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红尘》六叶草

23、青葱岁月

　　那年暑假，虽说单位接收了我的派遣证，但却没有明确告知何日才能上班，只说还要等。谁也不知到底要等多久，我便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去玩，正好听说附近有家中外合资的公司正在招工，颇觉新奇，便吵着哥哥帮我报了名。
　　公司就在离繁华的街道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报到的那天，是哥哥送我去的，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哥哥在前，我在后，穿梭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我双眼不离地紧盯着哥哥的背影，唯恐一眨眼哥哥就不见了。
　　骑了没多久，哥哥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门前停了下来，我也跟着下了自行车。哥哥转身跟我说到了，并让我一个人进去。
　　我放慢了脚步，有些胆怯似的，一边推着自行车往里走，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高大的门柱上镶嵌着灰白色的大理石，两扇崭新的大铁门敞开着，两边还各有一扇小铁门，是关着的。
　　有人在陆续地往里走，整个厂区像是一个放大的“几”字形。迎面是两排长长的用泥石砌成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四季青。花坛中间的水泥地面的尽头，是一排平房，进去的人都聚在门前，我停好自行车，也朝那里走去。
　　几个大嫂模样的人，围在一起说笑着，嗓门颇为洪亮，还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旁边还有一大群天真朴实的少女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也是说说笑笑，一脸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些即将成为同事的姐妹，我凭空对她们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一个身材很矮的青年人，手上拿着一叠纸从平房里走出来，往里指着说：“大家都站到里面去，我要开始点名了，来的人说声‘到’就行了。”
　　我随着人群走到里面，意外地看见几个男孩坐在椅子上，我还以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呢。
　　那青年人说完开始点名，那情景很像是坐在教室里，新来的老师在认识他的学生。名字点完了，青年人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是厂规，每人一份，大家回去后，要把它们都背下来，明天上班后要检查的。”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传开，还望着那几个大嫂笑着说，“你们这些老厂的嫂子也一样，这次请了福州的人来管理，听说是很严历的，那就不比从前了。”
　　嫂子们听了，纷纷议论起来。青年人又和她们说笑了几句，见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厂规，便说：“大家可以回去了，明天八点钟上班。”
　　第二天，所有的人集合在厂房的三楼，车间很宽敞明亮，我和光明坐在一起，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有一对令人羡慕不已的，乌乌黑黑的长辫子。
　　检查厂规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说一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听说是韩先生。他拿着一张厂规，抽其中的几条让我们用普通话背出来。一个接一个，回答对的可以下班，回答不出来的重头再来，听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话，我们在旁边暗自偷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光明都是坐在一起，分车间时，我们也分在了同一个车间，仍是坐在一起。管理我们车间的是一个女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她黄小姐。
　　黄小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为人极是和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十分温柔，一口普通话比那个男青年好听得多。她负责为我们讲解基本的操作知识。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年轻人接替了韩先生和黄小姐，管理我们的是林风。
　　林风的身材很高，油黑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嗓音粗哑。他人高腿长，微微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总是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再加上腿还没动，上身已先行半步的姿态，使人看了总是想笑。
　　林风的管理相较起来更令人“寒心”。厂规里有一条：不许车间里有串岗和说笑的行为。我们这群年少好动的员工，当林风在车间里，每个人看上去还都是规规距距的样子，他一走，立马就有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不甘寂寞的小鸟，还相互走动。
　　坐在最前排的员工顺带放哨，要是看见林风快要进来时，赶快咳嗽一声，串岗的人一遛烟地就回到了原位上，吵闹的车间，一眨眼就哑雀无声。
　　也有措手不及被林风发现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扯着嗓子一连声地喊道：“集合集合，赶快赶快，站成三排，赶快。”喊叫声就像发怒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等我们站好了，他就唏哩哗啦地训斥起来，和韩先生同样的普通话更是令人难懂。
　　有一次，他说我们是一群分子，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听懂。过了几天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分子”而是疯子。
　　更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次全车间的人在太阳底下罚站。有个同事实在是支撑不住，要不是被身边的人手疾眼快地扶住，早就趴在了地上，有些人愤愤不平，带头回了车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林风来后不久，接替了全厂的管理，成效还是有的，但随着权力的上升，精采纷呈的事情也接踵而来。他把全体的员工集合在厂区里，各各车间站在一起，整齐地站成一排排，进行些立正、稍息、左右转、原地踏步等等的训练。
　　有些姿势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同，有人戏称为“国民党的式样”。那场面也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趴在铁门前，如同观看动物园里的猴把戏，乐不可支。训练完了，还要进行分组表演，看谁做得最好。最为热闹的要算是跑步了，围着厂区跑几圈。据说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体能。
　　我们车间的人最多，一个接一个的像一条长龙。厂区前面是一所高校，一栋男生宿舍正对着我们。每当我们跑步，宿舍的窗口就伸出许多的脑袋瓜，一起喊着：“一、一二一，一、一二一。”就像有人出钱顾了他们，喊得甚为卖力。
　　下班时，员工还要排队走出厂区，像放学的小学生，一个挨着一个，生怕走丢了，这时“一、一二一”的喊声又会再次响起。
　　春风得意的林风把女朋友－－雪云也带了来，管理我们车间。雪云长得倒是文静秀美，但她和林风像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不许我们说话，还不许我们笑，违规者，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还要扫厕所，拖地板。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想金榜题芳名，受罚者也就寥寥无几。
　　雪云无所事事，时常双手抱在胸前，伴着高跟鞋尖利的吧嗒吧嗒声，一副女王巡视的神态，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根被风吹佛的杨柳。
　　好景不长，林风带着雪云走了，接替他们的是原老厂的一位女厂长，真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只是过了不久，领导又换了，但一切还是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厂里的食堂被二胡承包了下来。
　　二胡大概是姓胡，排行老二，如是就喊他二胡。他倒像是一把只见拉，但不见响的二胡。他对前去吃饭的员工总是满脸的笑迎，好像欠了我们每个人的钱，生怕我们会跟他讨要似的，一脸的讨好像，但来食堂吃饭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有一回，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吃饭，不知是碗什么汤，只见几丝蛋花在上面飘着，一个同事拿着筷子在汤里晃了两晃，然后一本正经地冲着二胡，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你得买张网。”
　　二胡不解，陪着笑脸望着我们，同事用筷子敲了敲那汤碗，补充了一句：“要是没有网，这怎么吃得着？”一语落地，我们哄地一笑。
　　食堂旁边有两间低矮的房子，是眼镜和女朋友住的。听说眼镜是在新疆长大的，不但说普通话，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大家因而都叫他眼镜，真名倒不记得了。
　　眼镜长得很瘦，对穿着又极不讲究，因而上衣跟裤腰就时常像捆稻草似的，胡乱地捆在腰上，又像没长屁股，走起路来，裤子只管飘来荡去，颇像古人在风中踱步。
　　眼镜的女朋友也些近视，但一般不戴眼镜，有时一不小心拿错了东西或是做错了什么，哪怕是针眼大的事，眼镜也会皱着眉头，没完没了地用指着，说：“你看，你看……你真是……”那喋喋不休的样子，很像古装戏里勾心斗角的姨娘们。
　　我们所在的车间，还有一个长得矮矮胖胖的大嫂，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走路微带“八”字，而且每走一步，脚后跟像是使劲往上一提似的，给人一种一走一闪的感觉。说话的声音也与不同，像是从破琴里出的，还说得又急又快，生怕被人抢去。又特别喜欢对人评头论足，我们就笑她是宋世雄的徒弟。
　　与我们同一车间的小燕，也是长得矮矮胖胖，但活泼大方，颇有人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江边放风筝，放累了，就坐在草地上，只有她一个人乐些不疲地仍牵着风筝。
　　江边有艘小货轮哄哄地开了过来，船边站在两个年轻人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指着江边，笑着对小燕说：“有人在看你。”
　　小燕掉头一望，张口就大声喊道：“嘿，哥们，我在这呢。”边喊还边挥着一只手，唯恐别人看不见，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人说小燕还会看手相，我们闲着无事，就拉着她不放。她被缠不过，也就男左女右地拿起我们的手，像模像样地说东道西。
　　我向来不信这一套，但有时跟着凑热闹，也把手放到她面前。但她最后说了什么，我一句也不记得。只记得她说她父亲爱钻研这些，所以家里也有那么一两本这方面的书，她偶尔也看看。
　　我就笑她，将来我们都下岗了，只有她一个人不愁没饭吃，只要带上一个小板凳，往街角一坐，准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后来，我接到单位通知，可以去上班，也就离开了公司。再后来，当年的那群黄毛丫头，也就各奔东西，除了跟光明见过几次之外，其他的很少见到了。