊明”，在他63年的人生旅途中曾先后四次入仕为官并屡屡挣扎于进退之间。四次为官、四次碰壁，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矛盾纠结，他崇尚老庄，追求自然、反对束缚。喜欢过一种宁静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做官本不是他的平生所愿，他鄙夷世俗，看不起那些趾高气扬、装腔作势、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僚，对官场迎来送往的那些繁文缛节他深以为恨。但传统的价值观特别是由孔子而开创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又迫使他不能不、不得不出世做官，这就让他一生挣扎于进退之间。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颂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杜甫曾有诗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又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世俗。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确如此，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尽管是辞官归隐、清蹈衡门、高唱自然真趣，但他始终有一种忧愁、始终有一种焦虑、始终有一种苦闷。虽然隐居，但思想十分纠结、矛盾。这从他那篇千古传颂的《归去来兮辞》就能看出。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去官归家后，心情抑郁，愤愤不平的情况下为了一吐心中的愤懑而写成的，它是作者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读全诗，虽然通篇都在抒写诗人的还家之乐，但只要稍加留心，我们还是能不难看出文中隐藏着的诗人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这一点不仅于篇首“奚惆怅而独悲”一句中明写出来，而且在文内描述的许多情境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某种忧愁情绪。像“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及“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等等，这实际上都说明了诗人在以他感受到的或者干脆是想象的欢乐来压抑自己此时的痛苦。《归去来兮辞》虽然描写中处处使人见到欢乐，但文字中却掩饰不住诗人内心的苦涩。这说明诗人的心境是矛盾的。虽然《归去来兮辞》写的是归家之后的欢乐以明“出世”之心，然而在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培植着“入世”的愿望的。“出世”与“入世”在诗人的思想深处形成矛盾，使诗人常常难以自拔。
相较而言，《笑尽红尘天悠悠》里的祁寒阳、楚骁、祁云潇和姜琦很明显就没有这种苦恼，倒不是说他们没有陶渊明对政治那样有较高的理想，毕竟他们都算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上位者，他们或许比陶渊明更想实现那些理想！古今中外，大凡博学多才之人，起初都是高蹈远赴之人，无不渴望建功立业，只是后来四处碰壁，始才心灰意冷、意志消沉。考查他们一生之轨迹，其跳动性往往有这样一个规律：当他们有机会展露其才以“用世”的时候，他们大多倾向务求实际，在思想上多以儒家观念为主导；而当他们秉其才而得不到任用施展，尤其是感到郁郁不得志之时，其思想往往倒向老庄。以“入世”思想开启人生、以“出世”思想结束人生，——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人生道路。
在中国一个文人要完全摆脱传统儒家积极用世、大济苍生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子做不到、孟子做不到、陶渊明做不到，《笑尽红尘天悠悠》里的诸位更做不到！但是，陶渊明的悲剧在于“入世不彻底，出世不甘心”，“一心处两端”，一生深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一生挣扎于进不足以谋国、退不以谋生的进退之间，是进亦忧、退亦忧。
面对当时污浊的官场、昏暗的政治他深感报国无门、进取无望。目睹权利角逐中那些个官员的满心私欲、面目虚伪、手段毒辣以及种种公报私仇、假公济私的丑恶行径陶渊明处处掣肘、难与世同。迫于无奈陶渊明只好避居以安守、辞官归隐、躬耕田亩。
可是，《笑尽红尘天悠悠》里的诸位并非被迫，他们都是自愿退出权利中心的：就好比生逢乱世的人正好经历了王朝倾覆，政权对立更替的时代，在乱世中隐居，因为自身的放弃，让隐居变得更有代表意义。
世人讲“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论“舍”的时候多么慷慨，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得”。
还是以陶渊明为例，为什么千百年来他会成为中国文人向往的意象而不可超越？因为在部分文人眼中他对世俗的舍得是从内心出发的，是真正的“舍”，而并不在乎“得”。或者说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世俗凡尘中的所谓“隐居”——避居东山，只为再起。他的退隐是心甘情愿的，而并非所谓的官场不得志，散发弄扁舟。
也有人认为在陶渊明之后，有名有姓的大诗人，没有人能再达到他的境界，除了隋末唐初的王绩，隐隐学到一些真味，却也相去甚远。中国官场的根底文化是出仕治天下的儒家文化，虽然有佛道文化的侵染，但绝大多数是身居江湖之远，心望庙堂之高，只有在不被起用的时候，才谈得上通明透彻，看穿世事。
被称作“诗仙”的李白，一生浪漫恣肆，至死还在奔往前线的路上；终身白衣的孟浩然，前四十年一直在努力致仕，万不得已才回归田园生活；翩翩公子的王维，即便是被朝廷治罪走向佛家，依然在辋川别墅中半隐半仕；思想集儒佛道小成的苏东坡，以开明疏朗传名于世，最羡慕的就是五柳先生，可他至死都在官场沉浮。
他们都向往陶渊明的隐士生活，他们也都有资格过上陶渊明的隐士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只是羡慕，或者说只是用来抒发、排解官场失利的郁闷情绪，而并非真正想像陶渊明一样回归自然。
从这一点来说这世间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够资格说“隐居”，说“放弃”，说“舍得”——你要隐居，首先的条件是人家不让你隐居。你默默无闻地过一生，求功名而不得，算哪门子隐居？你要说“放弃”，至少要曾经拥有过，一个没考上过进士的文人，当然也可以说不在乎功名，但是谁信呢？一个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和尚，没有体验过红尘的喜乐悲欢，却开口闭口“舍得”，这不荒谬吗？
陶渊明是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才气，有这个待遇，却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舍”，不求“得”，所以他是中国文人归隐情绪的标杆，无法超越。
同样地，《笑尽红尘天悠悠》里的诸位也曾真实拥有过，他们有“舍得”的条件，所以真的“舍得”之时才会那么令人肃然起敬！
作者有话说
第74章 评《笑尽红尘天悠悠》·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