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个世纪》王薇琳

2、第2章

　　1915年的春风比往年来得迟些，公主岭的冻土刚化透一层，曹家堡后院的梨树就迫不及待地冒出了嫩芽。邓文芳踩着三寸金莲走过回廊，裙角扫过青砖地上的青苔，留下浅浅的印痕。她手里端着个黑漆托盘，上面放着两碗刚沏好的雨前龙井，指尖轻轻搭在托盘边缘——这是王妈教她的规矩，既稳当，又显不出半分局促。

　　八岁的曹瑞丰蹲在廊下，正用根细铁丝摆弄着块灰扑扑的石头。听见脚步声，他猛地抬头，脸上沾着点泥，眼睛亮得像藏了星子：“文芳你看，这石头里有亮晶晶的东西！”

　　邓文芳放轻脚步凑过去，托盘稳稳地托在腕间。那石头是曹瑞丰从后山捡来的，被轻轻拨弄着石缝里的亮片，“能点火，还能做染料。”

　　邓文芳眨了眨眼，这两年跟着东久信和念书，她已认得不少字，也听了许多新奇事，可每次看曹瑞丰摆弄这些石头，还是觉得像在听故事。她把托盘往旁边的石桌上一放，小心地伸出指尖碰了碰那亮片，冰凉凉的，像冻住的月光。“比太太的银簪子还亮呢。”

　　“那是自然，”曹瑞丰得意地扬起下巴，忽然又压低声音，“先生说后山藏着好多宝贝，不光有这铁石，还有能炼金子的石头。”他往正厅的方向瞥了眼，“我爹不让说，说这是曹家的根基。”

　　邓文芳点点头，这阵子府里的气氛总有些沉。睿王爷住进来的第二年，就带着东久信和去后山勘察了好几次，每次回来，曹玉玺的烟袋锅都敲得格外响。有回她起夜，听见曹玉玺在书房里跟王妈念叨：“那日本人哪是来开矿的，分明是来刨曹家的根。”

　　正说着，王妈挎着个竹篮从月亮门里钻出来，看见他们凑在一块，嗔了句：“八少爷咋又把少奶奶拉着疯玩？先生的课快开始了。”她篮子里装着刚蒸好的黏豆包，冒着白气，甜香混着新麦的气息飘过来。

　　曹瑞丰赶紧把石头往怀里一揣，拍了拍手上的灰：“这就去，这就去。”他冲邓文芳挤了挤眼，先一步往西跨院跑了。邓文芳端起托盘，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这两年他长了不少，跑起来像头小豹子，只是每次见了东久信和，还是会紧张得手心冒汗。

　　西跨院原本是曹家的柴房，自从东久信和住进来，便改造成了书房。院里种着两株樱花树，是东久信和从日本带来的树苗，这时候刚抽出绿芽，枝桠光秃秃的，却已能看出几分舒展的姿态。东久信和就坐在樱花树下的石桌旁，穿着件灰布长衫，手里拿着本线装书，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的侧脸，把他鼻梁的影子拉得很长。

　　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脸上露出温和的笑。他的中文比刚来时流利多了，只是偶尔会把“r”音发成“l”，听着有些软。“瑞丰，文芳，”他把书往石桌上一放，封面上是三个毛笔字：《天工开物》，“今日讲采矿篇。”

　　曹瑞丰规规矩矩地坐下，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他捡来的各种石头，分门别类包着，外面还歪歪扭扭写着名字——“亮晶晶（水晶）”“沉甸甸（铁矿石）”“红脸蛋（赤铜矿）”。东久信和每次看了都要笑，说他是“天生的矿师”。

　　邓文芳挨着曹瑞丰坐下，把茶碗往先生面前推了推。她的课本是东久信和用毛笔写的，纸页边缘已经磨得发毛，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有中文，也有日文的假名。东久信和说她记性好，看过的字过目不忘，只是性子太静，不像曹瑞丰那样爱发问。

　　“采矿先寻脉，”东久信和拿起块巴掌大的矿石标本，上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纹路，“这是石英脉，金矿多藏在这样的石头里。”他用手指沿着纹路比划，“就像人身上的血管，金子就顺着这些‘血管’走。”

　　曹瑞丰的眼睛瞪得溜圆，伸手想去摸，又想起先生说过标本要轻拿轻放，手在半空停了停，改成了轻轻搭上去。“那怎么把金子取出来？”

　　“先凿矿，再碾石，最后用汞齐法提金。”东久信和拿起支粉笔，在旁边的小黑板上画了个简易的矿洞剖面图，“就像剥橘子，先剥掉外皮（岩层），再掰开橘子瓣（矿脉），最后挤出汁水（金子）。”

　　邓文芳在本子上画下那个剖面图，矿洞像只嵌在山里的眼睛，黑漆漆的，却藏着光。她忽然想起祖父药箱里的药碾子，也是这样把硬块碾成粉末，只是药能治病，这金子能做什么呢？她想问，又觉得自己一个女孩子家，问这些不合适，便把话咽了回去。

　　课上到一半，管家匆匆忙忙跑进来，在东久信和耳边低语了几句。东久信和的眉头微微皱起，点了点头，对曹瑞丰和邓文芳说：“矿上有点事，今日就讲到这里。”他起身时，长衫的下摆扫过石桌，带落了块小石子，滚到邓文芳脚边。

　　邓文芳捡起石子，是块普通的花岗岩，上面沾着点暗红色的土。她捏在手里，看着东久信和跟着管家快步走出院门，他的步伐比平时急，长衫的后摆被风掀起个角，像只欲飞的鸟。

　　“矿上能有啥事？”曹瑞丰挠了挠头，“昨天我去看，工人正搭木架呢。”

　　邓文芳把石子塞进课本，小声说：“别瞎猜，先生会处理好的。”可她心里也犯嘀咕，刚才管家的脸色，看着不太好。

　　下午的阳光渐渐斜了，樱花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邓文芳坐在窗边做针线活，手里绣着只鸳鸯，针脚却总也走不直。王妈在一旁纳鞋底，麻绳穿过布面的声音“嗤啦”“嗤啦”的，像在数着时辰。

　　“听说了吗？矿上的木架塌了，砸伤了两个工人。”王妈忽然开口，手里的针线没停，“还是咱本地的佃户，张老栓家的二小子。”

　　邓文芳手里的绣花针“噗”地扎在手指上，冒出个血珠。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尝到点铁锈味。“严重吗？”

　　“听说断了条腿，”王妈叹了口气，“日本人那边只给了两文钱，就让家里人抬回去了。张老栓去理论，被矿上的 guards（ guards）推搡着赶回来了。”她说“guards”时，模仿着东久信和的发音，有些生硬。

　　邓文芳没说话，拿起剪刀剪掉歪掉的线。她想起张老栓，那个总爱给孩子们讲山神故事的老汉，去年还送过她一串野山楂。他的二小子比曹瑞丰大几岁，夏天总在河里摸鱼，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晚饭时，曹玉玺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太太给她夹了块红烧肉，他都没动，只把筷子戳在糙米饭里。“日本人太不像话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像磨过的砂纸，“木架用的是劣等松木，明明说了承重不够，非说‘够用即可’，这不是拿人命当草芥吗？”

　　“老爷消消气，”太太劝道，“睿王爷不是说会协调吗？”

　　“协调？”曹玉玺冷笑一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他巴不得矿上出事，好让日本人更依赖他。我看他就是个搅屎棍！”

　　邓文芳低着头扒拉着饭，味同嚼蜡。她想起东久信和，那个总笑着教他们认字的先生，会是那个说“够用即可”的人吗？她不敢想，又忍不住想。

　　夜里，邓文芳被疼醒了。不是脚疼，是心里发慌，像有只小虫子在爬。她披了件外衣坐起来，看见窗外的月光亮得很，把院子里的梨树枝照得像幅水墨画。西跨院的灯还亮着，隐约有说话声传来，是东久信和，还有睿王爷。

　　她悄悄下了炕，赤着脚走到窗根下。地上的青砖冰凉，激得她打了个哆嗦。

　　“……木架必须换，用东北松，承重至少再加三成。”是东久信和的声音，带着点争执的意味，“工人的伤得好好治，医药费我来出。”

　　“信和君还是太心软，”睿王爷的声音慢悠悠的，像在喝茶，“不过是两个佃户，赔点钱就打发了。现在要紧的是赶工期，总督办那边还等着回话呢。”

　　“人是第一位的，”东久信和的声音提高了些，“没有工人，矿怎么开？”

　　“有的是中国人想干活，”睿王爷轻笑一声，“只要给口饭吃，有的是人愿意卖命。”

　　后面的话，邓文芳没再听。她慢慢挪回炕上，钻进被窝，却怎么也睡不着。月光透过窗纸照进来，在被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金子。她忽然觉得，那些亮晶晶的东西，或许并不都像看起来那么好。

　　第二天一早，邓文芳去给太太请安，路过账房时，看见东久信和正往桌上放一个沉甸甸的布包。管家打开一看，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银元，闪着白花花的光。“这是给受伤工人的医药费，”东久信和说，“再请个好大夫，务必让他们养好伤。”

　　管家点点头，刚要道谢，曹守业从外面走进来，看见那些银元，眼睛一亮：“哟，东久先生真是大方，不过是两个穷佃户，哪用得着这么多钱？”他凑到东久信和身边，笑得满脸褶子，“不如把这钱给我，我保准把事办得妥妥帖帖，还能给您省点。”

　　东久信和皱了皱眉，没理他，转身往外走。曹守业讨了个没趣，悻悻地瞪了管家一眼：“看什么看？还不把钱收起来！”

　　邓文芳低下头，快步走过账房。她听见曹守业在后面跟管家嘀咕：“这日本人就是傻，有钱不知道自己花……”她的手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那天的课，东久信和讲得有些心不在焉。他给曹瑞丰讲矿石的硬度分级，讲到“金刚石最硬，能划开一切石头”时，忽然停住了，望着窗外的樱花树发呆。曹瑞丰举着块石英石问：“那金刚石能划开金子吗？”他才回过神，笑了笑：“能，只是金子软，不需要用金刚石。”

　　邓文芳在本子上写“金”字，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个墨团，像矿洞里的黑。她忽然问：“先生，开矿是为了让人过得更好吗？”

　　东久信和愣了愣，随即点点头：“当然，金子能换粮食，能盖房子，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可要是伤了人呢？”邓文芳抬起头，眼睛亮亮的，“要是有人因为开矿没了腿，没了家，还算过得好吗？”

　　曹瑞丰也跟着点头：“张二哥就没了腿，他娘哭得眼睛都肿了。”

　　东久信和沉默了。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睫毛照得像透明的，他的手指在石桌上轻轻敲着，敲了很久，才低声说：“总会有牺牲的，为了更大的好。”

　　“可被牺牲的人，愿意吗？”邓文芳追问，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东久信和没再回答。他拿起那块铁矿石标本，反复摩挲着，标本上的亮片在阳光下闪着光，像谁的眼泪。

　　那天下午，矿上真的换了新的木架，是用粗壮的东北松做的，工人说比原来的结实三倍。东久信和亲自在矿洞门口盯着，站了整整一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西跨院。

　　邓文芳端着碗热粥过去时，看见他正坐在灯下写信，信纸用的是曹家的宣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日文。他的袖口沾着泥土，指关节有些红肿，像是搬过重物。

　　“先生，喝点粥吧。”邓文芳把碗放在桌上。

　　东久信和抬起头，笑了笑，眼里有红血丝：“谢谢文芳。”他放下笔，拿起粥碗，却没喝，只是看着粥里的热气发呆，“你们中国人常说‘安居乐业’，矿开好了，才能乐业，对吧？”

　　邓文芳点点头，又摇摇头：“要是连安稳日子都没了，乐业又有啥用呢？”

　　东久信和把粥碗往桌上一放，粥洒了点出来，烫得他赶紧缩手。“你说得对，”他低声说，“是我太急了。”他拿起那封没写完的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窗外的樱花树在夜里轻轻摇晃，像在点头。邓文芳走出西跨院，听见东久信和又拿起了笔，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她摸了摸怀里的那块花岗岩，石头被体温焐得暖暖的，上面的红土像是凝固的血。

　　日子一天天过去，矿洞越挖越深，机器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响，像头醒着的巨兽。工人们换了一批又一批，有本地的佃户，也有从关内逃难来的流民。东久信和请了个大夫住在矿上，还建了间小药铺，王妈有时会去帮忙熬药，回来总说：“东久先生心善，给工人开的药都是好药。”

　　曹瑞丰还是天天往矿上跑，东久信和教他看矿脉图，教他用罗盘测方向。他把先生画的图纸小心翼翼地收在木盒里，上面写满了批注：“此处有断层，需加固”“明日测水位”。邓文芳有时会帮他整理这些图纸，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总觉得像迷宫。

　　五月的一个傍晚，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像被打翻的墨汁，在天上越积越厚。风卷着沙砾打在窗纸上，“啪啪”作响，像是有谁在外面敲门。

　　矿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接着是呼喊声、奔跑声。曹瑞丰刚从矿上回来，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听见哨声就往外冲：“肯定是出事了！先生说过，这哨声是紧急集合！”

　　邓文芳跟着跑出去，只见矿洞方向冒出一股黑烟，像条黑蛇钻进云层。工人们抱着木板、扛着铁锹往那边跑，睿王爷的轿子也急匆匆地往山上赶，轿帘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是矿洞塌了！”有人大喊，“里面还有十几个工人没出来！”

　　邓文芳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想起那些在矿上见过的工人，有会给她编草蚱蜢的李大叔，有总爱唱山歌的王大哥，他们昨天还笑着跟她说“少奶奶的布鞋真耐穿”。

　　曹玉玺站在门口，脸色凝重，指挥家丁们扛着工具往山上赶：“带上绳索和撬棍，能救一个是一个！”他看见邓文芳，沉声道：“你回去，这里不是女人家待的地方。”

　　邓文芳没动，她看见东久信和疯了似的往矿洞跑，长衫的下摆被划破了个大口子，却浑然不觉。他手里拿着把斧头，一边跑一边喊：“快！搭脚手架！快！”

　　雨“哗”地一下下了起来，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无数水花。山路变得泥泞，工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有人滑倒了，爬起来接着跑，泥水混着汗水流在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邓文芳跑回厨房，王妈正在烧热水，灶膛里的火“噼啪”作响。“王妈，多烧点水，准备些干净的布条。”她一边说一边找油纸，把东久信和给的那本《天工开物》包了起来——她怕雨淋湿了书，那是先生最宝贝的东西。

　　雨下了整整一夜。邓文芳坐在厨房里，听着外面传来的消息：“救上来三个了”“又找到两个，还有气”“里面还有人在敲石头，快挖”。王妈端来的姜汤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她一口也没喝进去。

　　天快亮时，雨终于停了。东方泛起鱼肚白，把矿洞那边的黑烟染成了灰紫色。曹瑞丰浑身是泥地跑回来，脸上分不清是泥还是泪：“文芳，救上来七个，还有五个……没找到。”他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先生一直在里面挖，不肯出来，被家丁硬拉回来了，手上全是血。”

　　邓文芳的心像被掏空了一块。她拿起油纸包着的书，往矿洞方向走去。山路很滑，她的小脚在泥里陷得很深，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可她不敢停，怕一停就再也走不动了。

　　矿洞门口一片狼藉，木架倒了一地，石头上沾着暗红色的血。东久信和坐在块石头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手上缠着布条，血迹渗了出来，把布条染成了红黑色。他看见邓文芳，慢慢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和，只剩下疲惫和……愧疚。

　　“先生，”邓文芳把书递给他，“您的书，没淋湿。”

　　东久信和接过书，指尖触到油纸的凉意，忽然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他看着矿洞那黑黢黢的洞口，像看着一张吞噬生命的嘴，喉结滚动了几下，才哑着嗓子说：“是支撑柱断了……我早该检查的，早该……”

　　“先生已经尽力了。”邓文芳小声说。她看见矿洞旁堆着几具蒙着白布的尸体，白布被风吹得鼓起，像停在地上的鸟。有个老妇人趴在一具尸体上哭，哭声嘶哑，是张老栓的婆娘——她认出那尸体的穿着，是张二哥，那个断了腿刚能拄拐走路的年轻人，昨天还来铺子里买过针线。

　　东久信和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他走到那几具尸体前，慢慢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雨水混着什么温热的东西从他脸上滑落，滴在泥地里，砸出小小的坑。“对不起……”他用生硬的中文说，一遍又一遍，像在念赎罪的咒。

　　睿王爷这时也赶了过来，穿着件防雨的油布褂子，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了眼东久信和，对身边的管家说：“按规矩，给每家二十块银元，厚葬。”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

　　“二十块？”东久信和猛地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他们是人命！不是牲口！”

　　“信和君，”睿王爷皱了皱眉，“现在不是动气的时候。矿还要开，日子还要过，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代价？”东久信和指着那些尸体，声音发颤，“那是五条人命！是能给孩子讲故事、能给婆娘挑水的人！你说这是代价？”

　　睿王爷没再理他，转身对曹玉玺说：“曹老爷，让家丁们辛苦点，把这里收拾干净。矿上的事，我会跟总督办解释。”他说“解释”两个字时，眼神飘了飘，像在盘算着什么。

　　曹玉玺闷哼了一声，没接话，只指挥家丁们抬尸体。邓文芳看着东久信和站在那里，像尊被雨水浇透的石像，忽然觉得他也很可怜——他带来了开矿的技术，却带不走这技术背后的血腥。

　　回到曹家堡时，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反射出刺眼的光。邓文芳的脚磨出了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她没吭声。王妈在门口等着，看见她回来，赶紧拉着她进屋，用温水给她泡脚。

　　“傻孩子，跟去凑啥热闹？”王妈一边给她挑血泡，一边抹眼泪，“那些男人都不一定扛得住，你这双小脚……”

　　“我想看看先生。”邓文芳轻声说，“他好像很难过。”

　　“难过有啥用？人都没了。”王妈叹了口气，“这矿啊，就是个吃人的窟窿。当年老祖宗就说过，后山的地脉不能动，动了要遭报应的。”她从怀里掏出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块桃木牌，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平安”二字，“这是我求庙里的老道给你求的，戴着，别让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找上你。”

　　邓文芳接过桃木牌，塞进贴身的衣袋里，木头的凉意透过布料渗进来，让她稍微安稳了些。她想起东久信和鞠的那躬，想起睿王爷平淡的脸，想起张老栓婆娘的哭声，心里像塞了团乱麻。

　　矿洞塌了之后，停工了半个月。东久信和把自己关在西跨院里，除了吃饭，很少出门。曹瑞丰去看过他几次，说他总在画图，画的都是矿洞的结构图，上面标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

　　“先生说要重新设计支撑系统，用钢筋混凝土，比木头结实十倍。”曹瑞丰跟邓文芳说，“他还说，以后每个矿洞都要装通风设备，不能再让工人闷在里面。”

　　邓文芳点点头，没说话。她知道钢筋混凝土是东久信和说过的“洋玩意儿”，比石头还硬，可再硬的东西，能挡住人心的贪念吗？她想起睿王爷看矿洞时那发亮的眼睛，像饿狼盯着肥肉。

　　这半个月里，曹家堡也不太平。张老栓带着几个佃户来找曹玉玺，跪在正厅门口，说要“讨个公道”。曹玉玺把他们请进厅里，给每个人倒了杯热茶，说：“矿是日本人开的，理当找他们论理。但你们是曹家的佃户，曹家不能不管。每家我再添十块银元，再给两亩好地，算是曹家的一点心意。”

　　佃户们千恩万谢地走了，曹守业却在一旁撇着嘴：“爹就是心太软，这些穷棒子给点钱就打发了，还白给地，咱家的地是大风刮来的？”

　　“你懂个屁！”曹玉玺瞪了他一眼，“土地是根本，人心更是根本。没了人心，再多的地也守不住。”他看了眼站在旁边的邓文芳，眼神复杂，“文芳，你记住，不管世道怎么变，得把人当人看。”

　　邓文芳低下头，小声说：“是，老爷。”她攥紧了衣袋里的桃木牌，木头的纹路硌着掌心，像在刻下这句话。

　　半个月后，矿洞重新开工了。东久信和亲自监工，每个支撑柱都要亲自敲打检查，每个焊点都要反复查看。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可眼神却比以前亮，像淬了火的钢。

　　睿王爷来看过一次，站在矿洞门口看了会儿，对东久信和说：“信和君这阵子辛苦了，总督办很满意你的效率。”

　　东久信和没回头，手里拿着卷尺量着什么，冷冷地说：“我不是为了总督办，是为了里面的人。”

　　睿王爷的脸色僵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邓文芳躲在远处的梨树后，看见他临走时往矿洞方向啐了一口，眼神阴沉沉的。

　　夏天来了，梨树结了小小的青梨，像挂了满树的翡翠。邓文芳的针线活越做越好，太太让她给曹瑞丰做件新长衫，说秋天要带他去镇上的学堂念书。

　　“念啥学堂？在家跟着东久先生学不好吗？”曹瑞丰嘟囔着，手里摆弄着块新捡的矿石，“先生说这是方解石，能透光。”

　　“先生是日本人，”太太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总跟他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去镇上的学堂学孔孟之道，才是正途。”

　　曹瑞丰没再说话，把方解石往口袋里一塞，跑出去了。邓文芳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点空——要是曹瑞丰去了镇上，就没人陪她听先生讲课了，也没人跟她说矿石里的秘密了。

　　那天下午，东久信和给他们上最后一课。他把那本《天工开物》送给了曹瑞丰，扉页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格物致知”。“这是你们中国的智慧，”他笑着说，“比我的知识有用。”

　　曹瑞丰把书抱在怀里，像抱着块宝贝，眼圈红红的：“先生，我还能来问你问题吗？”

　　“当然，”东久信和摸了摸他的头，又看了看邓文芳，“文芳，你也一样，有不懂的字，随时来找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放大镜，递给邓文芳，“这个给你，看书上的小字方便。”

　　放大镜是黄铜做的，边缘磨得很光滑，对着光一看，能把字放大好几倍。邓文芳捏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像握着块小太阳。

　　课结束时，东久信和忽然说：“我要回日本一趟，处理点私事，过几个月就回来。”

　　曹瑞丰愣住了：“先生要走？”

　　“只是暂时的，”东久信和笑了笑，可那笑容没到眼底，“矿上的事安排好了，等我回来，教你们看新的矿脉图。”

　　邓文芳没说话，把放大镜放进衣袋，和桃木牌放在一起。一个凉，一个温，像此刻的心情。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东久信和的样子，他蹲在地上，问她“想识字吗”，那时的阳光真好，照得他的侧脸暖暖的。

　　东久信和走的那天，曹瑞丰去送了他。邓文芳没去，她站在梨树下，看着远处的马车扬起尘土，一点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曹瑞丰回来时，手里拿着个小布包，说是先生让他转交的。

　　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张日文的彩色图画，画的是日本的樱花和富士山，还有一本薄薄的诗集，封面上画着个穿和服的女子，在月下弹琴。诗集里夹着张字条，东久信和的字迹：“樱花会谢，山会老，唯有知识长新。”

　　邓文芳把图画和诗集藏进炕洞，和之前的书放在一起。她摸着那本诗集，纸页很轻，却像压着千钧的重量。她不知道东久信和什么时候会回来，也不知道他回来时，矿上的烟霞，会不会还是现在的样子。

　　秋天来了，曹瑞丰去了镇上的学堂。他每个周末回来，都会给邓文芳讲学堂里的事，说先生教他们背《论语》，说同学里有个秀才的儿子，总爱炫耀自己认识多少字。

　　“还是东久先生教得好，”他说，“先生会画图，会讲故事，不像学堂的先生，就知道摇头晃脑地念。”

　　邓文芳给他缝补着磨破的袖口，轻声说：“好好学吧，多认点字总是好的。”她心里却盼着东久信和能早点回来，盼着他再讲矿脉的故事，哪怕那些故事里，总带着点挥不去的血味。

　　矿上的机器还在响，日夜不停，像头不知疲倦的巨兽。睿王爷常去矿上，每次回来都满面红光，听管家说，矿上出的金子越来越多了，睿王爷在日本人那里很受器重。

　　有天晚上，邓文芳起夜，看见曹玉玺站在院子里，对着矿上的方向抽烟袋。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脸上的皱纹，像刻满了心事。

　　“爹，天凉了，进屋吧。”邓文芳轻声说。

　　曹玉玺没回头，叹了口气：“文芳，你说这金子，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邓文芳想了想，说：“金子本身没好坏，就看拿它的人做啥用。”

　　曹玉玺愣了愣，随即笑了，烟袋锅在手里转了转：“你这丫头，比瑞丰那小子懂事。”他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记住，以后不管遇到啥，守住本心，比啥都强。”

　　邓文芳点点头，看着曹玉玺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月光照在梨树上，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地落，像下了场金雨。她摸了摸衣袋里的放大镜，镜片反射着月光，亮得像颗星星。

　　她不知道，东久信和这一走，就再也没能按约定回来。矿上的烟霞，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战火染成血色。而她藏在炕洞里的那些书和图画，会在无数个艰难的日子里，成为照亮前路的微光。

　　此刻的邓文芳，只是个站在梨树下的小姑娘，裹着小脚，揣着放大镜和桃木牌，望着远处矿上的灯火，心里盼着先生回来，盼着曹瑞丰能多讲点学堂的事，盼着这动荡的日子，能像这秋天的月光，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

　　可她不知道，命运的矿脉，早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悄然延伸，而她的人生，注定要和那些冰冷的矿石、滚烫的金子，还有说不清的家国恩怨，紧紧缠绕在一起，像她脚上那层永远解不开的红绸。

　　东久信和走后的第三个冬天，公主岭落了场罕见的大雪。雪片像揉碎的棉絮，从早到晚没歇过，把曹家堡的青砖灰瓦盖得严严实实，连院角的石狮子都堆了层厚厚的白绒，看着像头温顺的巨兽。

　　邓文芳踩着雪去给太太请安，棉鞋踩在积雪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谁在暗处数着步子。廊下的冰棱结得有手指长，晶莹剔透的，她抬手碰了碰，冰棱“啪”地断了，寒气顺着指尖钻进骨头缝，激得她打了个哆嗦。

　　“今年的雪比往年大，”太太正坐在暖炉边翻账本，炭火“噼啪”地舔着铜炉壁，“矿上的运金车怕是难走了，刚管家来报，昨天有辆马车陷在山坳里，冻了半宿才拖出来。”

　　邓文芳给太太续了杯热茶，雾气氤氲了她的眉眼：“日本人没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太太放下账本，拿起枚玉簪子比划着，“睿王爷亲自去了趟矿上，听说给那些日本兵送了两箱烧酒，才压下了火气。”她忽然瞥了邓文芳一眼，“你那个东久先生，走了快半年了吧？没个信儿？”

　　邓文芳的手顿了顿，茶盏在托盘上轻轻磕了下：“没……没有。”

　　太太“嗯”了一声，没再追问，只是慢悠悠地说：“男人家的事，说不准。这世道，别说是隔着重洋，就是隔条河，也可能说变就变。”她把玉簪子插回发髻，“瑞丰在镇上的学堂怎么样了？上次先生说他作文写得还行，就是字丑了点。”

　　“瑞丰说先生夸他进步快，”邓文芳顺着话头说，“他还说，等放了年假，要给您背新学的《孟子》。”

　　太太脸上露出点笑意：“这小子，总算没白送他去念书。”

　　从正房出来，邓文芳没直接回偏房，绕到了西跨院。东久信和住过的屋子一直空着，管家说睿王爷想让他的幕僚住进来，被曹玉玺拦了：“那是教书先生的地方，空着就空着。”

　　院门上挂着把铜锁，锁上锈迹斑斑的，像结了层霜。邓文芳透过门缝往里看，樱花树的枝桠光秃秃地戳在雪地里，石桌上积了厚厚的雪，把当年东久信和画过矿图的地方盖得严严实实。她忽然想起那个夏天，东久信和就是在这石桌上，给她和瑞丰讲“地球是圆的”，那时的风里有樱花的香，现在只有雪的寒。

　　“少奶奶，天这么冷，您在这儿站着干啥？”王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手里拎着个食盒，“厨房炖了羊肉汤，我给您端了点，趁热喝。”

　　邓文芳转过身，鼻尖冻得通红：“王妈，你说……先生还会回来吗？”

　　王妈叹了口气，把食盒递给她：“谁知道呢。这兵荒马乱的，日本那边听说也不太平。”她往西跨院里瞥了眼，“别想了，人活着，顾好眼前的日子最要紧。快回去吧，汤要凉了。”

　　羊肉汤炖得很烂，飘着层油花，撒了把葱花，热气腾腾的。邓文芳喝了小半碗，胃里暖和了些，可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她从炕洞里翻出东久信和送的诗集，借着油灯的光翻看。那些日文她大多不认识，可看着书页上的插画，总觉得能闻到樱花的香。

　　忽然，她发现诗集的最后几页被人用铅笔写了些小字，是中文，歪歪扭扭的，像是东久信和的笔迹：“矿洞深百尺，不及人心险。若见樱花放，便是归乡时。”

　　邓文芳的手指抚过那些字，铅笔的划痕有些涩，像是写的时候很用力。归乡时……他是说回日本，还是回曹家堡？她把诗集按在胸口，油灯的光在书页上跳动，像颗不安分的心跳。

　　开春后，镇上的学堂放了年假，曹瑞丰回来了。他黑了瘦了，却长高了不少，说话的声音也变粗了些，带着点少年人的憨气。他给邓文芳带了支新毛笔，笔杆上刻着“学海无涯”四个字。

　　“先生说我字写得不好，让我多练练，”他把毛笔递给邓文芳，又从包袱里掏出个纸包，“这是镇上张记的糖糕，你最爱吃的。”

　　糖糕还带着点余温，甜香混着芝麻的味，邓文芳咬了一口，甜到了心里。“学堂里冷不冷？”她问，“晚上盖的被子够不够厚？”

　　“够厚，”曹瑞丰点头，嘴里塞得满满的，“就是先生太严，背不出书要打手板。我同桌被打过一次，哭了半节课。”他忽然压低声音，“我听学堂的先生说，日本人在南边跟中国人打起来了，说是要‘大东亚共荣’，这到底是啥意思？”

　　邓文芳的心沉了沉，她也听管家们私下议论过，说日本人占了青岛，还逼着袁世凯签了什么条约。“我也不知道，”她摇摇头，“但听我爹说，不是啥好事。”

　　“东久先生也是日本人，”曹瑞丰看着手里的糖糕，“他会不会也……”

　　“先生不一样，”邓文芳打断他，语气很肯定，“先生教我们认字，还救过工人，他是好人。”

　　曹瑞丰没再说话，只是把剩下的糖糕用纸包好，放进邓文芳的针线笸箩里。“等先生回来，我要告诉他，我认识好多字了，还会背《论语》呢。”

　　邓文芳点点头，拿起那支新毛笔，在纸上写“东久信和”四个字。笔锋有些抖，“和”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条望不到头的路。

　　这年夏天，矿上出了件怪事。有天夜里，矿洞突然冒起了黑烟，不是烧火的烟，是带着硫磺味的怪烟，闻着让人头晕。工人们吓得不敢下矿，日本人派了个“专家”来看，说是什么“地火”，过几天就好了。

　　可烟一直没散，反而越来越浓，连镇上的井水都变了味，带着股铁锈气。佃户们慌了，说这是“山神发怒”，在村口摆了香案，杀了头猪祭拜，却一点用也没有。

　　曹玉玺去矿上看了趟，回来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天没出来。管家说，老爷在矿洞外站了很久，回来时鞋上沾着黑灰，咳嗽得厉害。

　　“那烟不对劲，”曹玉玺晚上吃饭时说，声音沙哑，“不是地火，像是有人在里面烧东西。”

　　“烧东西？烧啥？”太太问。

　　“不知道，”曹玉玺摇摇头，“日本人看得紧，不让靠近。我看那烟的颜色，像是烧矿石……他们怕是在搞什么鬼。”

　　邓文芳想起东久信和讲过的“提金法”，说有些矿石需要煅烧才能提出金子，可那烟是白色的，不是这种黑中带黄的怪烟。她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像有只虫子在爬。

　　没过几天，睿王爷带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来了曹家堡。那日本人戴着金丝眼镜，手指细长，说话时总爱用手指推眼镜，看着斯文，眼神却很冷。

　　“这位是石井博士，”睿王爷笑着介绍，“是矿上的化学专家，来给咱们看看井水。”

　　石井博士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从随身的箱子里拿出个小瓶子，接了点井水，滴了几滴药水，水立刻变成了紫红色。他用生硬的中文说：“水里有微量硫化物，不影响饮用，过段时间就会消失。”

　　曹玉玺盯着那紫红色的水，没说话。邓文芳站在太太身后，看见石井博士的箱子里露出个金属管子，闪着银光，不像是装药水的容器。

　　石井博士走后，曹玉玺把管家叫到身边，低声吩咐了几句。管家点点头，匆匆走了。邓文芳猜，老爷怕是要自己查矿上的事。

　　果然，第二天一早，管家就带着两个家丁，假装去山里砍柴，绕到矿洞的后山。傍晚回来时，管家的腿受了伤，一瘸一拐的，脸上满是惊恐。

　　“老爷，矿上根本不是在挖矿，”管家喘着气说，“他们在里面建了个大炉子，烧的不是矿石，是……是些黑色的粉末，烧出来的烟就是那种怪烟。我们被日本人发现了，家丁老李为了掩护我们，被他们抓走了……”

　　曹玉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里的烟袋“啪”地掉在地上。“黑色粉末……难道是……”他没说下去，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造孽啊。”

　　邓文芳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可看曹玉玺的样子，像是天要塌了。她回到偏房，看见王妈正在收拾东西，把几件厚衣服和干粮往包袱里塞。

　　“王妈，你干啥？”

　　“少奶奶，咱得做个准备，”王妈压低声音，“我听管家说，矿上在造那啥……‘毒气’，是杀人的东西！日本人这是要干啥呀！”她的手抖得厉害，“不行，我得把你和八少爷送回乡下躲躲，这曹家堡不能待了！”

　　邓文芳的脑子“嗡”的一声，毒气？杀人的东西？她想起那些在矿上死去的工人，想起那黑中带黄的怪烟，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东久信和知道吗？他要是知道矿上在做这种事，还会回来吗？

　　夜里，邓文芳睡不着，坐在灯下翻那本《天工开物》。书里讲的都是采矿、冶炼的正经手艺，字里行间透着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她忽然觉得，东久信和留下这本书，或许就是想告诉他们，真正的学问是用来造福，不是用来害人的。

　　她拿起那支新毛笔，在纸上写：“先生，快回来吧，这里不对劲了。”写完又觉得可笑，先生在日本，怎么会看见？可她还是把纸叠好，放进诗集里，和那句“归乡时”的字条放在一起。

　　几天后，矿上的怪烟突然停了。日本人说“地火”灭了，矿洞重新开工，工人们却没人敢去，日本人用枪逼着，才勉强凑够了人数。

　　镇上的井水慢慢变清了，可人们心里的恐慌却没散。有户人家举家搬迁，说要去关内投奔亲戚，接着又有几户跟着走了，镇子上一天比一天冷清。

　　曹玉玺把曹瑞丰叫到书房，谈了很久。曹瑞丰出来时，眼睛红红的，看见邓文芳，把她拉到梨树下，说：“我爹让我别去学堂了，说要教我管账，学看地契。”

　　“为啥？”

　　“我爹说，世道要乱了，学那些‘之乎者也’没用，得学会怎么活下去。”曹瑞丰的声音很低，“他还说，东久先生……可能不会回来了。”

　　邓文芳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疼得喘不过气。“为啥？”

　　“我爹说，日本那边也在打仗，先生怕是被征去当兵了。”曹瑞丰低下头，“他还说，日本人跟咱们，早晚要刀兵相见。”

　　刀兵相见……这四个字像块冰，砸在邓文芳的心上。她想起东久信和教她写的“人”字，想起他说“科学没有国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秋天来了，梨树上的青梨熟了，黄澄澄的挂满枝头。邓文芳摘下个最大的，放在东久信和用过的石桌上。她不知道先生能不能看见，只觉得这梨的甜，里带着点说不出的涩。

　　矿上的机器还在响，可听着不再像巨兽，像头受伤的狼，在暗处喘着粗气。睿王爷越来越风光，出门都带着日本兵护卫，见了曹玉玺，也不再客气，总摆出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有天，睿王爷的小儿子来曹家堡玩，看见曹瑞丰放在院里的矿石标本，一脚踢翻了：“这些破石头有啥用？我爹说，以后这天下都是我们的，想要多少金子有多少！”

　　曹瑞丰气得要打他，被睿王爷拦住了：“瑞丰，跟个孩子计较啥？再说，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拍了拍曹瑞丰的肩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爹要是像我这么明白，曹家也能跟着风光。”

　　曹瑞丰甩开他的手，冷冷地说：“我们曹家不要这种风光。”

　　睿王爷的脸色沉了沉，没再说什么，带着儿子走了。邓文芳看着地上碎成渣的矿石，忽然想起东久信和说过的“矿石里有秘密”，或许这秘密，就是人心的贪与恶。

　　入冬后，东久信和终于有了消息。不是他自己回来的，是个日本兵送来的个木盒子，说是东久信和托他转交的。

　　盒子里没有信，只有几样东西：一块打磨光滑的水晶，能映出人影；一本日文的科学书，扉页上写着“赠文芳、瑞丰”；还有一张照片，是东久信和穿着军装的样子，站在艘军舰上，身后是灰蒙蒙的大海，他的表情很严肃，没有了往日的温和。

　　曹瑞丰拿着照片，手指抚过东久信和的脸：“他真的当兵了。”

　　邓文芳拿起那块水晶，对着光看，里面映出自己的影子，小小的，带着点茫然。她忽然明白，东久信和不会回来了，那个教他们认字、讲矿脉故事的先生，已经被这世道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把水晶放进炕洞，和那些书、图画、诗集放在一起。这些来自日本的东西，曾是她的慰藉，现在却像根刺，扎在心里。

　　那年的除夕，曹家堡过得很安静。没有放鞭炮，没有请戏班，只有各房的人凑在一起吃了顿年夜饭。曹玉玺喝了很多酒，醉了之后，抱着曹瑞丰哭：“爹没用啊……护不住你们，护不住这曹家堡……”

　　邓文芳看着窗外的黑，心里空落落的。她想起东久信和说的“樱花会谢，山会老”，原来人也会变，世道也会变，没有什么是长新的。

　　大年初一的早上，邓文芳去给太太请安，路过西跨院，看见管家正在拆樱花树。“老爷说，这树不吉利，”管家叹着气，“留着碍事。”

　　斧头砍在树干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在敲打着谁的心。邓文芳站在那里，看着那棵陪了她四年的樱花树慢慢倒下，枝桠上还挂着没化的雪。

　　她忽然想起那个春天，东久信和刚种下这棵树时说：“等花开了，像云霞一样好看。”

　　可现在，树倒了，花没开，先生也没回来。矿上的烟霞，终究还是被染成了血色。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跟着这乱世，一起往下沉了。

　　邓文芳裹紧了棉袄，转身往回走。脚下的雪被踩得“咯吱”响，像在为那个逝去的春天，为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先生，唱一首挽歌。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要学的，不再是认字、算数，而是怎么在这吃人的世道里，好好活下去——带着那些藏在炕洞里的念想，带着脚上那层永远解不开的红绸，一步一步，往下走。

　　1919年的春风刮过公主岭时，带着股铁锈味。曹家堡后院的梨树抽出新芽，嫩得能掐出水来，可枝头总像压着层灰，怎么也亮堂不起来。邓文芳踩着露水去给太太送早饭，路过西跨院时，看见那棵被砍倒的樱花树桩上，冒出了圈小小的绿芽，像只攥紧的拳头。

　　“少奶奶，快走吧，太太该等急了。”王妈在身后催着，手里拎着个竹篮，里面装着刚蒸好的玉米窝窝头。这两年日子紧了，精细粮食越来越少，连太太的早饭都掺了杂粮。

　　邓文芳嗯了一声，脚步却没动。她盯着那圈绿芽，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下。树都砍了，还能冒出芽来，这人呢？是不是也能在绝境里，长出点盼头？

　　正厅里，曹玉玺坐在太师椅上，对着张地契发呆。那地契是镇上最好的两亩水田，昨天被睿王爷派人“借”走了，说是要给矿上的日本人种蔬菜。

　　“爹，吃点东西吧。”邓文芳把粥碗放在桌上，碗沿磕出个小豁口，是上个月被日本兵砸的，一直没来得及换。

　　曹玉玺没看粥碗，指着地契说：“文芳你看，这田是你爷爷手里置下的，当年用了五十两黄金，现在就换了张破纸条，说是‘暂借’，这跟抢有啥区别？”他的手指在“暂借”两个字上戳着，纸都被戳破了。

　　“老爷消消气，”太太劝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现在跟他们硬拼，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我知道，”曹玉玺叹了口气，拿起窝窝头咬了口，干得剌嗓子，“可我这心里堵得慌。想当年，曹家在公主岭也是说一不二的主，现在呢？连自家的地都保不住，我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邓文芳没说话，给曹玉玺倒了碗热水。她想起东久信和送的那本科学书，里面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可现在，日本人的力太大，他们的力太弱，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饭后，曹瑞丰要去矿上给日本人送账本——这是睿王爷“安排”的，说是让他“学习管理”，实则是当人质。邓文芳给他整理着衣襟，把块刚做好的护心符塞进他怀里，是用桃木做的，王妈说能挡灾。

　　“小心点，”她低声说，“别跟日本人顶嘴。”

　　“我知道，”曹瑞丰点点头，眼神却带着股倔劲，“他们要是敢欺负人，我……”

　　“别冲动，”邓文芳拉住他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活着回来比啥都强。”

　　曹瑞丰走后，邓文芳去了趟镇上。张掌柜的铺子关了半扇门，货架上空空荡荡的，只有角落里堆着些粗布。“日本人征了我三船货，说是‘军用’，一分钱没给，”张掌柜叹着气，“这日子没法过了。”

　　邓文芳想买些针线，却发现钱袋里的铜板只够买半捆线。她攥着钱袋，心里发酸——这两年，曹家的进项越来越少，矿上的分红被睿王爷扣了大半，田地里的收成又被日本人征了去，连丫鬟都遣散了一半。

　　“少奶奶，要不我送你点？”张掌柜拿起针线。

　　“不用，”邓文芳摇摇头，“够了。”她只要了半捆黑线，想着能缝补衣服就行。

　　往回走的路上，看见几个日本兵在抢老百姓的菜摊。摊主是个老婆婆，抱着个萝卜哭，日本兵一脚把菜摊踹翻了，萝卜滚了一地，沾着泥，像群逃难的孩子。

　　邓文芳赶紧低下头，贴着墙根走，心怦怦直跳。她的小脚在石板路上崴了下，疼得钻心，可不敢停，怕被日本兵看见。走到巷口时，听见老婆婆哭着喊：“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攥着那半捆线，指节都捏白了。原来这世道，苦的不止他们一家。

　　下午，曹瑞丰回来了，脸上带着伤，嘴角破了，渗着血。“他们打你了？”邓文芳赶紧拿出药粉，给他涂在伤口上。

　　“没事，”曹瑞丰龇着牙，“我看见他们抢王大叔的粮食，说了句‘不该抢老百姓的东西’，就被他们推了一把，磕在石头上了。”他从怀里掏出个纸包，“这是我偷偷给你留的，张婶做的糖糕。”

　　糖糕有点碎了，却还带着甜味。邓文芳咬了口，甜到了嗓子眼，眼泪却掉了下来。“以后别管闲事了，”她说，“咱们顾好自己就行。”

　　“可我看不下去，”曹瑞丰攥着拳头，“他们凭啥欺负人？就因为有枪？”

　　邓文芳没说话，把剩下的糖糕包好，放进他的口袋。她知道，瑞丰长大了，有了自己的骨气，可这骨气，在枪杆子面前，太脆了。

　　这天晚上，矿上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是喊杀声。曹玉玺立刻让家丁把大门关紧，插上门闩，全家人都聚在正厅里，谁也不敢说话，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发抖。

　　“是……是游击队？”太太的声音发颤。

　　“不像，”曹玉玺听着外面的动静，“枪声太乱，像是内讧。”

　　果然，没过多久，外面就安静了。第二天一早，管家从外面回来，脸色惨白：“老爷，矿上死人了！是日本人自己打起来了，说是分金子不均，打死了三个，还有两个被扔到后山喂狼了！”

　　邓文芳心里一寒，想起那些亮晶晶的金子，原来能让人变成狼。她忽然很想念东久信和，那个会因为工人受伤而鞠躬的先生，他要是在，会不会不一样？

　　没过几天，睿王爷带着个新的日本军官来曹家堡。那军官叫佐藤，脸上有道刀疤，眼神像鹰隼，看着让人发怵。“曹老爷，”佐藤的中文比东久信和差远了，带着股生硬的狠劲，“矿上缺人手，你家的家丁，要征调一半。”

　　“这……”曹玉玺犹豫了，“他们都是庄稼人，不懂开矿啊。”

　　“不用懂，”佐藤冷笑一声，“会扛石头就行。”

　　睿王爷在一旁帮腔：“曹老爷，这可是佐藤太君看得起你，别不识抬举。”

　　曹玉玺没辙，只能点头答应。看着家丁们被日本兵带走，一个个低着头，像群待宰的羔羊，邓文芳的心像被揪着疼。她想起王妈的儿子也在里面，王妈昨晚还给他缝了双新鞋，说“下矿别冻着脚”。

　　家丁被征走后，曹家堡更冷清了。王妈整天以泪洗面，却不敢在曹玉玺面前哭，怕给老爷添堵。邓文芳就陪她坐着，听她念叨儿子小时候的事，说他三岁就能帮着喂猪，五岁就能背柴火。

　　“少奶奶，你说我儿子能活着回来不？”王妈抓着邓文芳的手，像抓着根救命稻草。

　　“能，”邓文芳肯定地说，“他那么能干，一定能。”可她心里没底，矿上的死人堆里，谁还管你能不能干。

　　七月的一个傍晚，突然下起了暴雨。雷声轰隆隆的，像矿上的机器在响。邓文芳正在给曹瑞丰补衣服，听见外面有人喊“王妈的儿子回来了”，赶紧跑出去看。

　　王妈的儿子被两个家丁抬着回来，浑身是泥，身上有个大窟窿，血把泥都染红了。王妈扑上去，刚碰到儿子的手，就晕了过去。

　　“他……他在矿上反抗日本人，被佐藤一枪打死了。”家丁哽咽着说，“我们偷偷把他运回来的，不敢让日本人知道。”

　　曹玉玺站在雨里，任凭雨水浇透全身，没说一句话。过了很久，他才哑着嗓子说：“找口好棺材，厚葬。”

　　那晚，王妈醒了，没哭，只是坐在儿子的尸体旁，给他梳头，给他擦脸，像他小时候那样。邓文芳陪着她，一夜没合眼。天快亮时，王妈突然说：“少奶奶，我要走了。”

　　“去哪？”

　　“去山里找游击队，”王妈的眼神很亮，像淬了火，“我儿子死了，我得替他报仇。日本人欠我们的，总得还！”

　　邓文芳没劝她，只是给她包了些干粮和伤药。她知道，王妈的心已经死了，只剩下报仇的念想。看着王妈消失在雨幕里的背影，单薄却挺得笔直，邓文芳忽然觉得，自己心里也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发芽。

　　王妈走后，曹家堡更像座空宅了。曹瑞丰不再去矿上送账本，说是“宁死也不伺候日本人”，曹玉玺没骂他，只是叹了口气，说“随你吧”。

　　八月里，镇上贴出告示，说要“征集青年参军”，其实就是抓壮丁。曹瑞丰怕被抓走，躲进了后山的山洞里，邓文芳每天偷偷给他送吃的。

　　山洞很潮湿，石壁上渗着水，曹瑞丰就着松明火看书，是东久信和送的那本《天工开物》。“文芳，你说这些手艺，要是能用在正地方，该多好，”他指着书上的织布图，“不用被日本人逼着，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想吃啥种啥，多好。”

　　“会有那么一天的，”邓文芳给他擦着脸上的烟灰，“等把日本人赶跑了。”

　　“能赶跑吗？”曹瑞丰看着洞外的天，灰蒙蒙的，“他们有枪，有炮。”

　　“能，”邓文芳想起王妈的背影，“只要还有人敢反抗，就一定能。”

　　送完吃的往回走，路过矿上时，看见佐藤带着日本兵在杀人。被绑着的是个年轻人，邓文芳认得，是张掌柜的儿子，上个月还帮她修过窗户。佐藤举着刀，笑着说“看看谁还敢不听话”，然后一刀下去，血溅了一地。

　　邓文芳吓得捂住嘴，不敢出声，躲在树后面，浑身发抖。她看见张掌柜疯了似的冲过去，被日本兵一脚踹倒，老泪纵横地喊“我的儿啊”。

　　那天晚上，邓文芳做了个噩梦，梦见满地的血，佐藤的刀上滴着血，冲她笑。她惊醒时，浑身是汗，摸着胸口的桃木牌，冰凉冰凉的。

　　她从炕洞里翻出东久信和的诗集，借着月光翻看。忽然发现，在“归乡时”那页的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个很小的“不”字，像是东久信和的笔迹，又像是后来谁添上去的。

　　不……不归乡了？还是不该归乡？邓文芳看不懂，只觉得心里更乱了。

　　九月的一个早上，曹玉玺突然把邓文芳和曹瑞丰叫到书房。他打开一个上锁的柜子，里面是一箱子银元，还有些金条。“这些是曹家最后的家底，”曹玉玺说，“你们拿着，走吧。”

　　“走？去哪？”曹瑞丰愣住了。

　　“往南走，”曹玉玺看着他们，眼神很亮，“去关内，那里有中国人的军队，有能让你们活下去的地方。我老了，走不动了，守着这曹家堡，给你们挡一阵子。”

　　“爹，我们不走！”曹瑞丰哭了，“要走一起走！”

　　“傻孩子，”曹玉玺摸了摸他的头，“我走了，日本人会立刻追你们。我在，他们还会顾忌几分。记住，别想着报仇，先活下去，活得好好的，看着日本人被赶跑，看着咱们中国人能抬起头走路，就算对得起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